哲学背景
心理学知识的系统性进步，首先从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的前苏格拉底时代（pre-Socratic）的哲学家开始。大约公元前585年，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公元前564）和他的追随者第一个意识到大脑在心理体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情绪会给胸腔和胃部带来生理感觉，而不是头部。特别是，他们知道如果没有某些形式的内部表征，眼睛与耳朵仅凭自身是无法视、听的。他们对这些内部表征在大脑中正确地进行了定位。除此以外，他们第一个提出理论解释这一事实：人与人的差异不仅在于外表，还在于气质（temperament），或心理学家后来所称的人格。在中世纪广为接受的四种气质类型说，不确定是否由希腊医生、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所提出。它将人划分成多血质（乐观的）、抑郁质（抑郁的）、胆汁质（易怒的）与黏液质（漠然的）四类。其依据是体内的四种体液之间的平衡状态，分别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与黏液。文艺复兴时期，生物知识的进步破坏了这个理论的生理学基础，但是类型学的观点继续存在于现代人格心理学的理论中。前苏格拉底时期在心理学历史中的重要性不是他们给出了解答，而在于他们首先想要提出问题。
从现在有优势的观点来看，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心理学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们接纳了什么，而是排除了什么，特别是缺乏关于个体的灵魂或心灵的概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理解没有生命的物体与生物之间的差别，而且用灵魂的概念解释这种差别。但是他们相信灵魂遍布于所有生物中。约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的论文集《论灵魂》（De Anima）第一个普及了个体灵魂的观点。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教科书。亚里士多德相信每一个生物活体都拥有灵魂，灵魂赋予生命。而且活体与灵魂之间不能够孤立存在。亚里士多德按照价值的等级将个体灵魂进行了分类：植物的营养灵魂与生殖灵魂；动物的感觉灵魂，在书中他列举了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以及人类的理性灵魂。
在从公元前400年至1450年的上千年时间里，欧洲的学术生活由基督教的神学所统治。在中世纪的思想中，个体灵魂学说占重要的中心地位。但是高于一切的宗教教条却要求人类服从上帝不可动摇的意志。同时教会阻碍对行为与心理体验进行客观调查。大约在中世纪初期，一些具有独立头脑的思想家继续思索着心理问题。例如，北非的希波城主教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极有兴趣地分析了自己的意识流，以及儿童心理的发展过程。并且他先于弗洛伊德（1856—1939）提出口误可能揭示了内在冲突，以及贪婪是由性压抑造成的，这些不同寻常的理论。自从公元前476年罗马帝国覆灭后，整个黑暗时代（Dark Age）的心理学思想事实上停止了，因为谨慎的人们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灵魂而不是研究它。
中世纪后期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他在心理学史上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身心关系的理论。他是第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明确区分了心理体验与生理过程。前者包括思想、情感、感觉与情绪；后者包括身体的内在活动与外在行为。他把人的身体看做按照一般物理规律运转的机器。笛卡尔把心理体验放在独立的范畴上，将其解释为灵魂的活动。根据他的观点，灵魂是没有物质实体的，是无形的。因为它不像物体那样占用空间，因此不受物理规律的限制。换言之，笛尔卡开创了“机器里的灵魂”的观念。
自古典时代（classical times）始，哲学家就在思索心理体验的场所。思想、情感、感觉、情绪以及梦等心理体验是在哪里发生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赞成是在大脑。后来，更有影响力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认为欲望在肝脏，勇气在心脏，只有推理在大脑。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偏离得更远，他宣称心脏是所有心理体验的场所。但是这产生了一个困扰。在笛卡尔看来，心灵与身体以某种方式设法互相影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它们必然在某个地方相互影响。一个心理体验，比如进食的需要可以产生生理影响，比如流口水或手朝着一碗水果移动。反过来，生理活动比如有东西砸在脚上会导致心理体验，如疼痛。心理与生理活动显然相互影响着，这似乎暗示着它们在身体里必然有一个交汇点。
