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还是援助？出了什么问题？
正如第4章所述，1991年苏联解体后，利益平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几乎在一夜之间，苏联从一个力量强大、气势汹汹的全球威胁和战略（以及道德）竞争对手，解体为政治崩溃、经济疲软的多个国家，带来了新的更严重的安全威胁。人们也在担心，苏联科学家会涌向西方国家（人才流失），并无比忧心“疏于管理的核武器”和“未严加看管的裂变核材料”。1991年之前，西方十分欢迎来自苏联的高素质人才，但1991年之后，无数苏联科学家失去经济来源，这些科学家如果涌入西方国家，会改变西方实验室和大学的现状，并对西方科学家的生计构成严重威胁。大量项目应运而生，反映了新的现实和观点。至此，双方科学合作进入“援助”时代。
对苏联科学界的援助有多种形式，这些援助形式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第一种形式是紧急财政援助，有两大组织都采用了这种形式。乔治·索罗斯成立的国际科学基金会基于竞争性资助原则，向大量苏联科学家提供了小额资金。其目标很简单，让最优秀的科学家继续留在科学领域，而不是放弃科学从事仓库看守或银行业等其他工作。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向封闭城市和研究所内的科学家团队提供了大量资助。其有着明确的目标：将苏联科学家转移到民用研究领域工作。但他们也知道，短期内，最重要的事情是为苏联科学家提供足够的收入，以防止他们为“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工作。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将很大一部分援助资金用于更换升级过时或功能故障的研究仪器。据我所知，国际科学基金会长期资助项目大约50%的资金都用于此目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如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等资助的项目也稳定地维持了这一基准。
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些组织提供的资助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国内研究预算中占比很大。根据洛伦·格雷厄姆和伊琳娜·德芝娜所说，在1994年和1995年，仅国际科学基金会为俄罗斯提供的资助就大约占当时俄罗斯基础科学全部支出的13%。他们估计，从1993年到2008年期间，“仅仅国际科学基金会、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以及促进与苏联科学家合作国际协会这三个组织就为俄罗斯科技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12〕当然，国际科学基金会为其他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提供的资助所占研究支出比例甚至更高。因为军事研究预算没有对外公开，所以我不清楚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数据。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这段时期内，苏联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科学研究资金源自国外资助。
很明显，渡过早期的危机后，美国需要从中获取一些切实的利益。这些援助项目没有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索罗斯逐步停止了他的私人资助，他认为，资助科学发展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双方政府应该确信，科学合作项目对双方都有切实的益处。
防扩散项目的作用是维护全球安全，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在防核扩散项目中〔13〕，人们能够很好理解为什么要给研究所大门上锁、为什么要给警卫支付酬劳。然而，美国的任务执行机构需要证明，资助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家，帮助他们转向民用领域工作，能够阻止灾难发生。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他们使用了其他指标来证明这一点：如参与此项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家人数，关闭的研究所和实验室数量，在民用领域创造的长期就业岗位，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商业活动为两国创造的财富。
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在危机初期之后开始提供援助项目，其从一开始就寻求建立互利关系。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采用竞争性资助项目的形式资助美国和苏联科学家的共同研究项目、美国企业家和苏联科学家的共同研究项目。申请人必须在项目提案中说明互利性，并在项目报告中证明互利性。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利益分配并不十分平衡，大部分资金都流入到了苏联，用于支付个人津贴、差旅费，以及购买研究设备和仪器。美国参与者可以获得与项目相关的差旅费，但他们的其他费用（包括工资）必须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比如国际科学基金会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组织提供的研究资助。这么做是有道理的。美国科学家通过竞争性同行评审制度，基于他们项目的科学价值获得核心研究资金，这有助于确保项目的质量以及美国科学家的科研水平。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节中讨论的所有1991年以后的项目，其本质是“援助”。国际科学基金会为经济崩溃的苏联国家提供的是紧急科学资助。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也是如此，其在一开始是为了避免出现全球安全紧急事件，防止陷入绝望的苏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家为了生计与无赖国家或者恐怖组织交易。
