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不是一名科学家，当然也没有接受过自然科学的科研训练，但矛盾的是，我获得学位的学科仍被冠以“政治科学”的名号。我之前并没有接触过与现在科学教育有关的工作，因此也在从中学习。我要感谢我有幸共事过的科学家们，他们分别是：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的成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专职人员；还有苏联各地区及其解体后继承国的科学家们，感谢他们允许我参访他们的实验室，并回答了我的采访问题。我还要感谢美国和其他各国的科学家们，感谢他们对我参与项目的管理与监督给予的大力支持。

我谨在此特别感谢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戴克内（Aleksandr Mikhailovich Dykhne）院士，遗憾的是他已辞世。他是科学界的伟人，人们都亲切地称其为萨沙（Sasha）。〔1〕不仅如此，他无可挑剔的品格得到了所有熟识者由衷的尊敬。这一点在我这里也得到了证明：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坚持认为，只有萨沙才能使我们难以管控的两国专家小组秩序井然，让我们其中一项竞争激烈的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除此之外，他还格外热情友善、谦虚恭敬，而且乐于助人。不过，他无法容忍蠢笨之人。谨以此书纪念萨沙。而我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向萨沙传达我对美国棒球运动的正确看法——这点我负全责。同样，对于书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事实及诠释的错误，我也承担全部责任。

洛伦·R.格雷厄姆（Loren R.Graham）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科技与社会项目（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Program）中科学史的荣誉教授，兼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戴维斯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的副主任。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的灵感源泉，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的不断鼓励下，这本书才得以问世。洛伦1972年的著作《苏联科学与哲学》（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2〕对我的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正在为撰写我的论文而研究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篇论文则是基于另一位已故的政治历史学家罗伯特·C.塔克（Robert C.Tucker）的理论而写成。塔克是我主要的论文指导老师，还有我的第二位指导老师——性子刚硬的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Cohen）〔3〕。在我决定以管理科研合作项目为职业后，洛伦和我的工作时常会有交汇，尤其是我们在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US Civili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endent Stat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CRDF；现为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CRDF Global）中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the Basic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的合作。与如此杰出的学者“共事”（如果这个说法恰当的话），并能与他畅谈他对俄罗斯、科学和生活的看法，确实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同时，他也一直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在美国，我们没有像俄罗斯和德国那样传统的科学家或学者学派，但如果我们有，那应该会是地位同等重要的格雷厄姆科学史学派。

我之所以能够进行大量的采访，得益于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and Catherine T.MacArthur Foundation）的慷慨解囊，他们通过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的一项特别旅行和学习补助金来资助我。基金会一直是与俄罗斯进行科学和学术合作的重要民营支持者，愿意承担宏大的战略计划（特别是在研究和教育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果。而这本书中任何意见、发现和结论或建议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看法。在此，我不仅要表达我个人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要由衷地钦佩基金会的远见卓识，把精力投入到这广阔的领域中来。

此外，我还要感谢两个朋友，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没法协调我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采访，他们还帮助我进行后续的通信工作：一位是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磁性研究所（Institute of Magnetism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工作的维克托·洛斯（Viktor Los）。许多年前，在他还担任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科学专员的时候，我见过他。还有一位是在格鲁吉亚研究发展基金会（Georgi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工作的海伦·吉奥尔加泽（Helen Giorgadze），这一基金会由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创立，并成为那个美丽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基金会的典范。我深深地感谢他们给予我极为宝贵的帮助。

承蒙62位杰出人士包涵，我才得以采访他们并完成此书。他们的姓名就列在附录中。他们都是一样的平易近人、坦诚率真，而且非常乐意分享他们的经历，并希望这些经历可以带来更为广泛长远的益处。虽然访谈本身通常不超过一个小时，但参与者需要额外耗费大量时间来准备讨论并审阅我发给他们供其批准的摘录，这些摘录有时会比较冗长。是他们的述评，而非我的文字，让这项研究变得独一无二、富有洞见、真实可靠，且有时甚至显得生动有趣的。他们的证言记录了一项宏伟的历史性事业。我衷心希望这本书可以作为丰富的史料，让其他人充分理解并反思和评价。采访中引用的一些段落很长，但我保留了尽可能多的文本，因为每个人给出的细节中往往内涵丰富，赋予了受访者的言语以特殊的含义。

我也感谢那些对我的手稿发表评论或建议的人，他们分别是：默里·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洛伦·R.格雷厄姆（Loren R.Graham），埃里克·格林（Eric Green），迈贾·库克拉（Maija Kukla），约翰·马林（John Malin），诺曼·纽瑞特（Norman Neureiter），已故的小亚瑟·E.帕迪（Arthur E.Pardee Jr.），彼得·雷德威（Peter Reddaway）和瓦列里·索弗（Valery Soyfer）。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的策划编辑珍妮卡·贝恩斯（Jennika Baines）则负责督促我把文本整理出版。

言语不足以表达我对家人最为深切的感激之情。我的妻子玛芝莉·利文·谢尔（Margery Leveen Sher）是我一生挚爱，也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好的领路人、批评者、编辑和朋友。关于生活，我从我的孩子们拉比·杰里米·D.谢尔（Rabbi Jeremy D.Sher）和亚当·利文·谢尔（Adam Leveen Sher）那里学到了一些最为宝贵的经验，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我珍惜发生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出人意料的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和同事，我也从他们的建议中获益良多，但由于人数繁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我对他们永怀感恩。

综上所述，我对作品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误解、曲解等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