笛卡尔知道感觉器官收集到的所有信息都被传至大脑，因此他把心—身交互作用点（seat of soul-body interaction）的搜索范围缩小至大脑，最终认定脑部的松果体就是交互作用的器官。松果体，一个豌豆大小的结构，形状像一个微型的松果，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似乎使之成为显然的选择。第一，它在头部的中心，附着在大脑的基部。第二，笛卡尔相信只有人类才拥有理性灵魂，有证据说明人类是唯一有幸拥有松果体的生物，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松果体在大脑的主要结构中唯一没有分成两半。当双眼看到的图像被心灵知觉后，被混合成一个画面。在笛卡尔看来，松果体似乎是大脑中唯一能够完成整合功能的地方。如果心—身交互作用点在大脑的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将要永远忍受复视（double vision）的困扰。因为上述原因，松果体是最自然的选择。松果体的精确运作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对此笛卡尔的回答很不明确。他认为松果体就像个阀门，控制着穿过身体的“至关重要的灵魂”流，而正是这些至关重要的灵魂以某种方式使身与心相互影响。
在随后的一代哲学家，甚至是在他的同时代者看来，笛卡尔的理论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心理体验与生理过程似乎分属于不同领域。心理体验（悲痛）会伴随着生理过程，比如流泪。但悲痛似乎属于与任何物质全然不同的领域。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心理过程如何能影响生理过程，反之亦然？说得明白点，思想如何使肌肉运动？棍棒和石头又如何能挫伤心灵？这是从17世纪就开始困扰哲学家们的心—身问题（mind-body problem）的核心所在。解决此问题的不同尝试对早期心理学的影响意义深远。
笛卡尔认可心—身确实相互影响的常识性观点，这一观点现在被称作交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m）。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试图跳过心—身问题，声称只有客观事物才是存在的，心理体验仅仅是神经与大脑“运动中的物质”（matter in motion）。笛卡尔常识一样的交互作用论没有解决问题。事实上值得讨论的是，直到普利茅斯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1596—1662）给他解释之前，笛卡尔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证据说明他理解了心—身问题。伊丽莎白公主是英格兰一世、苏格兰四世詹姆斯国王的女儿。为了正确看待笛卡尔的贡献，故事值得讲述。
1643年，伊丽莎白公主给笛卡尔写了封信。她读了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 on First Philosophy），立即抓住了心—身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信中，伊丽莎白公主简单、清楚地总结了心—身问题，并请笛卡尔解答。笛卡尔在回信中首先承认自己的书中并未解决心—身问题，同时根据重力（牛顿阐明之前，重力在当时是个非常时髦与困难的科学概念）提供了一个胡乱编排的、无法理解的解释。伊丽莎白公主拒绝被如此容易地搪塞。“我无法理解”，她写了第二封信，“按照所说的重力的观点，无形的灵魂怎样移动躯体……为什么灵魂同样受躯体支配，当它……与躯体没有任何共有之处。”笛卡尔在回复中承认他对心—身交互作用的理解“只是模糊的”，并评论说“那些从不进行哲学探讨，仅仅使用感觉的人，对灵魂移动身体，身体作用于灵魂的观点毫不怀疑”。他表达了对殿下智商的“真诚的钦佩”，承认自己的重力解释是“无说服力的”，最后以要人领情的姿态警告她作为总结：尽管偶尔思索哲学问题很好，“经常占用智力沉思这些问题是非常有害的”。根据这些往来的信件，我想历史学家应该考虑授予伊丽莎白公主发现心—身问题的荣誉，而不是传统上归于“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
笛卡尔之后的18世纪，常被称作理性时期（Age of Reason），这是一个对思想世界充满批评与理性的时代。18世纪的理智乐观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物理学领域由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开普勒（Kepler，1571—1630）以及最终由牛顿（Newton，1642—1727）成功攻克了难题的结果。但是，说也奇怪，这是心理学历史中最贫瘠的时代。要理解为什么精神哲学受到忽视而自然哲学却前所未有地茁壮成长，我们就必须试着想象牛顿的力学理论的非凡影响。
