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们的观点
苏联的科学风格
俄罗斯在物理学上似乎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但俄罗斯确实存在不同的物理“学派”。“学派”也许是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硬科学最古老的特点，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物理学元老们所创的学派。
其中，朗道学派最为著名。朗道学派以伟大的犹太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命名。朗道学派（Landau School）不是一所有围墙的学校，读者不要将其与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朗道理论物理研究所（Landau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Physics）相混淆。1962年，朗道在一场车祸中受伤，1968年，他因旧伤复发不幸辞世。为纪念他，朗道理论物理研究所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事实上，朗道学派的发源地不是俄罗斯，而是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Khar'kiv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以前称为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Ukraini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朗道后来搬到了莫斯科，领导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的理论部（Theoretical Department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s Institute of Physical Problems），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就是现在的莫斯科的卡皮察物理问题研究所（Kapitsa Institute of Physical Problems）。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期间，朗道因将斯大林政权与希特勒的独裁政权相提并论而被捕，一年后，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sa）为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苏联当局这才释放了朗道。
尽管朗道学派不是一所实体的学校，但它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事实上，朗道学派甚至会给会员颁发证书。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的朗道证书（Landau certificate），这张证书挂在他明尼阿波利斯办公室的墙上，象征着荣誉。罗尔德·萨格迪夫在他的书中详细写道，要想成为朗道学派的一员，必须通过一系列被称为“朗道最低标准”的考试。〔217〕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成为朗道学派的一员，一直是令人向往的荣耀。总的来说，俄罗斯的科学“学派”受人尊敬，因此，对于普京政权下俄罗斯科学面临的困境，俄罗斯科学界关注的似乎不是严重制度化且获得大量资金的科学院，而是这些“学派”。
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宇宙学家亚历山大·维伦金（Alexander Vilenkin）在移民美国前曾在哈尔科夫大学（University of Kharkiv）学习，他讲述了朗道学派富有挑战性的标准和文化：
朗道的学生受到了朗道风格的影响，如果你在一场研讨会上发言，你有五分钟的时间来证明你不是一个笨蛋。而你的发言对象直接是朗道，其他人不理解不重要，只要朗道理解了，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很优秀。”这就是你的目标。所以，朗道学派的研讨会很不一样，基本上你就是在讲解你的研究工作，不像俄罗斯的研讨会，如果有人要求你发言，你就得讲两个小时，你在介绍完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后，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是在黑板上做推导。但这里，没人想看你的推导。他们想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如果他们觉得有趣，就会看你的论文。〔218〕
关于俄罗斯物理学中的风格和“学派”，基普·索恩说道：
我认为至少在理论物理学中，学派可能与特定的文化或哲学传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个人有关。在理论物理学中，真正的重大突破通常来自个人，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通常比大多数人都要突出。整个科学界对于科学的整体进步至关重要，但理论上的巨大突破通常得益于个人。
列夫·朗道在20世纪俄罗斯的教学和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有泽尔多维奇和金兹伯格。这些人都有很强的直觉。泽尔多维奇几乎完全依靠直觉和他惊人的能力工作，他能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模型，用来推导复杂的物理问题。他很擅长这么做，他的能力独一无二。还有一些人有着不同的风格，他们不是通过直觉而是通过计算来取得巨大的突破，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或许没有非常敏锐的直觉，但他计算能力惊人，而且能准确判断计算的方向。
