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
基普·索恩（Kip Thorne）
科学家通过科学本身与苏联进行科研合作，这是首要也可能是最明显的合作方式。诺贝尔奖得主基普·索恩向我详细介绍了他是如何参与到这次合作中的，同时也分享了他参与其中的理由。他的故事包括很多线索，而这些线索我们也会在其他科学家的描述中看到。
和许多科学家一样，索恩在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首次会见了来自苏联的科学家：
我于1965年6月完成了博士学位。我曾研究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一门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相接的学科。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主要研究中心在普林斯顿、莫斯科和英国。
在完成博士学位后，我参加了1965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广义相对论和万有引力会议。所有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都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雅可夫·泽尔多维奇（Yakov Zel'dovich）出于一些原因不能出席，但是泽尔多维奇的合作者伊戈尔·诺维科夫（Igor Novikov）却在会议上露面。他和我年龄相仿，应该只比我大几岁，比我早几年完成了博士学位。维塔利·金兹伯格（Vitaly Ginzburg）也参加了会议，但我不记得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ii）是否也来到了会场。但是我遇到了诺维科夫，我们很快就成了密友。我们很欣赏彼此的著作。〔1〕
3年后，索恩第一次访问苏联，通过诺维科夫，开始了与莫斯科的理论物理学家们进行广泛交流。诺维科夫还在1968年访问了加州理工学院。索恩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是在1968年，在第比利斯参加相对论会议，随后在莫斯科待了几天。那一年的下半年，我带诺维科夫到美国做了一次长期访问。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1968年诺维科夫访问加利福尼亚期间正值《太空漫游2001》（2001：A Space Odyssey）在影院上映，我们观看了这场电影。”〔2〕（显然，这就是天体物理学家记录时间流逝的方式。）
然而，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诺维科夫此次美国之行的非比寻常。首先，在那些年里，苏联的理论物理学家并没有大规模开展国际旅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在整个世界科学领域非常先进，而且通常与军事研究有关，所以他们比实验物理学家或大多数科学家更难获得出国旅行的许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许多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是犹太人，因此通常不会获得出境签证。
不过诺维科夫不是犹太人，所以他能接受索恩的邀请。但是，他这次访问的第二点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在正式交流项目的框架之外进行的——由加州理工学院直接发出邀请。1973—1978年，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工作，在那里，两国的顶尖科学家依靠科学院间项目相互交流。不过事实上我的感觉是，理论物理学家以及少部分数学家，并没有通过该项目进行交流，而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两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苏联的理论物理和一些数学领域处于世界科学的最前沿，无人能及。〔3〕因此，他们的美国同僚并不总是需要正式交流项目来获取直接性帮助和额外资金。他们有这个能力，也的确通过自己的力量开展了这些访问，并从他们现有的标准研究补助金或大学基金中获取资助。〔4〕其次，许多顶尖的苏联科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和核物理（理论和实验）方面的科学家，都参与了机密性军事研究，这给许多国家的科研交流带来了障碍。
1968年重力物理学领域非常活跃。第五届国际广义相对论和万有引力会议于当年9月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举行。“这是一件大事，”索恩回忆道。
我在泽尔多维奇的酒店房间里与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泽尔多维奇和萨哈罗夫共度了一个令人十分难忘的下午。借此机会，我和泽尔多维奇团队里的几个人关系增进了不少，同时与诺维科夫、泽尔多维奇和团队中的年轻人的关系也变好了。在那之后，泽尔多维奇邀请我去莫斯科，于是在1969年我只身一人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待了6个星期。这次邀请在名义上是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向我发出的。但我认为这项邀请是泽尔多维奇发起的，不过他的名字没有写在邀请函上，我不需要其他任何支持（比如，通过科学院间项目获得支持）。
我们研究的领域是那个时代物理学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可以说，我是这一领域俄罗斯和西方社会之间沟通信息和思想的渠道。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从那时起，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我几乎每隔一年访问一次，（所有这些访问）都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与此同时，在加州理工学院，许多俄罗斯人也私下邀请我进行会面。我会见了诺维科夫、叶夫根尼·利夫希茨（Yevgeny Lifshitz）还有金兹伯格。这些所有都是私人邀请，从未借助过科学院间的交流项目。
稍后，我们将从基普·索恩那里了解到更多信息，是有关物理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而我在这其中只发挥了极其有限的作用。〔5〕
腾吉兹·特兹瓦兹（Tengiz Tsertsvadze）
对许多苏联科学家来说，基普·索恩在第比利斯参加的那种国际会议，是进入国际科学界并迈入更广阔的世界的第一张门票。第比利斯的生物学家腾吉兹·特兹瓦兹讲述了他在国际科学界的第一次经历：
首次联系（并非合作，而是联系）始于1984年。这完全出于偶然，而且非常出乎意料。当时有一个世界免疫学家大会（World Congress of Immunologists），我的教授雷姆·彼得罗夫（Rem Petrov）院士是莫斯科科学院的副院长，非常具有影响力，他组建了一个小组，由来自苏联各地的15名科学家组成。有两位科学家来自格鲁吉亚。他把我们拉到了组内，并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参加在蒙特利尔的科学会议，（随后）访问了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大多数科学家来自莫斯科，但也有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拉脱维亚的科学家等，不过这仍然称不上合作。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访问美国，主要以旅行为主。〔6〕