17世纪末，牛顿提出了他的理论。它曾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整个科学史中最大胆的，也是最成功的理论。理论只有四个假设，简单到孩子都能理解，不仅能够解释苹果掉落在人的脑袋上，还能解释潮涨潮落，以及太阳系中行星、月球与彗星的奇特运动。这些物体的运动都可以用牛顿理论以相当精确的程度预测，简直是难以置信。但是1859年，宇航员发现水星偏离预期轨道43秒，或说大约每一百年偏离百分之一度。说明牛顿的理论确实过于简化。1916年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提出广义相对论理论，解决了这个缺陷。
牛顿力学创造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功使自然科学在不久以后几乎能解释所有的事。在18世纪的时候，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认为，用运动物质的观点全面了解宇宙是触手可及的事。科学现有的知识如此强大，以至于剩下的科学任务似乎仅仅只是到处填充缺失的细节这样简单的事情。力学定律被认为能够解决所有剩下的科学问题。
在法国，也是笛卡尔影响最强的地方，与时代精神不一致的是，开始研究探寻解决心—身问题的办法，引导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开始倾向于唯物主义。跨过英吉利海峡，法国的知识分子也充分感受到了牛顿的成就。特别是当伏尔泰（Voltaire，1694—1788）从流放的英格兰返回法国后，写下了对牛顿热情洋溢的评论。一种带有强烈物理色彩的、新的解决办法开始在法国流行。新的观点可以用“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来总结，这也是1784年拉美特利（La Mettrie，1709—1751）出版的书名。
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使是拉美特利，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激进的，也不再倡导现实世界仅由物质组成，心理体验是不存在的。启蒙思想家代之以一种淡化的唯物主义的版本，后来称作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根据此学说，心理体验是真实的，但只是一类特定生理过程，也就是大脑活动的微不足道的副产品，或称副现象。换言之，心理体验真实而不重要，就像工厂里冒出的烟一样。理论的潜在含义是，生理过程导致心理体验，但心理体验不能影响生理，因为它只是副现象。法国唯物主义者用单向心—身交互作用论取代了笛卡尔的双向交互作用论。认为重物砸在脚上会造成疼痛的心理体验，但是一个想法或念头无法使肌肉运动。
启蒙时代的副现象论对精神哲学的发展起到了破坏性的影响。严肃的思想家们开始把精神哲学看做不重要、令人无趣的事情。如果思想和感情仅仅只是副现象，而且如果仅凭自身无法有任何影响作用，那么它们似乎根本不值得研究。如果必须要研究，唯一有效的途径是研究神经系统的机制，特别是大脑这个产生心理体验的地方。在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这种偏见先在法国站稳了脚跟，后来遍及全欧洲。部分原因在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力，另外心理学的确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正是在副现象论对心—身关系的观点衰落后，心理学才步出休眠期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因副现象论的流行，及其导致了忽视心理问题的结果而大受指责，但在其他研究领域，他们的确有着令人鼓舞的影响，对后来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生物学的研究，特别是专心致力于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在法国唯物主义的风气下得以蓬勃发展。法国与英国的实验室中涌现出许多重要的，关于感觉器官、神经系统以及大脑的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也有重要发现，后来对心理学也有影响。18世纪70年代期间，维也纳内科医师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rmer，1734—1815）向法国科学界介绍了他关于“动物磁力”（animal magnetism）的研究。他声称这是在人类体内发现的一种类似于普通磁力的物质，可以引导、储存，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各种症状的患者围坐在装满水、铁屑与玻璃的木盆旁，从木盆盖子上伸出的金属棒连在使患者痛苦的部位，而梅斯梅尔则在他们中间走动，时不时用一根长金属棍碰触他们。作为动物磁力的效果，患者常常陷入抽搐中。一些人宣称在几个疗程之后，他们痊愈了。尽管梅斯梅尔从未真正催眠任何人，但他的实践为后来的催眠研究奠定了基础。
