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项目

甚至在1958年《莱西-扎鲁宾》签署之前，美国学术界就看到了与苏联在“解冻”时期进行专业交流的机会。1956年2月，赫鲁晓夫公开评价斯大林，开启了“解冻”进程。就在当月，一群美国学者成立了校际旅行津贴委员会（Inter-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ravel Grants，IUCTG），以促进美苏之间的学者交流〔15〕。在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资助下，该交流项目允许人们在两个国家进行长达一个月的访问，但必须持有“游客”签证。《莱西-扎鲁宾》使这些互访能够在一个更加正式和适当的框架下进行，为交流访问者提供特别签证，并实行“接待方付款”政策，这也大大简化了财务安排。

《莱西-扎鲁宾》一经生效，美国国务院就要求校际旅行津贴委员会开展正式的交流项目。1968年，校际旅行津贴委员会将这些项目移交给新成立的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简称IREX）。校际旅行津贴委员会和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项目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交流或合作项目，甚至在苏联解体后依然存在，最终于2015年终止。随着这些专门面向科学技术的项目的出现，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上来，并将其范围扩大到其他各个国家。因此，其非凡的历史超出了该书撰写的能力范围，在此无法将其穷尽。〔16〕

1958年，在苏联人造卫星引起巨大冲击之后，自然科学才加入到一系列交流计划中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莱西-扎鲁宾》呼吁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ASUSSR）组织一次科学交流访问计划〔17〕。美国国家科学院时任院长德特勒夫·布朗克（Detlev Bronk）于1958年参加了《莱西-扎鲁宾》的讨论，他于1959年初再次会见了苏联科学院的代表，并于当年11月与苏联科学院时任院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涅斯梅亚诺夫（A.N.Nesmeyanov）签署了第一份详细的科学院间交流协定〔18〕。到1977年，大约有350名美国科学家与大约同等数量的苏联科学家参与了这个项目，这个发展步调又持续了好几年〔19〕。此外，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模式拓展到与东欧各国科学院的交流之中。1972年莫斯科首脑会议（Nixon-Brezhnev Summit）开启了缓和时代，此前几年中，科学院间项目是准允两国科学家互访的主要正式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两国科学家还可以进行专业合作。

科学院间项目是美国与苏联，以及与后来的俄罗斯之间最持久的科学交流项目，总共开展了30年。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科学院间项目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失去支持，当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治理下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跌入了历史低谷，该项目最终于2009年终止。然而在这一时期，科学院间的交流持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比以往，但仍然是两国科学家以个人名义追求其科学利益的双边交流媒介，具有系统性和国家层面的意义，而且无可替代。

尽管这些交流项目在促进两国科学家与学者之间的专业联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们也并非毫无弊端。当时最饱受诟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该项目程序繁杂，与科学家之前在世界各地来去自由、不受拘束的以往大相径庭。在两个特定国家之间展开的正式双边科研合作，往往受到谨慎协商的外交协定的约束，自然也就与科学家们以往的体验格格不入。规范美苏文化和科学交流的《莱西-扎鲁宾》条款与科学家们的惯常标准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些条条框框僵化死板、程序固定，具有高度限制性。条款规定了一切内容——从合作领域到访问的次数和持续时间、财务和法律框架等。

对于美国学者和科学家来说，他们对这种情况极其不适应，他们习惯了自己安排各项事务，并认为这是自己的传统权利且可以方便快捷地完成任务。相比之下，《莱西-扎鲁宾》却有着明确的限制规定，令美国科学家感到沮丧和反感。印第安纳大学的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yrnes）教授是校际旅行津贴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曾经抱怨说，两国交换学生就像交换“很多袋粮食”一样。〔20〕

至于科学院间项目，管理两国科学院交流事务的《莱西-扎鲁宾》对项目规定事无巨细，其附录甚至详细地列出了苏联和美国科学家在对方国家的每个学科中所期望进行的“理想”访问。美国科学家还是一样，觉得这种繁文缛节极其麻烦，不近人情。事实上，即使是在赞助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二者都是受人尊敬的机构，而它们的成员都是由各科学院所直接选举产生的杰出科学家。事实上，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苏联科学院与其他苏联机构截然不同，这也是其在苏联成为一个独特的自治机构的主要原因。

除了上述特点一致以外，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美国国家科学院实质上是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任内成立的一个著名科学机构，其职责是就科技引进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另一方面，苏联科学院是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作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领导下成立的。它由约瑟夫·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为苏联主要科研机构，拥有数百家研究所。斯大林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他不信任大学，将它们贬低为仅仅开展教学活动的机构〔21〕。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除了其维持研究小组和撰写报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营活动，尽管某些特定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支持，但总体而言其财务状况是独立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客观独立的建议。相比之下，苏联科学院是一个庞大的运行系统，虽然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却由政府直接资助，其经费主要用于军事研究。1991年苏联解体后，它也受到广泛批评，被视为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最大的财产所有者。

两所科学院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使美国科学家对交流项目的安排感到不满。1962年2月的《原子科学家公报》上，科学院间项目的第一位美国国家科学院管理人劳伦斯·米切尔（Lawrence Mitchell）承认，对于像美国国家科学院这样的机构来说，该项目的框架是“不同寻常的”。米切尔还说，尽管如此，美国国家科学院还是同意了该交流项目，“希望通过该项目增加两国的交流……会让两国科学家们能够随意互访的那一天更快到来，并使其成为国际科学界的惯例。”〔22〕

由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尔·凯森（Carl Kaysen）主持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对科学院间交流计划的重要审查“凯森小组报告”指出，“科学院间交流项目的制度化从实行之初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抑制美方目标的实现和方法的实施。问题不单是科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作为机构来说结构相当不对称，而且该项目交流科学家的方式也很奇怪。项目中准许访问的领域，其访问期间不去考虑由谁来访问，谁来接待来访者，诸如此类的方式，都与工业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进行交流所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23〕

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对于那些习惯与同事一道在国外自由地旅行和结交朋友的美方科学家来说，交流项目程序繁琐、僵化死板，效率低下且公式化，使他们感到厌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少有机会访问苏联，反之亦然。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签证的发放。由政府制定的严格配额制度和官僚监督机制，以确保利益安全性和对称性，从而对美国科学家有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对来自“工业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原本不需要的真实而合理的担忧。

作为20世纪70年代科学院间项目的项目官员，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是一个被美化了的旅行代理人，负责为苏联科学家制定行程，并保证这些行程安排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我也代表外宾与东道主进行书信往来和谈判，向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游客解释旅行支票的陌生概念，为美国科学家们处理好出国前事宜，还为他们处理好在陌生国家生活出现的紧急情况。但我也想说，如果科学家在两国之间旅行变得容易，他们就不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了。同理，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以下论述也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交流项目涉及的两个国家不是深陷冷战深渊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美利坚合众国，它们就不需要烦琐的正式协议来实现自由科技交流和人员流动，而自由的科技交流和人员流动本就是科学家们的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