除了俄罗斯以外，数量如此众多的苏联科学家的出现极不寻常。这个情况很快还会在其他人的采访词中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即将开始采取新的措施，他刚刚掌权，但还没有启动他的改革议程，即“公开性”和“重组”。但是，代表团的组成，以及它最初的构想，都是雷姆·彼得罗夫的首创。特兹瓦兹这样描述彼得罗夫的动机：
他希望在两国之间打开一扇窗，并迈出第一步，使苏联科学家可以参加这次大会。在此之前，这种事情绝无可能。我们回来后，每个人都很羡慕我们，不敢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彼得罗夫院士利用他在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影响力组织了这次旅行，目的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访问美国。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很有趣。如今，每个人都可以购票前往世界上任何地方。我的年轻职员每年会去美国五到六次，他们都有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我们还参加了欧洲和美国的会议。这也是医学科学家首度前往美国。借此次机会，科学家可以出国旅行。去欧洲旅行比较容易，但大多是去社会主义国家，去资本主义国家就稍显困难。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是不可能去美国的。在他的领导下，彼得罗夫感到了局势开始变化，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开始缓和了，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这次旅行。〔7〕
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Boris Shklovskii）
苏联所有科学学科和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对出国旅行的限制，甚至存在着对于参加在苏联领土中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的限制。在苏联时代，尤其是在1985年之前，共产党员身份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前往西方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认为党员更值得信赖。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在俄罗斯以外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居住的科学家，例如特兹瓦兹，通常比俄罗斯人去西方旅行的机会少得多，在俄罗斯境内，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人都能获得更先进的医疗服务，部分是因为苏联的科学机构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城市里。
然而，受外国旅行限制影响最大的是犹太人。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是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的儿子，在基普·索恩的叙述中提到过约瑟夫。鲍里斯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他获得了朗道理论物理研究所（Landau School of theoretical physics）[1]的文凭，他把这份文凭陈列在明尼苏达大学威廉法恩理论物理研究所（William I.Fine Theoretical Physics Institute）的办公室里并引以为豪。20世纪70年代，鲍里斯在位于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艾菲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因为他是犹太人，无法参加大型国际科学会议，于是鲍里斯参加了规模较小但数量众多的当地科学会议（美苏双边研讨会），借此与外国科学家直接互动，而这也是与他们交流的唯一渠道：“参加（苏联的）国际科学会议是我在俄罗斯的一部分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历。我遇到了许多很棒的人和同事……在那些没有人来访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互动就是写信。我们可以写信交流，但信件也要经过审查。单向的信件审查可能需要3—4月。虽然很慢，但这仍然很重要。”〔8〕
1973年，一系列关于固体物理学的国际会议首度在列宁格勒举行，由西方科学家组织，为的是让那些不能前往西方国家的苏联科学家（不仅是犹太人）能够参加这些会议。鲍里斯回忆说：
我得到了朗道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认可，所以他们邀请我参加这些理论研讨会，准确来说是参加其中几个研讨会。1973年，在列宁格勒，我参加了会议。之后大概是1976年，我要去莫斯科参加会议。地方当局不允许我去莫斯科参加这次会议。列宁格勒比莫斯科管理严格得多，那里（共产党）下属的地区委员会和克格勃（KGB）比莫斯科更为严格，他们不允许我去参加这个研讨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太多了或其他什么原因。我还记得1979年在塞万湖召开的那次会议。
这些会议开阔了我的眼界，尤其是在塞万湖的那次。那时候阿富汗战争刚刚开始。美国科学界有一半的人认为应该抵制俄罗斯，但幸运的是，还有一半的人认为不应该抵制。美国代表团当时由利奥·卡达诺夫（Leo Kadanoff）担任主席，他们确实来到了亚美尼亚，我也到了那里。这是一场奇妙的活动，特别是因为我们可以和同事一起登山，然后有完全开放的互动。我从这种互动中获益良多。
当然，我非常感谢利奥·卡达诺夫（他最近刚离世），他让这个小组反驳了至少一半科学界的观点。他这样做十分勇敢，我对此非常感激。〔9〕
像在塞万湖举行这样的会议，就像是在一道安全之墙上凿出的小裂缝，而这面安全之墙正是克格勃的“看守”强制施行的。“你去过塞万湖吗？”什克洛夫斯基在我们谈话时问我。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在一个疗养院里，这是为了给西方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亚美尼亚的食物、葡萄酒和其他一切都一如既往，十分美妙。不过，我们将晚餐时的位次已经提前规定好了，在整个会议中，我们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在登记文件中，每个人都有指定的位置，美国人也一样。原因是他们（克格勃）在桌子下面安装了监听设备，对克格勃的人员来说，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声音识别不是很好。