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后果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精神错乱（insanity）。从中世纪开始，精神错乱被看做精神着魔的表现。不幸的受害者或被处死，或锁在监狱里，抑或被拷打，以驱除身体内的邪恶灵魂，拯救他们的灵魂。唯物主义思想家把精神错乱解释为一种疾病，推测是由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疾病造成的，需要医学治疗而不是精神上的处理。这种全新的观点导致法国精神病医师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在1793年，释放了巴黎精神病院地牢里的患者。从此巫术在欧洲几乎中止。
19世纪早期，副现象学说逐渐丧失了吸引力。主要原因是它不能吸收那个时代被发现的某些事实。特别是大脑的研究似乎不能解释心理体验；催眠术被证明是没有生理基础的；以及心理障碍不是由大脑或神经系统的生理疾病造成的。
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大脑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科学与伪科学的一种怪异混合体，叫做颅相学（phrenology）。创始人德国生理学家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相信，每一种心理能力都能在大脑中找到特定的位置。最发达的心理能力应当伴随着大脑的扩大。在大脑的37个关键区域中，可见到头骨有对应的隆起部分。加尔和他的弟子斯普尔茨海姆（Johann Kaspar Spurzheim，1809—1872）通过调查监狱囚犯和精神病院患者的头骨试图证明他的理论。例如，他们报道说，扒手的头骨在与获取能力相联系的区域上有明显的隆起。加尔死后，一个追随者研究了他的头骨。这位追随者说：“……加尔身上与执著、好斗性与破坏性等特征有关的器官发展得非常好。加尔的‘隐匿性’器官也相当的大，但他从未使用。”加尔因此搬起了颅相学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他的理论继续在英国与美国大范围流行着。特别是英国，同时涌现出至少29个颅相学学会。然而法国生物学与医学专家从一开始就怀疑颅相学，并且逐渐积攒了科学证据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颅相学走向衰败，使副现象论非常困窘的是，没有发现脑解剖学与心理能力之间存在关系。
副现象论受到的第二波冲击是动物磁力学走向衰败。1784年法国国王指派了两个调查团，调查梅斯梅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工作。成员包括天文学家巴伊（Bailly），化学家拉瓦锡（Lavoisier），物理学家吉约坦（Guillotin，后来一种臭名昭著的处决方法——断头台便以此命名），以及后来成为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发明家弗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调查团成员进行了许多实验，得出结论动物磁力根本不存在。催眠引导法的效果是碰触、想象与模仿的结果。由于名声彻底败坏，梅斯梅尔后来离开法国，无声地消失了。对催眠的研究虽然继续着，但作为其基础的动物磁力理论逐渐被摒弃。直到19世纪初，人们才开始明白催眠纯粹是种生理过程，而不是某种神秘物质的副现象。根据副现象论的学说，心理过程能对身体产生重要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证据是显见的：例如，19世纪早期，英国外科医生埃斯代尔（James Esdaile，1808—1859）在印度用催眠麻醉法差不多完成了上百例大手术。
副现象论面临的第三个严重问题是，心理疾病不能追溯到生理原因的发现。最令人瞩目的例子是歇斯底里症（hysteria），该症没有任何显见的器质性病变，患者发病后会盲视、听不清、瘫痪或是丧失感觉。随着神经系统知识的积累，人们逐渐明白至少在某些案例中，可以排除生理的原因。典型的例子是手套式麻木（glove anaesthesia），特征是手部的感觉或感受消失，而麻木区域在手腕部突然中止。根据感觉神经的分布，症状不可能由神经学的原因引起，因为供应手部的感觉神经同时供应小臂。但却经常有关于手套式麻木的案例报道。歇斯底里症与其他心理疾病逐渐以一种与对待催眠类似的方式来审视：本质上是心理的起因，但有身体上的影响。这种解释很难与副现象论相协调。心—身关系的问题因此而猛烈地倒退了。
大约在同时，心灵可以影响物质的常识性观点遇到了新的难题，难题是随着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发现而提出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常被称作能量守恒定律，由德国物理学家迈尔（Julius Mayer，1814—1878）所发现。迈尔试图将其发表在物理学最重要的刊物《物理学年刊》（Annalen der Physic）上。但遭到编辑拒稿，后发表在一本无名的化学杂志上。结果，最终刊出后被物理学家们所忽视。深受打击后，迈尔的心理崩溃了，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期间，英国的汤姆森（William Thomson，1824—1907）独立地重新发现这一定律。汤姆森后来成为一等男爵。他在1851年把定律介绍给皇家上流社会，并获得了发现者的荣誉。
