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外交政策的实施
有一个政治目标——提高政府和其他国家公众（包括我们的对手）对美国的理解和认识，基本上是促成美苏科学家之间合作的工具。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文交流项目的基础理念，其中科学交流项目基本上是一个特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理念，它与外交政策的实施、科研合作有更直接的关系：利用科学交流项目限制苏联的国际行为。〔84〕基辛格的方法既更有野心，也更显得有漏洞，因为它至少含蓄地引入了一种评估结果的标准：对手的行为越克制，合作科学项目在其基本政策目的方面就越成功。
托马斯·皮克林大使是将科学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最杰出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之一。在我对他的采访中，他对科技合作对外交政策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种更加平衡和微妙的理解：“科学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外交政策是科学的工具，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如果以透明、逻辑和科学的方式处理，它所做的就是建立信任和理解的基础。如果它不是作为一个原始的宣传工具处理，由于美国在科学上的成就，它在国际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但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唯一的，俄罗斯人多年来当然做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要贡献。”〔85〕
皮克林是科学和外交政策之间主要的实践者，他对这两者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知。20世纪70年代，他曾担任负责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93年5月在莫斯科履新之前，他曾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谈到他在印度的经历，他告诉我，
随着苏联解体，印度人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与我们的关系，正是这种科学关系让我们的关系持续了那么多年。在印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件事是——早期，四五个国家决定各自在印度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和技术学院，并与他们最好的大学合作，发展师资和课程。美国在坎普尔建立了一个，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甚至俄罗斯也各建立了一个。那就是现在的印度理工学院，该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IT人才，而硅谷是大批优秀IT人才的聚集地。这给硅谷带来了影响。我们认为硅谷是一个完全美国式的概念，一个完全美国式的机遇。所以你谈到了科学的国际化，怎么可能排除印度的贡献呢？没有国家能够完全独立地做出成就，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步的。〔86〕
通过皮克林对过去60年美国政策中科学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起源和演变的描述，我们可以对外交官头脑中科学与外交政策关系的本质获得深度的认识。双边科学合作的最初几年，即20世纪50年代末，与皮克林早年担任外交官的时期相对应。在那些年里，他说，“真正的问题是科学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美国），然后需要利用科学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找到共识。”其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果：
最初，一个巨大的突破是双方都意识到，特别是在1962年古巴问题之后，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建立和构建以及处理和控制威慑（核武器）。事实上，能够加强人们所谓的结构化和彼此之间的知识（对威慑管理有一定影响的人）是哲学思想，但它们具有很强的实际效用，很有帮助。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科学提供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显然是受到科学的刺激。〔87〕
“第二个阶段，”皮克林继续说，“实际上是科学项目如何开始加强和建立缓和时代，有趣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对军备控制的共同兴趣。”这就是我在第2章中所提及的“缓和时代”。皮克林指出，在这一时期，“我们正在研究类似磁流体动力学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能源研究，我们都认为这些研究很有趣也很重要。”
皮克林于1993年5月至1996年11月担任驻俄罗斯大使。那几年俄罗斯的局势动荡不安，经济萎靡，科学界也几近崩溃。皮克林和他的副团长、后来成为驻俄罗斯大使的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都致力于促进和支持科研合作。1993—1995年，我为乔治·索罗斯工作，在莫斯科数次访问期间，我多次与柯林斯联系。尽管索罗斯的国际科学基金会是一个完全私人的努力，大使馆却对这个基金会非常感兴趣。像皮克林和柯林斯这样的高级专业外交官非常清楚，确保俄罗斯最好的科学家不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俄罗斯或科学界十分重要（包括防止大规模“人才流失”的可能性），他们对全球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俄罗斯科学知识分子在促进和捍卫进步价值和人权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我相信，如果没有政府中这些理解和支持的人所提供的庇护，这些年来国际科学基金会（该基金会与一切官方性质的政府间合作协议都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为苏联科学家带来超过1亿美元的紧急资助。
皮克林为接下来的时期，即1996年之后的几年，政策目标确定为“我们如何在建立密切的科学关系方面获得商业和长期的外交政策优势。”〔88〕然而，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科学和技术合作带来的重大商业利益是否现实尚不明确，更不要说对它的期望了。不过，当时确实有一些美国大公司进入了这个领域，波音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皮克林在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之后，又担任波音公司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他与我谈到了波音公司在俄罗斯的业务：“从1991年开始，波音公司已经与俄罗斯科学院的12个研究所签订了合同，为他们做先进的航空研究。1997年，波音公司在莫斯科开始了飞机设计业务，现在有1500人在里面工作。当时的全球化和科学的实际应用正在加强，但俄罗斯人在波音公司为我们做了非常有用的事情，现在仍然如此。”〔89〕
