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的出现

学派的出现

19世纪下半叶,随着心理学新学派的出现,盛行的哲学与生物学思想汇聚在一起。精神哲学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终于与自然哲学比肩,再一次蓬勃发展起来。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用实验法研究行为与心理体验的愿望与可行性变得越来越清晰。哲学家与生物学家种下了新的观念,例如感觉、观念的联结、反应时以及反射,现在这些观念已经成熟。

在这些知识背景下,19世纪80年代心理学在德国终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生理学家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1795—1878)与哲学家、神秘主义者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78)奠定了实验心理学的基础。我在第2章测验的问题7与问题8中简要介绍过。大多数历史学家选择1879年作为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之日,这一年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他的实验室。美国的爱国者们有时会缺乏热情地提出质疑,声称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四年前就在哈佛大学建立了实验室。但事实是,詹姆斯对实验法从来就不感兴趣。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显然更有优先权,因为他试图独自创立一个新的学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实验心理学在德国遍地开花。关于心理学的诞生有如此多的故事,值得停下来弄清楚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没有发生什么。

试图理解心理体验与行为并不是新鲜事物。我们已经看到,早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人们就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心理学这个词也不是19世纪的发明,拉丁文psychologia,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德国。但是人们不确定是谁杜撰了这个词,又是从何时开始使用它的。英语单词psychology,1693年第一次出现在布兰卡特(Steven Blankaart)的著作《生理学词典》(The Physical DictionaryWherein the terms of Anatomythe namesandcauses of DiseasesChyrugical Instruments and their Useare accurately Describ'd)中。布兰卡特提到,“人类学(Anthropologia),是指对人类的描述,关注人的两个方面:即解剖学(anatomy),针对身体的;与心理学(psychology),针对灵魂的。”整个18世纪与19世纪初期,对单词psychology的使用是偶发的、零星的。直至19世纪30年代,才被频繁使用,同时为人所理解。对德国的实验心理学家来说,使用实验方法研究心理问题也不新鲜。如前所述,19世纪初期的哲学家们,如费希纳;生物学家们,如赫尔姆霍兹;生理学家们,如马根狄以及业余爱好者,如高尔顿就已经在心理学研究中应用实验法了。那么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到底什么才是新鲜的?

两大历史发展使德国早期的实验心理学有别于先前的时期。第一,试图使心理学从生物学与哲学中脱离出来;第二,成立专业心理学家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团体。冯特是前一项运动的先驱者,但是强烈反对第二项。

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后来冯特称之为实验心理学的第一本重要教科书,出版于1873年)的开篇第一句是:“我为大家提供的这本书试图理解一个新的科学领域。”他充分意识到实验心理学的重要性。莱比锡大学是冯特很快就定居的地方。在那里,韦伯与费希纳已经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他们最重要的成果分别发表于1846年与1860年,建立了物理刺激强度对心理感觉量的关系的基本定律,开创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现在仍被称作心理物理学。但是韦伯认为心理物理学是生理学的分支,而费希纳则认为是哲学的分支。冯特是第一个认识到实验心理学是一个“新的科学领域”之人。

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令一些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试图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业团体。冯特强烈反对,直至他去世,德国心理学会才成立于莱比锡。德国心理学的专业化进程不像美国那样迅速与全面,美国的哲学背景更为浅薄。从1875年詹姆斯在哈佛大学建立实验室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美国集中涌现出大量心理学研究。美国心理学家迅速组织成立了强大的专业学会。但心理学的研究与出版物的中心依旧在德国,在那里心理学的发展处于旺盛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纳粹专政的出现,将许多重要人物驱赶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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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英国,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心理学的天然摇篮,但它的发展相当缓慢。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主义与反心理学的偏见从未完全根除,妨碍了除生理与医学心理学之外其他所有心理学科的发展。笛卡尔提出对精神哲学采用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造成法国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的抵制。在英国,古老的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保守的、教会式的教学方针制造了一种对人文与自然学科新势力的敌对氛围。19世纪许多最著名的科学家,包括达尔文与高尔顿,都是作为业余者在大学体系的框架之外,进行着独立的研究。1877年,剑桥大学的评议会拒绝了哲学家沃德(James Ward,1843—1925)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的提议,理由是“把人类的灵魂放在天平上研究是对宗教的侮辱”。在牛津大学,从1936年才开始正式教授实验心理学。即使是新近于1836年建立的伦敦大学,它的管理与学术态度也相当保守。例如,埃利奥特森(John Elliotson,1791—1868),伦敦大学里的第一个医学教授,在1837年开始通过催眠患者试图找到某些神经疾病的新疗法。他的方法受到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批评。大学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在医院里从事催眠术或动物磁力的活动”。1842年一名外科医生对催眠后的患者实施了腿部切断手术,手术期间患者显然没有感到疼痛。但当他向皇家医学会报告此案例时,他的纪录被摧毁。理由是没有疼痛的手术是不道德的,而且“当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患者应该经受痛苦”。因此,心理学很难渗透英国保守的学术与科学研究机构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