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和文化狂热者
还有其他一些人基本上是出于偶然或大势所趋而进入美国与苏联科学合作的领域中的。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人来说，他们对该领域的长期兴趣不一定来自对科学的特殊兴趣，也不一定来自对全球安全的热情，而是来自他们对语言研究的热忱，在某些情况下，也源于他们对俄罗斯帝国土地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深深痴迷。
诺曼·纽瑞特（Norman Neureiter）
我们已经见证了诺曼·纽瑞特在其职业生涯中期参与这一领域的经历，他是国际科研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和思想家之一。然而，回望纽瑞特的年轻时代，通过对俄语的掌握，他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力：“1948年我正好16岁，去大学读书。我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在他成年时从奥地利移民到这里。他对我说：‘你可以想学你喜欢的任何专业，但不要忘了对俄语的学习，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现在想想，他真有先见之明！”〔51〕
正是纽瑞特的语言能力和兴趣将他带入了下一个阶段：文化交流。
但在1959年，我的俄语水平才突飞猛进。在美苏关系略有回暖的时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曾达成了一项国家展览交流的协议。俄国人来到纽约，用各种机器展示了他们的工业能力，而美国决定向俄罗斯人民展示典型美国家庭的物质生活。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活动。展览为期40天，每天有5万名游客。彩色电视、汽车工业，时装，轿车，带有厨房和浴室电器的全尺寸样板房。这里成了著名的尼克松和赫鲁晓夫之间“厨房辩论”的地点。总之，我申请并成了80名俄语导游之一，每天花8—10个小时回答苏联人的奇怪问题，以及回答那些想了解美国生活的俄罗斯人提出的严肃问题，而这些经历可以很快提高一个人的俄语流利程度。〔52〕
纽瑞特在结束了文化展览上的专业语言工作之后，政府又两度要求雇佣他，让他发挥才能。当时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亨伯尔石油公司担任研究化学家：
然后在1961年政府让我做别的事情。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为一个即将来美国的苏联石油代表团做翻译。美国石油业已经完成了对苏联的首次有组织的访问，而这次是苏方对美国的回访。当苏联人准备首次进入全球石油市场时，美国工业界非常担心。政府邀请我做另一项事务是在1962年年初，他们要求我为苏联化学家托普奇耶夫（Topchiev）做翻译。他是苏联帕格沃什精神的官方代表，同时也是苏联科学院的副院长。他还是一名有机化学家，这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邀请我做这项工作的原因。这对我可是件大事。〔53〕
然而，对于纽瑞特的雇主亨伯尔石油公司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这次旅行是我人生中的大事。这也是亨伯尔石油公司第三次让我执行与苏联有关的外交任务，为期几周时间。几个月后，国务院又给了我一份翻译工作，但显然我不能从亨伯尔石油公司指派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我必须做出一个抉择。最后，我决定去国家科学基金会，其后是外交部，然后是白宫科技办公室。在这些工作中，科学都是积极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活动使我现在参与了科学外交，这种外交将科学视为促进和平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相信它有助于改善关系，并希望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54〕
保罗·赫恩（Paul Hearn）
对我和几位同事来说，对俄语、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至关重要，这些兴趣使得他们最终走上了与美苏和其他国家管理科学合作的职业道路。在本节剩下的部分中，我要介绍四位人物，其中只有一人有正式的科学背景，他是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USGS）的保罗·赫恩，而他的研究都是在对苏俄科学研究面临危机时才开始的后见之明。苏俄的研究吸引并促使我们进入了美苏科学合作这一有点陌生的领域。
赫恩回忆说：
我被杜克大学录取了。大家都在热烈讨论要修习哪一门语言，因为在那个时候，学校要求学生需要学习两年制的一门外语。我的一个朋友说：“就选俄语吧，比较简单就能合格。”1971年，我从化学专业和俄语专业同时毕业，我被乔治城大学录取，这也是得益于他们的俄罗斯地区研究项目。因为我对于自己想从事的工作毫无头绪，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大学里最艰难的一年。〔55〕
在乔治城大学，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于是赫恩在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矿物研究部门找了一份兼职工作。这份工作让他着迷，他接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获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之后成了一名科学家：
于是自然而然地，我就对俄罗斯的地质科学产生了兴趣。苏联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地质情况，以及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都使我着迷。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对苏俄的科学结构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它与我们有什么不同，所以只要有机会去听演讲，或者有来访的科学家，我都会欣然接受，我很自然地（开始）与俄罗斯科学家会面，并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建立与他们的职业和个人联系。这种感觉在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延续着。〔56〕
根据1988年签订的政府间基础科学协议（Intergovernmental Basic Sciences Agreement），赫恩成为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首席科学家，负责与苏联的合作。保罗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我们一同管理该协议下的活动，还对许多事情交流了各自的看法，从苏联科学到美国跨部门工作经历的奇闻异事和矛盾痛苦，我们无话不谈。
凯瑟琳·坎贝尔（Cathleen Campbell）
另外两位关系亲密的同事，凯瑟琳·坎贝尔和加里·瓦克斯蒙斯基（Gary Waxmonsky）也走上了研究苏俄的道路，但和我一样，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方式，完全绕过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弯路。坎贝尔出于对斯拉夫文化的热爱，在本科阶段学习了俄语，并在乔治城大学获得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硕士学位，并撰写了关于中亚穆斯林人口的硕士论文。她曾在政府资助的智库兰德公司[7]工作过一段时间，研究政策问题，后来又在国务院和白宫科学办公室担任政务职位，这两个部门都重点关注与苏联的科研合作。谈到她在美国国务院从事美苏科技合作的工作时，坎贝尔的回答令人耳目一新且十分坦诚率真。她与我分享了斯拉夫语研究领域人文学科毕业生（包括我自己）经常听到的老调：“我需要一份工作。”“但谁知道，”她接着说，“我会如此热爱这份工作呢？”