在俄罗斯，泽尔多维奇和金兹伯格都有着极其敏锐的直觉，而朗道虽然也有敏锐的直觉，但他更善于分析。总之，我认为，学派与风格取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这很难说清楚。朗道创建了朗道学派，而泽尔多维奇和金兹伯格并不是朗道学派的一员。在某种意义上，泽尔多维奇和金兹伯格自成一派。〔219〕
索恩接着澄清道，虽然俄罗斯物理领域的差异更多是个人风格造成的，而不是文化影响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领域没有文化界限：
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在与苏联科学家合作时，你必须处理好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我能克服这些问题，是因为泽尔多维奇很好相处，也因为后来，我尝试通过校际合作来增进与布拉金斯基的关系，而且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没有干扰过我。文化界限和障碍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你需要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在我的研究领域里，没有任何界限或障碍，因为我们研究着相同的问题，我们非常尊重彼此，并相互影响。
因为语言不同，沟通存在极大的阻碍。大多数美国科学家需要通过翻译成英文的俄罗斯期刊来了解苏联的科学研究情况。在20世纪60—70年代，期刊翻译大约会延迟9个月。幸运的是，我能读懂一些俄语，因此，我可以提前获悉这些信息。泽尔多维奇会将删减版的期刊寄给我，有时是英语，但通常是俄语，因为泽尔多维奇，我收到了所有重要的俄语期刊。我也会帮助他的团队获取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天体物理学刊物——《天文物理期刊》。〔220〕
索恩的评论还指出了另外一点，苏联的所有科学领域在发展过程中都与世隔绝。这既是弊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优势。苏联的科学机构极难获取国外的科学期刊，导致苏联科学跟不上世界科学的快速发展，这对苏联的所有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巨大的劣势。然而，有些黑色幽默的是，这种隔绝也成了一种优势，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因隔绝进化出了独特的物种，而苏联也因隔绝形成了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解释道：
我大概有一半的知识源自国际期刊和美国期刊。这些期刊出版后，我们可能要隔9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拿到这些期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处于劣势。但实际上，到后来，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而言，这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我们不用急于跟上当今的科学潮流。我们有时间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创造出一些原创的东西。结果证明，得益于这种半隔离状况，我们所做的都是原创性工作，当然后来，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西方科学界的认同。〔221〕
苏联科学风格有一个与众不同但极为重要的地方，其涉及的不是研究方法，而是在某些领域，科学与教育存在有机联系。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数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作为一种传统，在整个苏联都非常受欢迎。数学天才处于苏联科学的核心地位，甚至有人认为，高度重视数学技能可能是苏联和俄罗斯科学的主要整体特征。关于俄罗斯数学的独特之处，几何学家玛乔丽·塞内查尔评论道：
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印象，俄罗斯数学浅显易懂，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数学，尤其是法国和美国。俄罗斯人会尝试从本质上解释数学知识，以便学习者理解，他们不会用成堆的抽象概念来吓退学习者。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俄罗斯有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顶尖的数学家会为学校的学生写书。
这些儿童数学书在我前往苏联之前就已经有了英文版本，我知道这些书，还拥有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书虽然是为小学生或初中生所写，但即使大学生来读也会觉得很有趣。这些书如同魔法书一般，解释了数学知识的主要概念，告诉了我们如何运用和表达这些数学知识，我当时并不知道，所有这些书都是由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所写。这个传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苏联的数学与众不同。
