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

我在此处提到“资金”并不是想说资金不足。事实上，许多项目都得到了大量拨款，尤其是防扩散项目。然而，我认为，自1990年后，从一开始，美国政府的国际科学合作资金结构或多或少就对整个项目合作系统造成了扭曲。

不用于政府机构核心使命的专项资金，其使用目的基本与机构的核心使命分离开来。当然，专项资金有充分理由存在，但总的来说，如果其使用目的孤立时间太长，人们就会认为这一目的是该机构目标的附加部分，而不是不可分割的存在。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如果专项资金的目的是为机构带来持久的利益，其应该成为机构目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两者分开的越久，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越会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例，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早期历史中，国际科学合作资金被单独划为一类。当时，该基金会狭隘地将使命定义为促进美国科学健康发展，而现在，人们普遍认同“科学无国界”的观点。不管出于什么初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国际活动提供的资金不断增长，并成立了独立的国际项目部。国际项目部的负责人雄心勃勃，每年都努力地获取更多资金，最终引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其他分部的注意（尤其是面向学科研究的分部）。其他分部意识到，独立运行的国际项目部占用了基金会的大量资源，经常与基金会的核心研究项目竞争资金，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更糟糕的是，国际项目部资助的合作项目与其他分部的研究项目会分开进行评估，所以，其他分部普遍认为国际项目部在质量和知识领域相关性上不如他们。他们的观点并不是毫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项目部资助的国际项目没有价值，这些项目只是与其他项目不同，且具有独立性，不被视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核心使命的一部分，而且可能科学竞争力不如核心研究项目。最终，此类观点变得根深蒂固、难以处理，国际项目部被大幅缩减，成为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办公室的一部分，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常在政府机构任职，他们对国际项目部的资金进行了重组和重新规划，以便与政府机构的目标保持一致。

我在这里讲这个不幸的故事不是为了批评或诉苦，而是为了说明一点：国际科学合作资金的结构和性质极大地影响了资金的使用和使用人的态度。在政府层面的国际科学合作的大背景下，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和苏联60年间的科学合作中时有发生。最初，在冷战期间，美苏主要通过交流项目进行合作，这些项目有独立的资金。例如，科学院间交流项目最初是应国务院要求，由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际项目部资助，有专门的预留资金。美苏关系缓和期间，华丽、正式的大型政府协议随之出现。为了运转烦琐的体制，各机构内部需要设立特殊类型基金，特别是用于管理和访问的基金。为了更好管理和进行科学研究，这些项目会举行各种会议、进行各类代表团访问，频率比以前更高，而机构的资金使用模式开始反映这一新的情况。1979年我到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时，美苏项目的年度预算包括一项300多万美元的特别拨款，这还不包括工作人员的薪金和差旅费，这两项费用需另行支付，而整个国际项目部的预算约为1000万美元。我敢肯定，我们的部门负责人一定为之苦恼。

其他机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通常，这些机构没有专门用于美苏合作的预留资金，所以当联合委员会同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合作研究时，这些机构会愤愤地抱怨，没有资金，研究任务根本无法完成。除非这些机构在苏联发现了独特的现象或研究，且对机构的核心使命至关重要，否则根本没有资金用来做其他事情。例如，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前往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考察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俄罗斯关于艾滋病和结核病的工作，就获得了专项资金。但这只是个别特例，从整体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11项政府协议中，类似的激励并不常见。

20世纪90年代，资金结构问题越发严重，造成的危害也与日俱增。一方面，美国政府因美苏合作而提供给许多机构的资助锐减。例如，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给新美俄基础科学项目的预算约为13.5万美元，按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标准，几乎等于没有。另一方面，大量的新项目上线，这些项目可分为两类，索罗斯的国际科学基金会项目和国内外的防扩散项目。国际科学基金会的项目投入高达1亿美元，旨在帮助苏联民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家。防扩散项目主要关注以前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大量的第三方资金投入到了苏联的科学中，加上苏联的科学基础设施四分五裂，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机构不再将与苏联的科学合作视为主要目标的一部分，这些机构下调了合作的级别，合作沦为次要目的。

在防扩散等领域，为解决具体问题，新的特殊项目迅速涌现。其中不少项目是为了解决苏联的生物武器问题。例如，国务院资助的生物产业项目（Bio-Industry Program）、生物技术参与项目以及其他项目。这些项目为执行任务的机构带来了大量的特殊资金，就像生物技术参与项目给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带来资金一样，其既带来了新的机会，也造成了机构对特殊外部资金的依赖。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和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为民间机构和其他组织提供了与苏联科学家进行科学合作的新机会，只要他们能够证明，后者参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虽然这些活动对全球安全来说非常重要，但毫无疑问，这也意味着，负责这些活动的机构需要将内部的不少科学家从其他领域中转移出来，重新定位到这一领域。

因此，依赖这些特别款项与俄罗斯或乌克兰进行科学合作已成为惯例，以至于在2010年后，当这些资金开始枯竭时，各机构没有什么动力来开展新项目。很多项目失去了特殊资金，就等于失去了资金来源。当然，火上添油的是，美国与俄罗斯在这段时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F.格雷·汉德利（F.Gray Handley）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高级国际项目经理，他在采访中反思了这些问题：

此类型的协议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的签署是出于政治因素。如你所知，这些协议没有长期的资金来源。所以，除非有强劲的后台、强烈的科学需要，或者其他我们特别想接触的存在（如某位科学家），研究机构一般很难找到资源，因为我们是基于同行评审进行的资金分配。部门负责人基本上没有资金可以投入到特定的双边项目中。我们管理资源的方式避免了资源的滥用，但也阻碍了特定项目的开展。当我们接到如“研究人工心脏”项目时，我们甚至连组织会议的资金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

我唯一一次与苏联进行紧密合作，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时，国务院要求所有科研机构想办法与苏联和俄罗斯进行合作，生物技术参与项目为我们提供了资助，我们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此外，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和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也为我们提供了资金。这些机制的建立为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机会，这些资源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求合作。

我们还参与了将俄罗斯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转移到其他健康科学领域工作的行动。在那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以及生物技术参与等国务院资助的项目获得了资源，我们能够支持我们的科学家在俄罗斯和苏联寻找合作伙伴。很多科学家都找了合作伙伴。苏联的组织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会进行审核，给他们打分，跟踪最新进展，对合作项目进行科学的管理。有时，我们内部的科学家也可以分到资源，并从中获益。所以，我认为，我们做出了一些成就。我们机构的相关预算不是很多，但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普遍情况。总的来说，只要资源到位，这些项目就能发挥出不错的影响。〔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