诺曼·纽瑞特是一位雄辩高昂的杰出人物，他对于科学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有发言权，我们在第5章中讲述过他的科学技术合作之旅。1961年，苏联有机化学家、科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托普奇耶夫访问美国，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纽瑞特在这一领域的终身事业。这次活动被宣传为美国主要大学的一次科学之旅，但它的意义要深远得多。纽瑞特是亨伯尔石油公司的一名有机化学家，他被国务院要求休假并担任翻译：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托普奇耶夫的）有机化学讲座，老实说，在内容和结论上都相当谦虚。我把演讲翻译成了英语，但真实的情况远不止这些。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科学院，他做了一个演讲。当谈话结束，大多数观众都走了，俄罗斯人和一些美国人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接待。在那里，我发现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是讨论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奇妙的旅行，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苏美关系这方面。
我们来到华盛顿时，正好是国家科学院1961年年会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应邀向学院成员发表演讲，我国代表团也应邀出席。我们坐在第一排，在做了一些简短的讲话后，肯尼迪总统离开讲台，走过来和我们每个人握手。他和托普奇耶夫简短地说了几句，“也许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做，”他指的是俄罗斯人最近在太空计划中取得的一些成功。〔90〕
尽管纽瑞特能说流利的俄语，但为托普奇耶夫与美国科学家的会议翻译还是具有挑战性：
在那次旅行中，当时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邀请我们到他家共进晚餐，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11]问题的非常严肃的讨论。正是在那次晚宴上，我开始思考我作为翻译的角色。两个对彼此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人正在就极其微妙和严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只听懂翻译员选择的词语，希望通过这些词语传达出对方所说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后来知道了一些著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高级别外交谈判变得复杂，但我非常努力地传达了双方谈话的准确含义。对于演讲者来说，准确翻译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我带着对以翻译为生的专业人员最深的敬意离开，并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重要。〔91〕
纽瑞特回忆道，为托普齐耶夫工作“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除此之外，亨伯尔石油公司告诉他，他必须做出决定，是为亨伯尔公司工作，还是去为美国国务院做口译。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之后，他离开了亨伯尔，加入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从那时起，纽瑞特就以科学和技术来支持外交政策，反之亦然。“但是你看，”他在采访中说，
我认为与敌人合作具有极高的重要性，我的意思是利用科学作为工具，来与“不好”的国家或我们定义为不好的国家积极接触，我们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非常糟糕，但可以进行某种对话，某种建设性对话。我认为应该与敌人进行交涉。你可以反对我这种主张，前提是你能把敌人饿死或是用其他手段逼上绝境，让他们来乞求投降，但是他们已经不再轻言放弃了，其他办法根本行不通，所以我强烈支持与敌人交涉。〔92〕
科学和技术合作还有其他不太直观一些的外交政策好处，这些在外交部门受到高度重视。格伦·史怀哲回忆说：
1962年，我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科学官员，并借此机会访问了苏联15个共和国中的每一个科学院和相关机构，当然包括莫斯科的科学院，这所科学院既属于俄罗斯也属于苏联。虽然大使馆官员对这种走访形式的回报持怀疑态度，但在听到关于我在各地受到热情接待的报告后，他们很快就成了坚定的支持者。有一个他们认为是美国科学代表的人来访，这些科学院真的很受宠若惊，对于国际上给予他们努力的关注，他们十分欣喜。最重要的是，我通常安排一位来访的美国科学家或一群科学家和我一起走访，就共同感兴趣的科学技术的特定方面开始认真的对话。与此同时，同样访问了15个共和国首都的政治和经济官员仍然对他们在莫斯科内外遇到的重重障碍与兴味索然而感到沮丧不已。〔93〕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科技能力的人接触苏联官员和公民要容易得多，而这些是其他大使馆官员和高层官员无法做到的：
大使馆的文化事务部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合作伙伴，我们在邻近的苏联政府和全国各地的机构之间进行了交流。他们经常邀请我陪同他们参观共同关心的机构（图书馆、历史学会、博物馆、大学），而我们肯定会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招待会和展示苏联“文化”与政治的其他活动。此外，在涉及交流的会议上，特别是在学生交流会上，我们也会共同参加。
文化事务顾问的公寓就在我的对面，每当我们有一个招待会，就会有几十个俄罗斯客人出现。当政治事务顾问或经济事务顾问在附近的公寓里举行招待会时，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远远超过俄罗斯客人。事实上，如果有超过一两个俄罗斯人参加，这就是一个成功。当大使在斯帕索宫（Spaso House，美国大使的官邸）接待科学家时，他希望我确保俄罗斯科学家能够出席，这样俄罗斯科学家与其他国家科学家的比例就会相当可观。我通常能够邀请并确保一名或多名宇航员最先到达，同时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俄罗斯科学家出席。〔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