热力学第一定律断言，当一个系统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能量变成不同的形态但总能量保持不变，或说是守恒的。热能、化学反应能、电能、磁能都可以转换成机械能。但是能量不能凭空产生，世界上每一个物质的运动或变化都包含着能量的转移。所有的体力劳动都会消耗一种形式的能量，同时产生等量的其他形式的能量。例如，摩擦手掌会消耗食品能量，并产生机械能与热能。关键点在于，宇宙中的总能量是恒定的。第一定律的发现导致这样的结论：身体的生理运动，如走路、写作或是摩擦手掌不可能是由诸如思想、欲望这样的心理过程造成的。因为心理过程不属于热能、化学反应能、电能与磁能等物质领域。假如不违背第一定律，身体的运动是不可能来自于非物质的能量源。
副现象论的衰败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发现迫使19世纪的哲学家们寻求新的途径解决心—身问题。一种解决办法变得流行起来，被称为心—身平行论（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这种观点由德国哲学家与数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在19世纪早期提出。但是莱布尼兹走在了他所处时代的前面，他的观点直到19世纪中叶，当更易被学术氛围接纳的时候才被理解。
心—身平行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解释得相当简单。心理体验伴随着某种特定的生理事件，有时可能表现为相互影响或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此理论，这一解释是一种错觉，事实上两个领域是独立运作的。生理过程伴随着心理体验，但生理过程既不是心理体验的原因，也不是结果。一个想法不能移动肌肉，尽管想法与移动同时发生；针刺不会导致与之相伴的疼痛的感觉。根据平行论的学说，心—身的交互作用是一种错觉。类似于两个钟表的错觉：如果两个钟并排放着，指针的运动似乎有某种因果关系，甚至看起来有实质联系，但是每个钟的运动当然是独立的。暗示着心灵与身体也不是相互作用的，在心理体验与特定生理过程之间只是存在着平行关系罢了。
与先前的其他解决方法相比，心—身平行论与19世纪下半叶的科学知识更协调。没有违背热力学第一定律，它解释了心理体验如何看上去导致了生理事件，反之亦然。一旦心—身平行论变得流行，学术氛围也将有利于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心理体验不再被降格成脑活动的微不足道的副现象，而被看做值得研究的。19世纪后期实验心理学的先驱者都是心—身平行论者。要不是心理学学说的流行，真怀疑它是否能够从空谈中摆脱出来。同时期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是如此，弗洛伊德也是个心—身平行论者，他充满热情地相信心理现象一定有一个心理的原因。副现象论，因其对心理体验的特殊偏见，或因笛卡尔相互作用论的烙印，几乎不可能为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说的萌芽提供肥沃的土壤。
为了理解早期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有必要认识一些不同类型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它们来自于19世纪的英国哲学体系，特别是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二者都可以追溯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著作。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出版于1690年。十年后再版时又加了一章内容，题为“观念的联结”。在这章里，洛克简要介绍了心理元素之间相吸引，以及身体之间相吸引的理论，令人回想起1687年牛顿发表的引力定律。经过19世纪早期与中期的两位哲学家，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和他的儿子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详细阐述，使联想主义成为有影响力的理论。根据穆勒父子的观点，心理体验由两类成分构成：感觉是基本的体验（味觉、嗅觉、视觉、听觉与触觉），当我们的感觉器官受到刺激时才出现；而观念是思想和映像（回忆），没有感觉刺激我们也能体验到。观念有互相联结的趋向，简单观念的联结就形成了复杂观念。一旦两个观念形成联结，就会互相感召，因此很难仅体验其中之一。例如，红色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都与热情相联系。因此无论何时想起红色，我们就会想到热情。观念的联结可以解释意识流，在出生时作为整体产生，而后只会被无梦的睡眠与死亡所打断。