苏联的数学家无论是与孩子还是同事交流，都会用易懂的语言，这就是他们的说话方式。我问过苏联的同事，他们说，数学家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与美国不同，在苏联，大学和数学学派没有分离开来。尽管苏联的大学并非是研究型大学，但是，紧密的连续性贯穿了高中、大学、研究机构。跟我交流过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想要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希望年轻人可以理解他们说的话。〔222〕
尽管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地将研究与大学分离开来，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科学与中小学教育之间的这种联系从苏联时期直到今天一直非常紧密，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是汇聚了优秀老师和精英学生的“学派”也带有这一特点。虽然苏联的科学机构可能在高级研究中没有关注这种联系，但在苏联科学教育的文化中，这种联系仍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紧密。
提到苏联科学与机构的关系，不可不提无处不在的情报工作。有两位受访者对此做出了具体的评论。他们所说的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很少有人将其记录下来。
其中一位受访者是雷瓦兹·所罗门尼亚（Revaz Solomonia），他反思了普京政府最近的国外论文发表政策和规则后，评论道：
也许俄罗斯正在重回斯大林时代，重新将自己封闭起来。在苏联时期，如果我们要在国外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我们需要得到特别委员会的许可。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你必须给这个委员会写一封信，我记不得这个组织的名称了，在信中你需要写道：“我的论文里没有包含任何新信息。”如果你的论文没有包含任何新信息，你为什么要发表这篇论文呢？又有谁会对这篇论文感兴趣呢？我不知道是否俄罗斯正在重返斯大林时代。〔223〕
我从许多苏联科学家那里听到过这个故事。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苏联，每个科学代表团要么隐藏着一名情报官员，要么隐藏着一名线人。亚历山大·鲁兹迈金（Alexander Ruzmaikin）和基普·索恩在采访中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鲁兹迈金：“我们知道整个运作过程。克格勃会直接在代表团中安插他们的人员。如果有苏联科学代表团前往华沙、巴黎或伦敦参加会议，克格勃的人员会伪装成科学家混入其中。但我们可以轻易辨识出这个人。我们知道哪些人是在科学领域工作，尤其是在同一领域时，我们就更加清楚了，因此如果你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你就会尽力避开他。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科学家在为克格勃工作，比如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科学博士T（代称）。也许你知道他的名字。”
索恩：“是的，我知道T这个人。”
鲁兹迈金：“他是一名克格勃的少校。”
索恩：“是的，他也是我们的监督人。在代表团里，他不是一个很出众的物理学家。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我不了解他，但很明显，他会向克格勃汇报代表团的情况。”
鲁兹迈金：“不，不，他的等级很高。克格勃少校是一个非常高的军衔，比陆军少校或海军少校高得多。此外，有些人会出于自愿或迫于压力向克格勃汇报信息。I（代称）就是其中一个。”
索恩：“是的，I教授也是。”
鲁兹迈金：“我们都知道，I教授会向克格勃告密。我认为，他这么做是出于嫉妒。每次出国访问，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写一份报告。如果I教授有不喜欢的人，他就会在报告中针对那个人。像I教授等人甚至会将外国科学家和自己同事的个人私事也汇报给克格勃。拉希德·苏尼亚耶夫（Rashid Sunyayev）有一次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他的同事举报他不仅跟两个美国人共进晚餐，还交谈甚欢。我不知道是谁举报了他。但泽尔多维奇救了他。”
索恩：“不仅如此，我们之前讨论过，布拉金斯基在那次哥本哈根的会议后，陷入困境，而I教授正是告发人之一。〔224〕虽然不仅仅是他告发了布拉金斯基。”
鲁兹迈金：“我明白。I教授这么做，是因为嫉妒，他嫉妒心很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但没有人认可这一点，他没有任何成就。”〔225〕
然而，鲁兹迈金指出，并不是只有苏联有提交出国科学访问报告的要求。
作为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他发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要求他们写的出行报告可能难度更大。
其就像是一项规章制度。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有类似要求。比如说，如果有机构邀请我明年春天去欧洲，我需要先向喷气推进实验室提交出行申请，实验室会将我的申请上报给国家航空航天局。三个月后，国家航空航天局会同意我的申请。但如果我未经批准，就擅自购票，并支付了报名费，我就会陷入麻烦。在俄罗斯也是一样，如果你想要出国交流，你需要出示组委会的邀请函，证明你有学术会议要参加。你必须先提交申请，然后，会有人回复你的申请。而现在的国家航空航天局比克格勃还要严格。我知道如何绕过克格勃的规则，但我不知道如何绕过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规则。那些规则很严格、很苛刻。你从国外回来后，必须写一份“报告”，汇报你此次交流的经过和收获。通常你会说，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议上进行了发言，遇到了某位教授（比如索恩教授），我们探讨了某个问题，有些人也会提到自己与某个人一起共进了晚餐等等。在苏联，我会尽量绕开私人事务，因为我知道克格勃在看报告时会重点关注私人事务，所以，我只汇报与科学相关的内容。〔226〕