在国务院和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任职数年后，她在那里为改革时期的美苏科研合作的复兴起到了助推作用。之后她加入了美国商务部的技术管理局（Commerce Department's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负责许多国家的项目。在与她共事了几年之后，我把她招进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担任高级副总裁，几年后，她接替我在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担任了10年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出人意料的是，坎贝尔完成了我在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不能或不愿做的事情——通过将其效用范围扩展到非洲和亚洲，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
加里·瓦克斯蒙斯基（Gary Waxmonsky）
加里·瓦克斯蒙斯基曾在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领导美苏合作项目数十年，他也对研究苏俄问题痴迷不已，就像坎贝尔和我一样。瓦克斯蒙斯基在研究生院接受的培训与我更接近：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C.塔克（Robert C.Tucker）和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Cohen）的指导下学习政治学和苏联政治史，几年前他们也曾是我的导师。与我和坎贝尔一样，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个几乎与科学技术毫无关系的课题：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的生活和时代。捷尔任斯基是苏联秘密警察契卡（Cheka）的创始人，这个组织后来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我猜想他的论文选题与他和“钢铁费利克斯”[8]同样的波兰血统有关。的确，坎贝尔和瓦克斯蒙斯基，就像我和许多其他进入俄罗斯研究领域的人一样，在这片历史上被俄罗斯帝国以各种方式控制的土地上都有一些家庭背景。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我们的学术和职业选择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格尔森·S.谢尔（Gerson Sher）
我很早就对俄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我的祖父母是二十世纪初从沙皇统治时期逃离的犹太难民。那一代的犹太人在家里说俄语是很少见的。这些犹太人几乎全部都想永远离开俄罗斯。但是，我的祖母却并非如此。她的书柜上摆放着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的流畅俄文版本。
我听说过《战争与和平》（但没听说过《安娜·卡列尼娜》），我想我的祖母应该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犹太老妇人，她懂俄语，我觉得这本身就很奇怪。如果她把这些书和她的安息日烛台从俄罗斯一路带过来的话，这些俄国人身上一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值得一看。
我在高中学过俄语，在大学也学过。我曾在世界文学课上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我对俄国文化开始着迷。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理性主义、狂野的情感和灵性，全都交织混杂在一起。我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文化。我在耶鲁大学主修俄语研究，师从弗雷德里克·巴格霍恩（Frederick Barghoorn）学习苏联政治。〔57〕我读了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俄语原著，对南斯拉夫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产生了兴趣。与科学有关的课程我一门也没上。我和保罗·赫恩一样，对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一无所知，于是我考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的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史以及政治哲学，并写了一篇关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博士论文。〔58〕我为斯蒂芬·科恩广受欢迎的苏联政治史讲座“助教”（教授本科讨论部分）。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其实我对教学没有任何兴趣，这简直是一场危机。
我的救赎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那就是科学。艾伦·卡索夫（Allen Kassof），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苏联社会学（他有很多关于苏联的笑话），也是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的长期执行董事（见第1章）。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没有职位空缺，但艾伦提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科学院有空缺，并建议我与国家科学院的主任劳伦斯·米切尔（Lawrence Mitchell）谈谈，他负责与苏联和东欧的科学交流项目。我的第一反应是：“哦，但愿绝不是和科学有关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中，我可以运用我的语言技能，也许还有我的知识，虽然可能用不上我在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专长。我在华盛顿的面试结果十分完美，加上良好的语言训练，最后我被录用了。
简而言之，像凯瑟琳·坎贝尔一样，我找到了一份科研合作的行政管理工作。尽管这是意料之外，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在之后的四十年里，似乎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自然了。这份工作使我像坐在剧场前排一样能近距离地观察苏联和东欧生活。至少，那部分生活触及了受过高等教育、享有特权的科学界。这也是我继续探究当时思想史的一种方式，不过现在，我更感兴趣的是苏联和东欧的科学知识分子，这种兴趣取代了我早期对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者的痴迷。〔59〕但当我试着思考我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这种感觉会不时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