我们（真的）并不介意，只要能坐在那里，我们就很高兴了。但当美国人到达并拿到他们的登记文件，看到他们的座位已经分配好了，他们就拒绝参加这次晚宴。于是他们甚至都没来进餐，所以我们（苏联科学家）吃了晚饭，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这件事被报告给了莫斯科，应该是报告给了克格勃总部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是一个丑闻，因为（克格勃）知道，由于阿富汗事件，美国人能来参加会议都已十分勉强，所以如果他们不撤销对于座位的要求，美国人可能会离开。这对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人来说都极为可耻，最终我们得到了莫斯科的许可，允许每个人坐在他们想坐的地方。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收到了几张纸，上面写着座位要求可以无视。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直到1989年，什克洛夫斯基才获准前往美国，他收到了一张从明尼苏达大学寄来的单程票。明尼苏达大学邀请他在那里管理一个新设立的研究所，并为他提供了一大笔可以自由支配的基金，他可以用这笔基金带俄罗斯科学家到“双子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会区（Twin Cities）进行长期或短期访问。一些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慕名而来，专程拜访他。如此之多的杰出访客使明尼苏达大学一度在物理学界被称为“密西西比河上的莫斯科”。
罗尔德·萨格迪夫（Roald Sagdeev）
在什克洛夫斯基的故事中，国际会议经常会发生或奇怪或美妙的事情。当时，年轻的罗尔德·萨格迪夫刚刚开始在“测量仪器实验室”（Laboratory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的“电子设备局”（Bureau of Electronic Equipment）工作。这是由著名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领导的庞大机密机构的代号，后来成为库尔恰托夫研究所（Kurchatov Institute）。1958年，萨格迪夫被库尔恰托夫选中，去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个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重要国际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与“原子促进和平”展览一起举行的，该展览与科学和其他交流项目一起启动，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苏联示好的一个关键特征，而这次科学会议的主题是可控核聚变。
萨格迪夫回忆起他到达日内瓦后和朋友们在街上散步的情景。“我们遇到的现实，”他在自传中写道，“不仅迷人，而且让我们叹为观止。”当我们走在日内瓦街道上，看到街上的人们时，我们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脸上没有一丝恐惧的表情。他们看起来光鲜亮丽，神采奕奕。的确，有些人看起来很富有。我们开始互相询问：“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去哪里了？无产者在哪里？”〔11〕这是许多苏联科学家和其他第一次来到西方的人的普遍反应，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美国人在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也会表现出相似的震惊，他们也许会问：“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在哪里？新社会主义者在哪里？”对于两个世界的人来说，这可以说是一次奇异的邂逅。
萨格迪夫随后讲述了苏联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v）教授加入他小组的故事，每当与美国人交谈时，康斯坦丁诺夫都极力表现自己。他的英语比其他苏联科学家都好得多。有一次，萨格迪夫等人和年轻的美国科学家、数学物理学家马丁·克鲁斯卡尔（Martin Kruskal）一起去看电影，康斯坦丁诺夫喝得醉醺醺的，还来了次政治演讲，让自己出洋相，后来还指责苏联的年轻人应该痛打新美国朋友。萨格迪夫和其他人决定把这个故事讲给……苏联团队的一位资深科学家，他转告给了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然后由党委书记转达给了上级当局。几个小时后，萨格迪夫和他的朋友们来到了日内瓦大都会酒店（Geneva's Metropol Hotel）的一间豪华套房，在那里他们认识了伊凡·塞尔宾（Ivan Serbin），萨格迪夫形容他是“这里苏联团队的灰衣主教”。塞尔宾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别担心，照常履行你们在会议上的职责，没有人会再妨碍你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工作。”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表示会议结束。我们没有等很久就看到了那次会议的结果。到午餐时间，康斯坦丁诺夫似乎有些尴尬，走近我们说了几句话，试图为他的不当行为或误解道歉，说着，他递给我们一小笔钱，几个瑞士法郎，说是作为昨晚电影票的报销费。故事到此为止，但这却象征了我们的胜利。〔12〕
“会议的其余部分，”萨格迪夫写道，“更令人振奋不已。”尽管这场会议“双方交流的想法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很明显，美国人想到了一些苏联人没有想到的方法。当团队最资深的成员列夫·阿齐莫维齐（Lev Artsimovich）试图辩称苏联做了类似的工作时，米哈伊尔·列昂托维奇（Mikhail Leontovich）直言不讳，并明确表示情况并非如此，情况因此变得有些尴尬。“他的干预，”萨格迪夫说，“给我们年轻的科学家上了一堂有关科学诚信、意义非凡的课，甚至这是一堂有关人类尊严的课。最后，在会议结束时，两国团队都以一种有点开玩笑的方式同意了非官方的比分，即在实验等离子体和核聚变物理学的讨论方面，美国团队与苏联团队是三比一，理论上是一比一。这让我们这些列昂托维奇的学生感到无比自豪。”〔13〕
玛乔丽·塞内查尔（Marjorie Senechal）
在数学和理论物理领域，美国数学家有着强烈的渴望，想要了解苏联专家的工作。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玛乔丽·塞内查尔被苏联科学家研究晶体拓扑结构的独特方法所吸引：
我是通过一个我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参与进来的，这个问题与晶体和它们的形状有关，我至今仍对此感兴趣，我对晶体的形状很着迷，我经常想，它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状？一般的答案是，它们的原子排成行和层，就像积木一样，大概就形成了这些美丽的形状。但有些晶体的形状是无法用这种方法解释的。例如，你会发现有的晶体看起来像两个立方体相互穿过，所以一定有办法理解这种东西是如何形成的。像这样的晶体叫作孪晶。所以我开始研究和阅读有关孪晶的文献。即使这些文献是英语写的，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并非是我不能理解，而是我不相信，我为此非常努力，并为此写了一篇论文。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理解中缺少了什么。〔14〕
塞内查尔在一位苏联几何学家的作品中发现了她所缺少的东西，该几何学家的作品仅以俄语发表在苏联科学期刊上：