詹姆士·穆勒相信，一个简单的定律，后来命名为接近律（contiguity），足以解释所有的心理联结与复杂观念。根据此定律，当元素在时间或空间上接近时就会产生联结。红色与热情产生联结是因为二者通常是接近的，比如充满炽热煤块的炉膛。斯图尔特·穆勒使该理论变得复杂，加上了联想律（laws of association），特别是相似性（类似的观念容易联结）与频率（观念同时发生得越频繁，联结越强）。小穆勒摒弃了他父亲“心理力学”的说法，称之为“心理化学”。正如名字所暗示的，他借用了化学的观点：混合物往往与它的组成部分的属性大为不同。水是我们熟悉的例子，它的属性在氢与氧这两个水的化学成分中无法找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由简单观念的联结形成的复杂观念与它的组成部分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复杂观念与部分之和并不相似。例如，根据接近律，白色可以由几个不同颜色的联结形成。牛顿在著作《光学》（Optiks）一书中已经用快速旋转的混色轮演示了这一点。
联想主义的哲学观点反映在早期实验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理论中，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将详细讨论。斯图尔特·穆勒的观点，心理的整体与构成成分之和不同，成为心理学格式塔学派的首要原则。心理化学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早期德国实验心理学家的理论中。尽管领军人物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是批评英国联想主义的。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构造主义学派从联想主义的哲学中吸取了很多。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技术，荣格的语词联想测验（实际上是由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在1883年发明的）都有着联想主义哲学的背景。
联想主义哲学对心理学深远影响的最近发展，是由苏格兰哲学家贝恩（Alexander Bain，1818—1903）提出的观点。在贝恩的理解中，心理的元素包括感觉、观念、情感，以及极为不同的、以前从未有哲学家考虑过的成分，即身体运动。贝恩区分了有意运动与无意运动（自动的行为）。他把无意运动称为本能。但是其后的大多数作者把它叫做反射。贝恩认为两种身体运动都可以与感觉、观念以及情绪形成联结。后来的刺激—反应联结理论只是在这基础上前进了一小步。
刺激与反应的概念是心理学中行为主义流派的基本成分，可以在贝恩的联想主义中找到其背景。行为主义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概念是条件反射。自然也是从贝恩的观点，即身体运动可以和其他元素建立联结中得出的。贝恩对实验心理学早期发展的影响是超乎寻常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第一个献身于精神哲学研究的人。1876年他创立的杂志《心灵》（Mind），是世界上致力于解决心理学问题的第一本期刊。
经验主义，一个有影响力的哲学学说，总是与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贝克莱大主教（George Berkeley，1685—1753）以及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联系在一起。经验主义认为知识的所有基本假设，或者以一个不那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所有有别于逻辑演绎推理的事实的知识都是基于或者源自于经验。此观点的拥护者总是把实验方法当作获取知识的范式。洛克相信，人生下来时心灵就像一块白板，后天的生活经验在其上书写。根据经验主义的观点，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感觉获取的信息并对该信息作出反应的结果，天生的心灵什么也没有。
英国经验主义对早期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方法有重要影响。鼓励着他们对那些以前只是坐在摇椅里思辨的老问题采用新的、控制观察的方法来研究。所有知识最终都是来自于感知的学说是经验主义者倡导科学方法的新标准：所有的论述如果没有证据支持，就是没有价值的，应该拒绝；只接受那些可以通过观察证实的论述。
个人的心理体验，可以说是对内在的了解，在19世纪的精神哲学中被算作实证的证据。一些人甚至争论说，内省观察更加直接，因此比对外部事件的观察更值得信任。早期的实验心理学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心理体验上，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由实验条件下控制的内省所构成。但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后来提出经验主义有一个奇怪的结，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观察其他人（或动物）的行为是“科学的”，而观察自己的心理过程却不科学。行为主义者这种反心灵主义的观点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可以归结于行为主义者试图以更古老、更值得尊敬的学科，特别是物理与化学，作为榜样。这些学科中，只有可公开观察的事件才能作为实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