科学与语言
索恩提到的另一个文化因素是语言。亚历山大·鲁兹迈金很重视自己与英国科学家的合作，因为这对他学习如何用英语写作科学论文帮助极大，〔227〕他认为，俄罗斯物理学家至今仍在使用的特殊语言习惯与世界脱轨：“他们写论文时，会假定你理解他们的意思。有时候，我的俄罗斯朋友会发送一些俄语的科学文章给我，让我阅读，我现在基本读不懂这些文章了，因为这些文章的真正意思很难揣摩。”〔228〕
在之后的采访中，我一直努力抓住各种时机，继续探索科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我在采访植物学家彼得·雷文时，有了重大发现。雷文指出，语言差异不仅影响了植物学，还极大地丰富了植物学。我冒昧地引用了他的评论：
生物种类繁多，且有时彼此之间区别并不明显，因此生物分类学庞大而复杂。我们对许多生物知之甚少，对这些生物进行分类时，我们会基于已知的信息，进行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假设，做出决定。
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从事于民俗分类研究，在民间，人们对许多植物和生物的观察和分类没有书面记录，只是口口相传着它们的名称，民俗分类系统就是为了用来归类这类植物和生物的名称。实际上，百姓使用的名称与正式的学名区别极大，如果一种植物用途广泛，其在方言中可能会有多种名称，但我们认为这是同一个物种，而如果这种植物用途极少，情况则相反。
语言是我们交流的方式，但语言的原理很复杂。语言不是代码，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思想表达方式，相同事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其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思想原理。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比如在植物学中，计算机使得我们能够处理更多的信息以及各部分信息之间的关系，这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比拟的。给不同种类的生物命名时，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的帮助，计算机数据库可以储存已知的所有信息。
生物分类学的要点之一是，在给定的标本群或个体群中存在多少物种。在计算一组特定标本群的物种数量时，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侧重点并不相同。类型分类反映生物差异程度，进化分类反映生物亲缘关系。物种的灭绝和变异有时会很突然，有时则是循序渐进，而物种之间的差异有时很明显，有时则相当微小。植物学家通过实际观察获得信息，得出结论，不管他们如何在特定的分类系统中使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都具有长久的价值。我不是哲学家，但我知道，我们不能假设自己完全知道或者理解外面的世界。
歌德（Goethe）或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人引导我们从整体思考自然世界，但我们总是倾向于将其拆分开来，以便就其特定部分进行交流。如果我们只通过口头语言分类，我们只能“记住”有限的名称，因为我们大脑的记忆有限，且容易忘记这些信息。通过书面形式，我们可以记录下所有的名称。如果我们使用电脑的数据库，不仅可以记录下所有的名称，还可以记录每种植物的各种特征，甚至可以记录下准确的测量数据用以归纳生物的特点。从哲学上来说，我们既要研究统一的自然世界，也要研究自然世界中的各个部分。冯·洪堡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是这一观点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在我们的时代，英国哲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利用大地之母盖亚（Gaia）的概念，提出了一些关于整体性的相似观点。〔229〕
虽然我并不熟悉研究语言与科学关系的文献，但作为一名俄语习得者，我经常在想，语言本身是否会影响俄罗斯（以及其他斯拉夫语国家）科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进行科学研究。我想将这个问题暂时留给读者们来思考。此外，受访者们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见解，上文只是一小部分，但我认为，这些见解的意义重大，极具价值。
科学改革
苏联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试图解决斯大林模式的遗留问题：自上而下的科学资助模式、高度垂直的研究机构组织，以及研究与教育的严重分离。这些国家都设法推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有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些则仍在探索。在19世纪和20世纪，旧体制契合了军事帝国专制和独裁的需求，但其并不适用于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需要提前对民用和军事需求做出反应。