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学生在一篇论文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她认为我可能会感兴趣，这篇论文来自苏联科学院的一份期刊。我读了这篇文章，突然间明白了孪晶是如何形成的，这让我感到异常兴奋，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位俄罗斯人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晶体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Crystallography）的尼古拉·诺莫维奇·谢夫塔尔（Nikolai Naumovich Sheftal）。所以我写信给他，问了他一些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我在信中表达了对他论文的喜爱，并询问论文中的理论在我感兴趣的领域是否适用，这个更为复杂。他用通俗易懂的英语给我写了回信，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然后我们就继续写信了。〔15〕
但通信并不能代替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塞内查尔发现了通过科学院间交流项目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
然后我发现了科学院院际交流项目。我心想：“我很乐意同他一起工作。”他是我非常看重的人，所以我申请了这个项目。我也申请了和另一个人一起工作，这个人的工作更多的是与数学有关，不过也做晶体学研究。不过与后者的合作是一个错误，这件事发生在我交流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个人从我的办公司撵走了。〔16〕
我申请到了科学院院际交流项目，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他们给了我11个月的交流期，我觉得这很棒，我可以和一家人一同前往，包括两个学龄的女儿。于是我们动身出发，两个女儿在那里上学，我和谢夫塔尔在办公室和实验室一起工作了将近一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17〕
自此，塞内查尔不仅继续她的合作，还借助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深入参与了与苏联以及俄罗斯的非营利性交流与合作项目的管理，她还参加主持了一个重大项目：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俄罗斯高等教育基础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对俄罗斯大学进行深层次的结构和文化变革。〔18〕
劳伦斯·克拉姆（Lawrence Crum）
劳伦斯·克拉姆是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和生物工程的研究教授，他通过国际科学会议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国际科学界中，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苏联在声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十分先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奥斯陆召开了国际非线性声学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Acoustics）。克拉姆回忆道：
俄国人派了一艘船去奥斯陆，船上有55名或是75名俄国科学家。这对他们来说很便宜，因为他们可以住在船上，参加会议。我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她很友好，很开朗，她说，“我很愿意来美国和你合作。”最后她来了，她的同事也来了，我们开始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认为她的首次访问是借助了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给他们汇了钱，然后他们来这里住了几个星期。〔19〕
克拉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的声学科学具有如此内在的科学价值。因为在非线性动力学这样的领域，他们不能像其他领域那样高效地处理数字，他们从深入的理论分析开始：
在俄罗斯，苏联科学家需要做很多理论上的工作，因此他们发明了非线性声学。他们在非线性方程上的成就举足轻重，所以当医学超声的研究开始进入高强度超声研究的领域，就必须学习如何研究非线性声学。苏联科学家知道如何研究非线性声学。当苏联科学家参加了奥斯陆科学会议，那些研究非线性声学的美国人说：“天哪，这些人比我们领先了10年，如果我们要开发非常实用的美国技术，我们就需要学习他们的知识！”俄罗斯人想从知识的角度发展非线性声学，我们想用这项技术造福人类，我们也确实做到了。〔20〕
当然，先进的声学科学不单有生物医学方面的用途。事实上，在我多年来与苏联以及俄罗斯协调交流访问和联合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没有什么领域比声学更敏感、更令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关注。在我们的讨论中，克拉姆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们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先进之处：“我们有一个小秘密，这不是机密，但并不广为人知。我研究过尾流跟踪鱼雷，结果是，一名船员发现，只要有船驶出，他就能看到持续数千米的尾流。所以俄国人决定研究一枚尾流跟踪鱼雷，它可以进入尾流，并跟着尾流前进，直到它击中航空母舰的螺旋桨并摧毁航空母舰。”〔21〕
在非线性流体力学和声学方面有一些非常奇特的成就就是这样实现的。这是一种苏联拥有的军事技术，而我们没有，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个研究领域受到了两国的严密保护。然而，该领域的重点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最基础的科学研究——混沌现象的建模。而且它不是“复制”“窃取”或“逆向工程”的技术，它是军事技术，植根于苏联数学家在理论和计算数学方面的先进工作。苏联的基础研究使得他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数学建模方面拥有非凡的技能，其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特有的科学传统，部分原因是他们很少接触到西方的那种大量数字计算。
这是我们在本书中经常会遇到的模式。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为美国科学界和政府界（毫无疑问苏联也是如此）之间关于自由国际科学合作的限制的一些讨论设定了框架。
雅罗斯拉夫·亚茨基夫（Yaroslav Yatskiv）
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如天文学和空间研究，国际合作对科学助益良多，特别是在大型仪器、从相距遥远的地点进行协调观测和进入太空的复杂任务等领域更是如此。对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主要天体物理天文台（Mai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主任雅罗斯拉夫·亚茨基夫来说，国际科学协会是参与国际科学合作的门票：“在科学合作方面我运气很好，因为我的老师是E.P.费奥多罗夫（E.P.Fedorov）教授，他是天文学和地球自转领域的国际著名科学家，研究的是测定地球自转参数和地轴章动。”〔22〕
