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科学家与科学学会
当决策者考虑这些战略问题时，最先迈出一步的是科学家和科学学会，而非政府。据我所知，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核物理学家，他们来自美国能源部下属的两个实验室，分别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位于新墨西哥州。〔78〕作为美国领先的核研究和核武器实验室，这两个机构此前已经与苏联对应的机构建立了非正式的联系，这些机构包括了研究院以及原子能部的研究机构，甚至与一些所谓封闭的城市中的机构也建立了联系。
这些封闭城市中的机构是秘密设立的军事机构，其存在并未得到官方认可，以附近人口中心的名称以及以这些机构与附近人口中心的距离而命名，例如“车里雅宾斯克72”号和“阿尔扎马斯16”号。在这些军事机构中，对敏感问题——核武器进行了基础和应用研发。奥昆与他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以及美国实验室工作的俄罗斯同事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个人联系。尽管如此，利弗莫尔的科学家早在1991年12月就响应了来访的俄罗斯同事的求援呼吁，用自己的个人资源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援助。
此后，实验室的科学家很快成为美国政府与苏联（尤其是俄罗斯）建立联系的半官方式先锋，而这也是出于对其核武器库安全的深切担忧。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当时的主任西格弗里德·赫克尔（Siegfried Hecker）说：
在1991年12月，时任美国能源部长的沃特金斯（Watkins）海军上将与总统老布什开完内阁会议回来时说：“总统提出了他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核武器科学家潜在人才流失问题的担忧。”他继续说：“总统想知道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挽救这一局面。”
我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俄罗斯那边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我说：“沃特金斯海军上将，我们为什么不去问俄罗斯那边的人呢？在那边我有认识的人。你想，我是这里的实验室主任，如果我实验室的人遇到了麻烦，我会想出一些应对策略。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们，看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那一天是1991年12月16日，沃特金斯回应道：“我们走吧，赶在圣诞节前解决！”〔79〕
赫克尔和利弗莫尔实验室主任约翰·纳科尔斯（John Nuckolls）试图通过这次访问促进美国和俄罗斯武器科学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逐渐发展，后来就有了广为人知的“实验室对实验室”项目（lab-to-lab）。它们在未来几年中作为科研合作以及与安全相关的合作渠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半独立作用，这将在本章和其他章节中进行讨论。
接下来做出回应的是科学学会。〔80〕其中尤其包括美国物理学会、美国天文学会以及美国数学学会，这些学会从会费、会员直接捐赠以及外界捐款（包括艾尔弗·斯隆基金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乔治·索罗斯）中筹集了大量资金。德芝娜的报告显示说，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物理学会筹集资金130万美元，美国天文学会筹集资金大约40万美元，美国数学学会也筹集了大约40万美元资金，以支持救助俄罗斯科学。这些学会还成立了国家及国际科学家委员会，接受各界的援助资金提案，择优选用，同时向数千名苏联科学家提供每月30—100美元不等的资助。他们还将这些资金用于其他用途，例如购买电脑和分发期刊。
美国科学学会的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其筹集的资金以及为苏联同僚带来的助益，还因为这项工作的方式。在此之前，竞争性资助的概念在苏联科学领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研究资金一直是自上而下分配的。从这些学会的援助工作开始，“Грант”（英文“grant”）这个词就出现在了俄语中。不仅如此，捐助者还竭尽全力确保基金数额不会因税收或贪污而减少。在免除税收方面，他们获得了俄罗斯政府的许可，一开始只是非正式的允诺，后来在税法中正式将外国科研经费的税收免除了。这项免税政策始于1992年，促使各个学会募集约200万美元的紧急捐助，并在未来20年惠及了所有科学援助工作，也为国际项目开展铺平了道路，给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项政策就从这时开始了。
在那些动荡的早年，将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也远非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很显然，出于对正式的扣缴税款程序和贪污现象的担忧，这些资金不能通过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分配。据闻，一开始，一些学会的美国科学家，甚至是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会把二十美元面额的现金放在袜子里偷偷带走。（即便美国物理学会因此建立了正式的银行程序）〔81〕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更大、更为正式的项目开始出现，开发出自己精心设计的管理系统，并选定俄罗斯当地的银行与之合作，将资金直接交付给受助者。那时候，这些学会和其他组织经常借助这些渠道来划拨资金与递交其他类型的资助。
科学学会的创举，为随后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援助与合作项目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历史意义之重大，怎么估量也不为过。这些科学学会在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首创并实施了由研究者发起的竞争性科学资助基金；它们为外国科研资助撬开了一个小小的税收洞口，却未曾料想这一洞口成了一道闸门，为援助与合作项目注入了大量资金。科学学会的工作充分说明，有必要建立正式的财政与行政系统，以可靠、负责和透明的方式提供资金等援助支持。
在上述个人和团体倡议开展的同时，鲁比亚和奥昆提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倡议也处于讨论之中，该倡议提议将调拨1亿美元基金来援助俄罗斯科学家。到1992年年初，该倡议细分为至少四个独立的分支，每项分支的资金为25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