1988年，时任苏联科学院空间研究所（Space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的罗尔德·萨格迪夫从内部批评了苏联科学体系。后来，萨格迪夫成了美国科学家。他在《科学与改革：任重而道远》〔230〕一文中指出，苏联科学受到多重因素的困扰，“落伍的官僚主义”横行，科学标准不断降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不力，计算机设备落后，并且与国际科学界相隔绝。“改革”刚刚开始，但他却认为，改革并不完整。〔231〕在某种程度上，萨格迪夫1988年对改革的看法本身就受到了时代的限制，其甚至没有触及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发生的变化。毫无疑问，当时没有任何人预见到了最终的结局，一切都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接下来，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1991年以来的俄罗斯科学改革。在本书的采访中，我没能通过与俄罗斯人讨论科学改革问题获得最新的信息，而且这些问题牵涉甚广，说来话长，我尚未全部记录下来，所以，此处我将简要地进行概括。
1991年后，俄罗斯科学改革主要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俄罗斯科学院所扮演的角色。俄罗斯科学院继承了苏联科学院庞大的主体部分，包括大约600个研究所和大量相关土地资产，其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土地资产持有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科研机构基本失去了国内科研资金来源，许多研究所开始将闲置的工作空间出租给商业企业，主要是小型企业。鲍里斯·叶利钦执政早期，俄罗斯陷入疯狂购地狂潮，俄罗斯科学院拥有的土地资产在私人投资者和国家看来极具诱惑力。此外，更重要的是，许多人清楚地认识到，科学院自上而下的结构体系，适合计划经济，与新兴的市场环境不相容，在市场经济中，创新和竞争是经济增长和生存的关键。
其次是研究和教育的分离问题。在苏联体制下，除个别例外，科学研究高级培训属于科研机构的职权范围，而非由大学负责。西方研究型大学在教育上表现出色，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兴趣，俄罗斯发起了一些项目，想要将俄罗斯大学提升到世界前100名。此外，举步维艰的俄罗斯大学以及一些研究所，了解到美国部分大学通过“技术转让”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设想用科技创新来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显然，他们的想法行不通。〔232〕尽管如此，研究与教育需要在充满活力的大学系统中重新统一起来这一观点在俄罗斯普及开来（特别是在政府中），当然科学院肯定并不认同。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鲍里斯·萨尔蒂科夫最先为改革发声。1991—1996年，他曾在叶利钦时期担任俄罗斯第一任科技政策部部长。萨尔蒂科夫主张彻底重组俄罗斯的科学体系，大幅削减俄罗斯科学院的地位，减少官僚主义对科学的影响。1997年，萨尔蒂科夫在《自然》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他的构想。他呼吁进行深入改革，打破国家在科学院和工业部门的集中研究网络，加强研究和教育在大学的整合。〔233〕
萨尔蒂科夫是一个秉性温和、彬彬有礼、甚至品德高尚的人，但他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树敌颇多，基本没有交到朋友。1997年，他所在部门降级为国家委员会，进一步的改革实际上被暂时搁置。
1992年年末，俄罗斯政府成立了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启动了一项竞争性拨款计划，其朝着结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却又不够坚决。〔234〕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长期严重缺乏资金，能为科学家们提供的帮助很小。
尽管萨尔蒂科夫为倡导重大的结构改革付出了政治代价，但之后的历任教育与科学部（职能合并）部长特别是安德烈·福尔申科〔235〕，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他们主张为科学院设立新的章程，并想要剥夺科学院对数百个研究机构的管理权，同时，他们也呼吁提高研究人员的薪资，减少研究人员的数量，最重要的是，加强大学在科研中的作用，整合研究和教育，并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有效引入俄罗斯。最终，这些提议都得到了通过，但政府内部对有些提议存在较大争议。科学家们发起了抗议活动，而当局装聋作哑。最后，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236〕
2013年，弗拉基米尔·福尔托夫（Vladimir Fortov）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长，不久后，新成立的联邦科研机构管理署接管了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2017年，俄罗斯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福尔托夫辞职了。这无疑引起人的联想。2017年年初，俄罗斯科学院计划举行下一届院长选举。即使在苏联时期，科学院都可以独立、秘密地进行选举，不受政府干预，这是科学院最重要的特权之一。然而，此次的选举却与以往不同。福尔托夫为连任院长再次参选，他在竞选文件〔237〕中重申了科学院有权制定基础研究政策以及为以前的附属研究机构设定优先级别。
福尔托夫支持科学院独立，尽管表态相对温和，但政府显然并不支持他的行为。《托洛茨基：临时刊》（Trotskiy Variant）因独立公正，在俄罗斯科学界广泛传阅，据其中一篇文章报道，克里姆林宫传唤了福尔托夫，要对他所在的高温联合研究所（the JointInstitute for High Temperatures）进行财务违规刑事调查。他返回科学院后，于2017年3月22日辞去院长职务，并指定副院长瓦莱里·科兹洛夫（Valery Kozlov）为代理院长。〔238〕