苏联是外太空项目的主要参与者。1984—1985年的维加计划（Vega Program）[2]对金星和哈雷彗星进行了探测，该计划由苏联主导，多国参与其中，〔23〕亚茨基夫也在这项计划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很幸运，当时苏联科学院空间研究所（Space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罗尔德·萨格迪夫需要一名副手兼助理，来确定维加号飞船和哈雷彗星的轨道。对哈雷彗星来说，维加计划是最成功的，也是最新的一个计划。欧洲人有乔托宇宙飞船，美国人没有宇宙飞船，但参加了所谓的探索哈雷彗星机构间协商小组。萨格迪夫邀请我担任他的副手，负责导航和测定哈雷彗星的位置，这样维加号飞船就可以在1万千米的距离接近哈雷彗星。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那时候还是80年代初。现在“菲莱”（Philae）登陆器甚至可以从“罗塞塔”（Rosetta）号宇宙飞船上直接着陆到一颗彗星上，但在80年代，这还是相当困难的。〔24〕
彼得·雷文（Peter Raven）
在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其他科学领域，如地球、海洋、大气、植物学和动物学等，不一定是苏联科学本身的卓越性，而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其丰富资源，吸引了来自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对于彼得·雷文来说，两者兼而有之。他描述了他第一次到曾经是俄罗斯殖民地的加利福尼亚（罗斯堡[3]）的情形：〔25〕
我对俄罗斯的首个认知是在俄罗斯殖民地加利福亚。加州的州花是罂粟，最初是俄罗斯人在一次沿海岸探险的途中，于旧金山要塞建造的地方或附近采集的。它的学名是花菱草属（Eschscholzia），我曾经在圣克鲁斯山（Santa Cruz Mountains）收集过一种学名叫Nebria eschscholz的甲虫。俄罗斯科学家在一次从罗斯堡到加利福尼亚内陆的生物考察中收集了这种甲虫的第一批标本。所以我才知道他们去过那里。
我一直对世界各国兴趣浓厚。1956年，我还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我选修了一门关于苏联地理的课程，授课老师是俄罗斯的尼古拉斯·米罗夫（Nicholas Mirov）教授，他是移居过来的一名护林员。我对这个国家广阔的地域和生物多样性深感兴趣，并开始比以前更多地思考和了解这个国家。〔26〕
雷文与其他大多数科学家一样，首次接触苏俄是通过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
1975年的国际植物大会，是我能够前往苏联的首次机会。那一年，全世界的植物学家被邀请到列宁格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新奇的机会。之前的接触很少，有时还很危险。那次，我们在列宁格勒待了将近4个星期。
几年前，也就是1960—1961年，我在伦敦研读了一年博士后，主要研究一组被称为柳草的植物，即柳叶菜属（Epilobium）。当时，我认识了这个研究小组的一位主要的俄罗斯专家阿列克谢·斯克沃尔佐夫（Alexei Skvortsov），他在莫斯科的大型植物园工作。当我终于在国会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如果我在1960年给他写一封信，他很可能会被判入狱，甚至会惨遭杀害。我暗暗舒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这样做，我无法想象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阿列克谢可能夸大其词了，但他确实表达了真正的担忧。即使在科学会议上，科学家们的接触也具有较高的限制性与公开性。〔27〕
雷文在1975年与斯克沃尔佐夫的交流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他给了我一份手稿，让我在美国出版。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他把这份手稿给了我。我一直这样接收他的手稿。我坐了几次公交车和人们聊天。人们之前毫无秘密可言，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但我一直希望我能说一些有趣的事情，让那些记录者可以将这些记录下来。”〔28〕
1975年国际植物学大会期间，雷文首次有机会参观位于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著名的科马罗夫植物研究所（Komarov Botanical Institute）。自此，雷文就对科马罗夫研究所迷恋不已，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痴迷其中。
我们在列宁格勒待了大约10天，这期间，我参观了世界一流的科马罗夫植物研究所，逐渐了解了那里的情况。那一年来参观的许多植物学家注意到，大块灰泥从墙上掉下来，建筑物的外部严重渗漏。我们后来得知，那里没有足够的热量供人们在冬天工作，因为锅炉坏了。那座建筑当时只有大约60年的历史，但非常简陋。国会的几位代表注意到这座建筑的状况不佳，他们回到家中后就写了关于它的文章。
对整个植物学领域来说，这似乎是一场悲剧，因为该研究所里面收藏了来自世界陆地面积七分之一的苏联广阔领土上的主要植物标本，以及许多来自中国、拉丁美洲还有俄罗斯植物学家多年来游历收集的许多重要植物标本。植物分类、植物系统学领域的许多领导者都是俄罗斯人，这使得他们研究的标本更加重要。科马罗夫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植物研究收藏之一，这项资产独一无二且不可替代。因此，研究所的糟糕状况成了参加1975年大会的关注的焦点。〔29〕
当时，除了发展和保持与苏联的科学联系外，西方植物学家对研究所的状况几乎无能为力。但是17年后，当乔治·索罗斯带着他的国际科学基金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雷文借此独特的机会，邀请了索罗斯和其他人参与一个百万美元的项目来修缮研究所。〔30〕
植物大会在其他方面也卓有成效。在苏联相对偏远的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几乎是西方植物学家第一次获准进入这些地区。雷文则前往了格鲁吉亚。
关于这次大会，苏联人通过组织一系列的短途旅行向到访的科学家们打开了自己国家的大门。在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良好的访问之后，我们参加了对格鲁吉亚共和国为期一周的访问，这在几年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第比利斯及周边地区待了几天后，我们便前往拉戈代希国家公园（Lagodekhi National Park），这里是高加索地区最美丽、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一片长满了稀有植物的温带森林。那次早期访问为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在过去20年中于高加索地区的大量活动指明了道路，包括植物学活动，植物保护和园艺探索。我和阿列克谢·斯克沃尔佐夫研究过的一些植物就在那里，这次旅行令我兴奋不已。〔31〕
卡尔·韦斯特（Karl Western）
卡尔·韦斯特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高级顾问，也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国际合作项目的长期负责人。他第一次接触苏联科学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尼日利亚。当时正处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爆发了内战。那时候，他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一名年轻科学家。
