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条经验教训
最后,比起评价过去,更重要的是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很少有国家像美苏两国那样,拥有高水平的科学成就,庞大的科学家、工程师群体,以及全球首屈一指的核武器库,而苏联还有着与美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以及各类机密信息。此外,在往来自由、资源灵活分配的国家之间通常根本不需要正式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因此,美苏60年来的科学合作情况很难重现。
然而,只要人类还在追求知识的进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只要还存在地缘政治的分歧和冲突,就会有科学家期望跨越国界,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合作。为此,我将本书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成了11个要点:
(1)国际科学合作最重要的不是“国际”而是“合作”。
(2)科学存在边界,且因边界而更加丰富。不同的文化、语言、地理位置、民族、政治制度和学科既可以是干扰,也可以是机遇。其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处理这些差异。
(3)要想更有效促进知识进步,国际科学合作的资金支持应基于其科学价值而不是其国际影响。
(4)国际科学合作特殊资助项目的价值在于创造传统方法无法提供的跨境合作机会,而不在于其提供的资金数额。
(5)国际科学合作项目需要共同构想、共同设计、共同管理、共同资助、共同实施,才能长久存在并发挥最大作用。
(6)如果为国外科学界提供的援助项目由双方共同构想、设计、管理、资助和实施,并且有着广泛的制度影响,援助项目在短期内可以非常有效。然而,长期的援助会引起受援方的愤恨和敌意,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甚至损害双边关系。
(7)民间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科学合作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政治等因素,无法进行自由开放的科学交流,也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民间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比任何政府机构都要灵活、有效地创造交流的机会和途径。
(8)如果国际科学合作项目经过精心规划且极具创新,民营企业会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如果民营企业能够通过国际科学合作获得利润,民营企业可以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盟友。
(9)“国际科技协议的政治意义在签署的那一刻就结束了。”〔21〕这就是说,此类协议下进行的活动必须具有科学价值。如果对科学有益,这些活动的存在时间甚至会超过协议的有效期。而如果任务执行机构没有为协议下的这些活动提供资源,这些协议就无法达成任何真正的目的。
(10)如果政府想要将正式的双边国际科学合作项目作为外交工具,他们必须明白,只有在极为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根“大棒”,否则,这些项目就会失去外交意义,并失去公众的支持。在非紧急情况下,过度使用这些项目“传递信息”,基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且会给“信息接收方”的项目参与人员带来伤害。
(11)科学合作的重点不仅是了解世界,更是要改变世界。〔22〕
[1]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在45亿年前,在地球的海洋中就产生了存在有机分子的“原始汤”,这些有机分子是闪电等能源对原始大气中的甲烷、氨和氢等的化学作用而形成的,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源自同一种实体,一种30亿年或40亿年前漂浮在“原始汤”周围的原胞。
〔1〕2001年10月,达菲就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与苏联国家的十年科学合作史,在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这篇演讲,此次会议由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
〔2〕2015年10月19日,对洛伦·格雷厄姆的采访。
〔3〕已故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妹妹。
〔4〕2015年10月6日,我采访亚历山大·鲁兹迈金和琼·费曼时,琼·费曼所言。
〔5〕参见第5章“科学”中美国科学促进会执行董事威廉·凯里和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进行的激烈讨论。
〔6〕参见第9章。
〔7〕《美苏科学院的交流与关系报告》1977,90-92。
〔8〕格雷厄姆1972。
〔9〕同上,第257-96页。
〔10〕参见麦格拉斯(1962),中央情报局对该问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内部讨论。
〔11〕格雷厄姆1978,387。
〔12〕格雷厄姆和德芝娜2008,95,89。
〔13〕例如,美国国家核安全局的核材料保护控制审计项目(Material Protection,Control,and Accounting)。
〔14〕格雷厄姆1998。
〔15〕科恩2000。
〔16〕塞沃斯蒂亚诺夫2016。
〔17〕辛内斯奇科娃2015。
〔18〕参见纳恩和卢格2015。
〔19〕参见史怀哲2013,263。
〔20〕参见索罗斯2000和第4章“新兴项目的兴衰”。
〔21〕这句话出自美国国务院科学技术局首任局长赫尔曼·波拉克(Herman Pollack)之口,小亚瑟·E.帕迪(Arthur E.Pardee Jr.)告诉了我波拉克的这句话。
〔22〕来自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塔克:197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