2018年5月，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研究所的归属盖棺论定。俄罗斯政府取消了教育与科学部，用两个新的部门取而代之，分别是教育部、科学与高等教育部。联邦科研机构管理署并入了科学与高等教育部。而且，联邦科研机构管理署的负责人米哈伊尔·科图科夫（Mikhail Kotyukov）〔239〕出任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
由彼得大帝创立的俄罗斯科学院彻底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和权力。这些就是俄罗斯科学改革目前的主要成果。虽然许多敏锐的俄罗斯科学观察家认为，在后苏联时代，科学院的改革以及研究与教育的结合意义重大，但俄罗斯政府采取的方式将给俄罗斯科学留下难以抹去的影响。
巧合的是，90年前斯大林出于不信任，将研究从大学中剥离开来，转移到苏联科学院，而现在俄罗斯的科学改革与斯大林当时的做法大同小异。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情况无疑更好掌控。高级研究不再封闭于半独立性质、令人烦恼的科学院内，而是通过新的科学与高等教育部以及传统的工业部门直接由政府控制。这种安排很难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中，私人企业对科学研究的资助数额往往要高于政府。其虽然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政府的控制力，但很可能也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格鲁吉亚和乌克兰。2015年12月，为了写这本书，我前往了这两个国家。在科学体系改革方面，这两个国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
实际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最早开始实施深化改革的原属苏联的国家。这2个国家将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分配到各个大学，当时，一些苏联势力范围内的邻国也采用了这一模式，特别是波兰。2005年至2006年，格鲁吉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格鲁吉亚政府将格鲁吉亚科学院的研究所转移到大学和其他机构，而科学院本身只剩下咨询和象征作用。格鲁吉亚科学院的预算被大幅削减，完全不能与之前相比。今天，如果你问格鲁吉亚的科学家情况如何，你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格鲁吉亚政府取消了科学预算，格鲁吉亚的科学研究岌岌可危。格鲁吉亚深受战争和侵略的困扰，且经济动荡不安，这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科学研究面临的危机。
但2015年12月，我前往格鲁吉亚的大学采访了一些科学家后，听到了不同的观点，他们的看法很有趣。雷瓦兹·所罗门尼亚是第比利斯伊利亚国立大学（Ilia State University）化学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Chemical Biology）所长，他告诉我，研究所由大学管理后，他“有了更多机会进行科学研究”。他解释道：
研究体系因此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研究与教育是完全分开的。科学院研究所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作为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却根本没有参与大学教学。大学主要是教学型大学，老师们在专业知识上不如研究所的科学家。现在，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科学发展得更好了……自2005年改革后，研究所不再承担博士生的教学工作。研究所怎么能用来培训博士生呢？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研究与教学不能分开。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我大概有25年没去过俄罗斯了，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所以，对俄罗斯的情况我不予置评，但我很清楚格鲁吉亚的情况。改革之前，格鲁吉亚沿用着苏联的科学体系。例如，当时，我所在的生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Physiology）有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因此，生理研究所有很多博士生。
在2004年至2005年，格鲁吉亚做出了一项决定，将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全部转移出去。而且预算非常低。许多研究所几乎空无一人，只有部分获得了国际资助的研究所还在运行。我认为，政府应该给那些已经在读的博士生两到三年的过渡期。政府的决定使得研究所所有人失去了经济来源，而大学成了唯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机构。所以，现在所有大学都有机会招收到博士研究生，更优秀的研究人员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大学机构里面。大多数研究机构并入了大学。大学有着更充足的资金、更高的预算、更多的年轻人，而且研究在大学进展得更好。〔240〕