内战时期，与今天相比，大部分的训练有素的尼日利亚人，较少来自已经脱离尼日利亚的比亚法拉，所以他们带走了大部分工程师、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关于尼日利亚内战，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强烈支持比亚法拉，因为比亚法拉是分裂主义者，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盟军是英国、美国、俄罗斯或者说苏联，因此政治分歧产生了。俄罗斯在根除天花计划中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他们正在研制天花疫苗），很多研究人员都是俄罗斯人，所以我们有俄罗斯人负责西非天花项目。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们。
我和他们并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有一个小插曲，英国和美国不想让这为人所知：因为俄国人很活跃，所以他们给我们大多数人起了代号。所以，阿西莫夫（Isimov）博士会被称为琼斯（Jones）博士。至于我的代号，他们觉得“韦斯特”就行了。有两个美国人没有代号：拉里·博瑞恩特（Larry Brilliant）和我。他们觉得“博瑞恩特（Brilliant）博士”和“韦斯特（Western）博士”听起来已经非常像代号了。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掩盖俄罗斯积极与我们合作的事实。〔32〕
此时苏联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工作上的联系，在官方交流计划或科学会议之外，确实极为罕见。诚然，这种合作渠道在其他国家并不少见，但当时的政局使美国和苏联科学家之间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交涉。
朱莉·布里格姆-格雷特（Julie Brigham-Grette）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的地球科学教授朱莉·布里格姆-格雷特对白令陆桥（Bering Land Bridge）[4]和苏联独特的地理环境深感兴趣：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苏联开始分崩离析时，我的导师戴维·霍普金斯（David Hopkins）就像白令陆桥一样，与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他从未去过俄罗斯，也没去过楚科奇自治区。他写过关于白令陆桥的书，一直想去那里。所以他和我向国家科学基金会写了一份资助提案，以进行科学上的交流，我们会去俄罗斯看看他们的国家如何，然后我们会把俄罗斯科学家带到这里。我们大约在1990年获得了资助，然后我们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991年和1992年，我们正在与马加丹的一个小组合作，这就说明了戴维·霍普金斯有很好的人脉。〔33〕
在更深层次上，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访问苏联会让美国科学家对所谓的“基于数据”的自然科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考古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和湖沼学、古气候研究等）产生相对浓厚的兴趣。在这里，吸引科学家的因素不一定是在苏联所做的科学研究的质量，也不一定是在国际文献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因为这些领域的苏联科学家几乎只在苏联期刊上用俄语发表文章，因此数量很少。
苏联强力的吸引力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苏联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七分之一，在其领土上有许多独特的物种、生物群系、地质构造和矿物、气象和大气条件，以及古代灾变的记录。要进入这些地点，在后勤和政治上都需要很复杂的程序。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正式的交流和合作项目，包括他们的政治和外交庇护的“屋顶”（俄罗斯语为kryshi），以及来自像科学院这样的高层组织的支撑体系，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像布里格姆-格雷特这样的地球科学家试图独自完成实地考察工作，有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她在第11章中关于“历尽艰辛的考察”的故事，应该会让任何“基于数据”的科学家望而却步，他们幻想自己可以像在法国或南非那样，在俄罗斯或中亚组织一次实地考察。
罗尔德·霍夫曼（Roald Hoffmann）
然而，并不是每个进入美国—苏联科学合作领域的人都这么直截了当。康奈尔大学化学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尔德·霍夫曼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格雷厄姆讲述了两个此类故事。首先，霍夫曼讲述了他的故事，他之所以进入苏联是因为他当时不想从事与化学相关的工作：
我出生于1937年，出生地是波兰，当时来看是如此，然后变成了苏联，现在是乌克兰。我和我的母亲以及我的继父（我的父亲在1943年被纳粹杀害）于1949年来到美国，当时我11岁半。我们定居在纽约市，我去了普通的公立学校，然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研究生院就读。我开始接触苏联是在1959—1960学年，那是我在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二年，那时我是23岁左右。当时（或者可能是战前时期），我有典型的犹太移民的左翼倾向，但我当然不是共产党员。
我是1959年发现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的交流项目的。在谈及苏联时，科学是会考虑的一个因素。著名的物理化学家迈克尔·卡沙（Michael Kasha）曾访问哈佛大学，他有乌克兰血统，曾在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任教，教授一门关于分子能量转移的课程，在这门课程中，他赞许了苏联科学家捷列宁（Terenin）和达维多夫（Davydov）的工作。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达维多夫（Alexander Sergeevich Davydov），他是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事，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曾在列宁格勒与约费（Ioffe）一起学习，并提出了一种称为激子的可行理论，描述了晶体中的能量迁移过程。〔34〕
然而，尽管霍夫曼对苏联科学家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但他当时对自己在科学领域的职业生涯并不确定：