然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人们发现真正的核心问题不是饥饿绝望的科学家，而是如下的这些长期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帮助俄罗斯等苏联国家重建和改善科学基础设施？怎么做才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共同促进知识进步是最重要的标准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呢？
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给科学顾问D.艾伦·布罗姆利（D.Allan Bromley）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想要在苏联国家发展民主和市场经济，科学的兴盛必不可少。但在这一点上，美国国内没有达成普遍共识。洛伦·格雷厄姆从科学史的角度提出疑问，科学和民主真的密不可分吗？〔14〕美国想要将民主、市场化引入俄罗斯等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尽管整个计划是出于好意，但这是否为一个好主意，目前还尚不清楚。而我则赞成斯蒂芬·F.科恩的看法，美国的这一尝试不仅失败了，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反效果。〔15〕那么，事实到底怎样呢？
也许我们能从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中得出一些结论。虽然美国深入参与了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实施和监督，但资金的受益者只有俄罗斯科学家和俄罗斯高等教育机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并没有包含任何大学校际间的双边交流项目，不过在其他的资助中有很多这样的项目。该计划的理念是升级俄罗斯各地的大学，将重心从著名的俄罗斯科学院转移到大学的建设上。出乎意料的是，最终，俄罗斯政府采用了这一理念，并将其作为现如今俄罗斯科学和教育政策的核心。因此，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取得了积极切实的成果。我为这个项目感到骄傲和欣喜。但互利体现在哪里呢？或者这又是一项“援助”或“义务性帮助”项目？
我经常会与规划并监督过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美国同事讨论这个问题。这一计划没有基于科学研究项目，没有直接促进知识进步。这一项目也没有直接促进民主的进步，尽管，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同行评审比苏联时代自上而下按计划分配资源更“民主”。这一计划更没有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其确实试图通过“技术转让中心”来加强创新在大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个人的结论是，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俄罗斯重新将教育和研究统一起来，可以发展更开放的科学机构，这样可以确保俄罗斯科学家始终是国际科学界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减少俄罗斯科学再次与世界脱节的可能性，毕竟苏联科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
事态仍在发展中。最近，有证据表明，尽管俄罗斯政府愿意接受“国家研究型大学”的构想，但其强烈否认美国与此有关。实际上，俄罗人认为，美国的基金会资助俄罗斯大学是为了干涉俄罗斯内政。美俄基金会（US-Russia Foundation）试图在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成果的基础上，加强俄罗斯地区性大学的技术转让，并为在美国求学的俄罗斯年轻科学家提供奖学金。2016年，尼古拉·塞沃斯蒂亚诺夫（Nikolay Sevostyanov）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写道：“美俄基金会的目的是侵入俄罗斯大学……而各种包含政治反对派言论的讲座证明了这一点。”〔16〕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Nizhniy Novgorod State University）的副校长，美国风险投资人肯德里克·怀特（Kendrick White）为该校提供了科技商业化建议，但该校解雇怀特，很可能就是受这一偏激想法的影响。〔17〕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试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个例子说明了，美国基金会和政策制定者的援助思维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即使是1991年后最优秀的项目也受到了致命影响。其中，防扩散项目受到的影响应该最为严重。即使已经过去了20年，防扩散项目的工作人员仍然认为，防扩散问题属于俄罗斯。他们也仍旧不理解，过去形成的惯例在现在已经过时了。即使是纳恩-卢格计划的制定者，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两位参议员，也开始意识到援助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但显然为时已晚。〔18〕俄罗斯政府在2011年7月13日的外交照会上通知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俄罗斯打算在2015年年中脱离该中心。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形势正在恶化。〔19〕2014年12月，在两国政府的同意下，纳恩-卢格计划正式终止，即便如此，美方仍有言论称，这只是因为纳恩-卢格计划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会选择相信我们想相信的，或者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们不会说出事实。
防扩散项目真的有机会改变单方面的援助策略，采用更适合对等合作的管理理念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已经有项目对此提供了示范和经验，比如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合作研究项目。然而，不幸的是，防扩散项目疲于应对国会的指责，最后几年，他们能做的只有回答国会的问题、略微调整项目本身。因为没有国会的支持和信任，防扩散项目无法进行系统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