我在伊利亚国立大学认识了祖拉布·贾瓦基什维利（Zurab Javakishvili），他是伊利亚国立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我进一步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我问他，研究所并入大学后预算反而增加是否属实，他确认了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政府可以轻易削减科研经费，但很难削减教育经费。”随后，他顺便提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科学院有6个研究所研究地球科学，但在大学，只有一个地球科学系，该系涵盖了地球科学的所有学科和领域。〔241〕这不仅可以缩减工作人员，也是大学普遍采取的政策。地球科学系涵盖了矿物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磁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学生们可以接触到其中的多个领域，同时，可以与教师一起从事跨学科的项目。
通过与他们两人的讨论，我发觉，格鲁吉亚科学院的解体不仅让许多科学家前往大学任教，而且也使得综合性科学研究方法取代了高度的专业分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鲁吉亚的科学改革似乎改善了科学氛围，促进了高等科学教育，正如所罗门尼亚所言，改革不仅将研究与教育联系起来，还改变了科学学科高度分化的情况。关于苏联各成员国的科学改革，很少有人做出这一结论。我不禁期待，在俄罗斯等改革更为深入的苏联各成员国，其能达到多大程度上的验证。
乌克兰的科学改革则是另一幅景象。至2015年12月，乌克兰政府一直拒绝对传统的苏联科学体系做任何变更。虽然乌克兰的一些大学确实有采取措施来提高他们的研究质量，比如基辅理工学院（Kyiv Polytechnic Institute）和独立的基辅莫希拉学院（Kyiv-Mohyla Academy），但拆分或重组科学院体系本身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种阻碍。自1991年以来，乌克兰历任总统至少否决过两项关于科学改革的法律。乌克兰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以及其院长鲍里斯·叶夫诺维奇·巴顿（Borys Yevhenovych Paton）声望极高，这给改革带来了极大的阻碍。据说，巴顿出生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成立的当天，他们的年龄相同。康斯坦丁·尤申科（Konstantyn Yushchenko）是巴顿焊接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他告诉我，尽管巴顿已经97岁了，但他仍然精力充沛，每天游泳，并且会亲自参与科学院的决策。〔242〕他深受人们尊重。苏联为他树立了雕像，据说他是唯一一位在生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他牢牢把控着科学院的研究所，因此苏联解体后，他在乌克兰有着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还有人对我说，在巴顿的有生之年，乌克兰都不会进行任何有实际意义的科学改革。时间已经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但乌克兰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保留着令人羡慕的特权，但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科学却正在遭受严重的损失。除战争、经济动荡和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雅罗斯拉夫·亚茨基夫是基辅重点天文台（Mai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的负责人，也是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官员，他说：“根本问题是，乌克兰想要生存就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但政府高层对此没有概念。我们不是俄罗斯，我们不是哈萨克斯坦，我们不是土库曼斯坦，我们更不是罗马尼亚。只有发展高科技，我们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243〕
但不知是因为财政紧张，还是因为科学院的阻碍，或者是认为乌克兰目前的科学水平无法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乌克兰政府在苏联解体后没有追求发展“知识经济”。亚茨基夫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乌克兰出现了大规模的人才流失。虽然我没有读到过任何乌克兰与俄罗斯人才流失的比较研究，但亚茨基夫所说的情况极为严峻：
我所有年轻的同事都早已出国。例如，谢尔盖·博洛廷（Sergei Bolotin）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离开了乌克兰，现在在美国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工作。又如迈克尔·米申科（M.Mishchenko），他曾在重点天文台工作，现在是纽约戈达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有名的大气科学专家。我以前的一些雇员在德国、甚至澳大利亚从事着激光测距工作。我以前的15名同事现在只剩下3—5名。而且留下来的同事都曾受邀去海外工作，但他们因为不愿离开家人等特殊原因留在了乌克兰。
政府必须意识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但他们却无法在乌克兰大展身手。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或养家糊口，被迫远走他乡。
关于那些移民的同事，亚茨基夫说：“一部分会回来拜访亲朋好友或者办理离婚，另一部分则再也没回来过。”〔244〕