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化学家，因为直到我的化学博士学位读了四分之三的时候我才决心以后从事化学事业。在哈佛大学的前两年，我旁听了其他学科的课程，主要是天文学、现代科学政策方面的课程，我对化学没什么把握。这种不确定性起源于大学，那时，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我父母，我不想成为一名医生——因为进入医学领域困难重重。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对艺术和文学开始萌生浓厚的兴趣，而直到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一年，科学教学才让我感到振奋。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我想学习艺术史，如果我和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一定会抓狂。总之，作为一种妥协，我读了化学研究生。我功课很好，但我的心没有放在其中——至少那时还没有。
所以我想，在我哈佛大学研读化学博士项目的第二年，我之所以对前往苏联感兴趣，并申请了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项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拖延，是对要不要从事化学事业的犹豫。在苏联的时候，我和物理学家达维多夫一起工作。但我总是在化学和物理之间徘徊不定，直到今天，即使我专注潜心化学，我研究的东西也和物理难以划清界限。此外，1959年夏天，我去了欧洲，这是我们来美国后第一次去欧洲。我去了瑞典的一所暑期学校，在那里，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在那年，我们决定结婚，那是在1960年1月左右。同时，申请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项目的截止日期也快到了。
作为申请过程的一部分，我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领导的委员会的面试〔35〕。他们对我参加该项目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因为我告诉他们我要娶一个瑞典人为妻，这听上去很奇怪。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让我参加了这个项目。然后我的妻子伊娃4月份过来了，4月底，我们结婚了。我们去印第安纳大学学习俄语，当时很多人参加了这个项目，这1960年夏天的一个强化课程。9月，我们去了苏联。〔36〕
因此，霍夫曼和格雷厄姆一起，成了第一批在苏联待了一年的科学家。这值得引起注意，因为这次访问是在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下进行的，而非在全新的科学院间项目下进行的，该项目只资助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问，而且只针对资深科学家，而不是研究生。
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项目始于1959年，我是在这个项目开展的第二年加入的。那一年，1960—1961年，我被选为美国40名交换科学家之一。俄罗斯派出了所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我同行的另一位美国科学家是奥勒·马蒂森（Ole Mathisen），他原本是挪威人。他在华盛顿大学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因为他是钓鲑鱼的专家。俄国人对鲑鱼渔业和有关鲑鱼的科学非常感兴趣，所以俄罗斯人经常邀请他一起钓鱼，他去过的地方也就比我们多。有许多人参与了该项目，洛伦·格雷厄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派去的很多人都是斯拉夫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他们不断地刺激苏联政府的官员，让他们查阅各种档案，苏联对此坚决抵制。
事实上，正是因为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项目的多元性质，项目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比美国国家科学院项目更具“政治性”。在早期，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项目经常碰到困难，特别来自于是努力维持的“互惠”，即维持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访问的数量和时间之间的平衡。苏联希望派遣更多的自然科学家，美国人想派出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当然，这是出于他们学术团体的利益和他们国家的政治优先考虑。霍夫曼继续说：
那一年，我们在莫斯科，待在那幢外形极像婚礼蛋糕的大学大楼里。我和达维多夫一起工作。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美好的一年。当然，我对苏联文化和语言的了解也在那个时期加深了。那也是我们的蜜月！当时是1960年，我才23岁，一个不错的年纪。那是我在研究生院的第3年。哈佛大学的同僚觉得我这次去那里的决定很疯狂，他们试图劝阻我。我父母同样一点也不喜欢这次旅程。因为我出生在苏联本土，他们认为我会被征召入伍。〔37〕
洛伦·格雷厄姆（Loren Graharn）
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教授洛伦·格雷厄姆与霍夫曼属于同一组美国交换科学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从事化学工程师的工作，但他和霍夫曼一样，他对该领域的职业生涯也有些心存疑虑：
我有一个工程学学位，我曾在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程师。我发现我喜欢科学和技术，但我不想从事科技研究。我想把科学记录下来。我不应该在实验室里度过我的一生，我应该在书桌上度过我的一生。而要做到这一点，保持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同时又能写作，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工作，我就要进入一个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学术领域——那就是科学史。
因此我迈入了科学史的领域，将俄罗斯历史与科学史结合在一起并攻读了一个博士学位。为什么选择俄罗斯的历史呢？因为我在1958年进入了研究生院研读，苏联人造卫星升空时还是1957年。苏联卫星的问世，让我对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人们对于苏联人造卫星的制度、政治与社会背景几乎一无所知，更不要说了解这段历史了。1958年，我们对于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处于完全蒙昧的状态。我觉得，记录下这段历史，就应该是我的兴趣所在了。因此，我开始学习俄语。如果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学生需要习得两门外语，而我则选择学习法语和俄语。我法语说得很流利，但我的口音（我带着中西部的口音）不是为法语而生的。但实际上，我的中西部口音对于俄语来说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我爱上了俄语，现在仍然爱着俄语。这就是我与俄语的不解之缘。〔38〕