按时间顺序，《鲁比亚-奥昆》的首个实际成果产出于1992年2月所召开的一次会议，即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与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的会议。出于对俄罗斯的军事机密有可能泄露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担忧，〔82〕美国提议成立一个多边机构，其资金来自美国（2500万美元）、欧盟（2900万美元）以及日本（1700万美元）。1994年，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在此基础上成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鲁比亚-奥昆》并没有提及任何类型的军事或核研究。它明确指出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通常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为导向，而以更加“应用性”的研究为导向。然而，在俄罗斯和美国，基础研究领域和国防研究领域的理论物理学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建立了特别活跃的信息和关注渠道。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而且我当时也持有这种观点，即政府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支持是为了缓解因苏联科学体系崩溃而引发的各种危机。
1992年2月，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尤里·奥西波夫（Yuriy Osipov）到访美国加州众议院议员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办公室，《鲁比亚-奥昆》的第二项分支开始了。布朗是众议院科技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国际科学合作的热切倡导者。奥西波夫呼吁美国政府设立一项援助基金。布朗是一位炉火纯青、成效卓著的立法者，他于3月24日推行了HR 4550法案，授权成立一项“具有捐赠性质、非政府、非营利的基金会，以此鼓励和资助美国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研发项目。”〔83〕该法案要求在1992年、1993年、1994年和1995年财政年度各拨款5000万美元。于是《鲁比亚-奥昆》第二项分支就此产生。一年后，根据这项法案成立了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即现在的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
接着，在1992年夏天，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回复鲁比亚和奥昆写给他的信时，承诺法国会向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捐款2700万美元〔84〕，这个国际组织后来陆续有其他欧盟国家加入，促进与苏联科学家合作国际协会就此成立。〔85〕
1992年12月，美国慈善家和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宣告了《鲁比亚-奥昆》最后一项分支的到来。索罗斯在9月份大赚一笔，净收入将近10亿美元，他决定将一部分收益捐给一项基金，以援助苏联的科学事业与科学家。这就是国际科学基金会的起源，该基金会资金最初定为1亿美元，在其短暂的运作期限内（1993—1996年），为俄罗斯（约占其资助资金的80%）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领域提供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捐助和基础设施支持。
如果我们简单地计算一下本节中提到的原始数据，我们会发现，从鲁比亚和奥昆在信中呼吁筹集1亿美元的基金开始，短短一年时间里，相关资金投入与正式的立法授权迅速增长，几乎是这项基金数额的4倍，以此解决苏联解体引发的科学界危机。这些项目都得到了落实，尽管其中一些（例如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未达到最初预期的水平。但是久而久之，这些日积月累的努力所带来的影响是空前深远的。
除此之外，机构主体的数量和性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科学关系是由一个半私有的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导的；而在缓和时期，庞大的政府机构也参与其中；苏联解体以后，个人、科学学会、大型非营利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活动则开始激增。这一分层效应在本书第1章中进行了说明，它不仅体现了援助努力和资金水平的巨大突破，而且还表明了美国在这段历史中与苏联科研合作的参与度。
项目背后的理念也在各个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艾森豪威尔的愿景是让普通公民跨越政府，更好地理解彼此及其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即缓和时代，尼克松与基辛格希望利用科学合作来影响苏联的国际行为，这种理念成了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思想的基础。1991年以后，项目主要的模式是提供援助，既可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可以在苏联的土地上播下自由和民主的种子。从整体看，所有这些项目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使世界局势变得更加安全。但是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些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
在下一节中，我将详述美国与俄罗斯的主要科研合作项目以及援助项目。每一个项目都采用了全新的方法，将大量资金用于处理新的情况。我花了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些项目的情况，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印刷出版的书籍中从未讨论过类似内容。在某些案例中，比如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任何类型的公共史料都从未对其进行过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