根据亚茨基夫的叙述，我发现乌克兰的科学移民（包括移民国外和转换工作领域）与俄罗斯基本相同，只有一点除外：乌克兰政府似乎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而俄罗斯政府至少实施了部分改革措施，甚至启动了特殊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由德米特里·齐明（Dmitriy Zimin）〔245〕私人资助，目的是吸引移民国外的俄罗斯科学家回国发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乌克兰政府会考虑实施科学改革，更不用说为其分配更多的资源了。
2015年12月，乌克兰议会（the Ukrainian Rada）提出了一项关于科学改革的新综合性法案。其涉及资金战略的重大转变：80%的政府研究资金将通过专门的同行评审机构进行竞争性分配。人们普遍认为，该法案会重蹈覆辙，被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否决。鲍里斯·莫夫坎是电子束技术国际中心的创始人，据说，他是巴顿的密友，我与莫夫坎谈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新法律的前景。他积极地认为，既然法国人为支持科学发展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政府结构，那乌克兰也有希望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莫夫坎也指出，关于国家的科学改革，人们通常关注于科学院造成的影响以及大学的地位等问题，却忽视了私营企业在支持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从资料中了解到，私营小企业通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然后，在政府和私人企业的资助下，这些新发现会走向市场。我认为这一模式非常适合我们国家，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我们的科学发展体系存在巨大的问题。我们没有私人资金的注入，我们需要竞争，需要独立，也需要私人资金。寡头们完全有能力投资科学研究，但他们把赚的钱都转移到了国外，我们需要他们参与进来。乌克兰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看看每天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我的观点过于尖锐，但我们的生活和科学体系确实令人担忧。因此，你所说的改革非常重要，一定会开始。〔246〕
从那两周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莫夫坎的预测异常乐观，但话说回来，莫夫坎与巴顿是朋友，也许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内情。我跟他的对话发生在12月17日。一周后，波罗申科总统签署了科学改革法，许多人对此感到意外。〔247〕
2017—2018年，乌克兰科学改革法实施得非常缓慢，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了提高透明度，政府成立了多个监督和评估委员会，且所有决定都要经过总理的批准。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想要采用竞争的方式选出一个科学委员会（Science Committee），监督提案的评估。专家委员会（Expert Committee）主席塞尔吉·里亚布琴科（Sergiy Ryabchenko）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曾任乌克兰政府首席科学负责人，他也是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院士。〔248〕他象征着改革的希望。有两个关键点仍未可知：究竟有多少资金将投入其中？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在其中会发挥什么作用、拥有什么地位？据我所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然而，除了官僚体制的影响，改革进展缓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乌克兰东部局势动荡。其次，根据里亚布琴科的说法，〔249〕政府应该首先告诉民众“为什么要加大科学投入？”，而不是直接“设立科学机构和委员会”，但“新法律里没有提及只言片语”。他补充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科学和创新在乌克兰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展开彻底地讨论。在欧盟研究和创新理事会（European Union's Directorat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的支持下，2016年人们对乌克兰研究和创新系统（Ukraini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ystem）进行了同行评审，其得出的结论是：“乌克兰需要创新发展道路。政府各部门应该通力合作，为科技创新战略提供充分的人才、物质和财政等资源支持。乌克兰必须把研究和创新放上政策的优先议程，制定和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祉。”〔250〕虽然科学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并想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科学改革中，格鲁吉亚将科学院的研究所移交给了大学管理，乌克兰保留了科学院的权力，而俄罗斯科学院庞大的研究所群则首次由政府部门直接管控。这三种改革模式未来会对科学生产力、创新和教育产生怎样不同的作用呢？其结果令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