洛伦·格雷厄姆作为当代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的西方历史学家，成就了卓越的事业。他在美国培育并创建了一门完整的学科，即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苏联以及之后在社会中的作用。
西格弗里德·赫克尔（Siegfried Hecker）
对于许多科学家（应该不是全部的科学家）来说，正如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他们参与项目中的方式与原因复杂多样。1986—1997年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的西格弗里德·赫克尔回忆道：
这是因为科学，因为这些人发明了射频四极杆，美国人拿走了它。后来成为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的艾德·纳普（Ed Knapp）把射频四极杆带进了实验室设施中，这些都是彼此相关的，所以我们知道苏联人……
所以当我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的身份前往苏联时，得到了极大尊重。洛斯阿拉莫斯是世界核研究圣地，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造了核弹，更因为他们认识所有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了1988年第一次到苏联的时候的情形，那有点像是一见钟情。我们的眼前是许多科学家。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的核武器对着我们虎视眈眈，只是看到了许多光彩熠熠的科学家。
在苏联时期甚至后来的早期科学合作中，赫克尔说：
一个理念十分重要，即萨哈罗夫和他所称的磁场积累，本质上是磁场的爆炸性压缩……俄国人在这方面很擅长。萨哈罗夫对此理念已有基本的雏形。俄罗斯联邦核中心（VNIEF）的人，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继续研究着这个项目，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有一个平行的项目，由一个叫马克斯·福勒（Max Fowler）的人主持。这些人在兆高斯（Mega-Gauss）会议上聚在一起。第一次会议可以追溯到1965年，会议在意大利的弗拉斯卡蒂召开，从那以后该会议经常召开。所以我们有机会进行这样的科学合作，但这种会议是专门针对几个领域的，特别是像磁场压缩积累等方面。〔39〕
特里·洛（Terry Lowe）
科罗拉多矿业学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冶金和材料工程研究教授特里·洛说，在1986年赫克尔晋升为主任之前，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冶金部与赫克尔密切合作，后来作为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深入参与了与俄罗斯的防扩散项目。洛也很早就对苏联独特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比如纳米材料方面的研究，当时这在西方刚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在美国，我们有一个组织叫作材料研究协会（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MRS），欧洲有一个与之类似的协会叫作欧洲材料研究协会（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EMRS）。1992年，就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他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了年度会议。我决定去参加那个会议并会见俄罗斯科学家，我借此机会采访并会见了许多人，一共有450名科学家参加了那次会议。
早些时候，我在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参加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会议，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叫米哈伊尔·泽林（Mikhail Zelin）的人。米哈伊尔·泽林以科学家身份来到美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表达了我对超级计算模型的兴趣，它是用来验证研究材料运动表现的，特别是观察纳米尺度的现象，主要是10-9米的现象。在当时，对纳米现象模拟进行实验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只能运行非常短的时间（从皮秒到纳秒）而且只能模拟体积非常小的材料的运动表现。
这位俄罗斯科学家说他可以制造纳米结构的材料，也就是纳米级的材料。他提到了俄罗斯的一个机构，乌法国立航空技术大学（Ufa State Aviation Technical University）；还提到了他的前顾问，鲁斯兰·瓦利耶夫（Ruslan Valiev），瓦利耶夫就是开发这项技术的人。我说：“嗯，这很有趣。这项技术也许使我们能够对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大规模模拟进行实验验证。”〔40〕
之后，特里·洛开始与俄罗斯开展防扩散工作：
从1990年到1996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材料、研究和加工科学（Materials，Research and Processing Science）小组组长。该组织是材料科学部门（Materials Science Division）的几个组织之一，西格弗里德·赫克尔是该部门的前负责人。我的办公室在化学和冶金研究大楼（Chemistry and Metallurgical Research Building，CMR Building），在那里，我的储物柜就紧挨在西格弗里德储物柜的旁边。这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在那里我与他热切攀谈，他当时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他谈及苏联解体的后果，说：“嗯，我们需要到那里去做点什么。”我不想说这想法先于华盛顿特区，沿着同样的思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那些想法，所以问题是该怎么做。实际上，是我主动去苏联与俄罗斯科学家会面的，我的灵感来自西格弗里德，正是因为他，我才第一次主动联系他们。〔41〕
赫克尔和特里·洛都明确指出，1991年之后，在进行实用性防扩散工作之前，科学合作是出于同行科学家的科学兴趣和联系的目的，而非出于政策考虑。在后来动荡的几年里，纯科研合作也继续进行。赫克尔在他出版的书《命中注定的合作》（Doomed to Cooperate）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了美国实验室科学家（不仅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和他们的俄罗斯同事在封闭的核城市进行的基础研究。〔42〕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些研究合作与同时进行并获得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的防扩散工作密切相关，而且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