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

对于企业家和企业参与者来说，他们可能已经想到了上面讨论的许多动机，但毫无疑问，最主要的动机是：赚钱。无论你的公司是大公司还是刚起步的小公司，人们总是会问：“这对公司发展有帮助吗？”

对于杜邦公司的伦道夫·古施尔和菲根的大卫·贝尔来说，虽然他们在苏联科学界的最初接触很有趣，也很有帮助，但往往是惊喜和发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造成了不同。古施尔讲述了杜邦公司首次涉足苏联的科学领域，即化学和材料这两项传统核心业务，结果并不令人印象深刻，真正有用的是一个更新但不断增长的领域：农业。

我们开始大力研究材料科学和催化，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功。这些不是巨大的突破。但我们不断提醒杜邦的员工，这里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只需5000美元，他们就能获得全职博士学位，并有员工为你工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利用这种影响力来做一些杜邦公司感兴趣的事情，但（杜邦方面）仍不情愿。

就在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时正在成长的杜邦生命科学部也表现出了兴趣。这是一个后门，因为我们和其他公司一样，主要通过植物和农作物进入生命科学领域，寻找新的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过去是少量喷洒在温室里的植物上，看看是否有影响。实际上，你必须喷洒数万种化合物才能找到具有活性的物质，这样你才能分离出有效成分并试图改变它。〔109〕

然而，通过他们作为行业合作伙伴参与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杜邦公司专家发现了一些改变他们方法的东西：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孜孜不倦地收集了大量的化学物质、肥料和种子（让人想起彼得·雷文提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植物收藏和玛雅·阿尔卡哈西描述的植物丰富性）。除了（或除此之外）喷洒植物以观察会发生什么的归纳方法，这些收藏库使首先研究生物学和化学成为可能，然后决定要追求的产品线。有了这一介绍，受美国政府资助的防扩散计划的支持，杜邦公司决定继续自费建立化学和生物库的合作，作为其公司战略的一部分。古施尔继续说道：

所以在我们和苏联之间创造机会，让俄罗斯人收集他们的样品并创建样本库，我们开发项目来参观他们的样本库，每次观察一点点，循序渐进。正如你所看到的，某个特定的样本库和某个特定的研究所提供某些比其他更有趣的化合物，我们的人甚至想让其中一项全球防扩散项目给他们拨款，但最后他们说，“我们自己来做。我们自己出资，一定要去那里”，在那一点上，我不再受任何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建造了联系；这是我们被告知应该做的。我们不是要一直这样下去的。

事实上，杜邦公司的合作方式，就像大多数其他私营公司一样，直接且富有战略性。如果有潜在的商业利益，他们愿意尝试一下，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投资——旅行成本和有限的员工时间和努力是如此之少。作为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他们可以获得很多，接触到以前未知的技术信息、能力、人才，甚至知识产权。成本效益计算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我们在俄罗斯发现的样本库，”古施尔继续说，

相当惊人。不仅有一两个，还有二三十个，而且很多都是公开的。然后出现了一些连我们政府似乎都不知道的问题。这些实验室的数量一直在增加，除非我们有导游，否则很难找到它们。来自科学网络本身，我们的人会说，“我想在未来看看这个研究所，”俄罗斯科学家会说，“好吧，我们会让你进去的。”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杜邦公司发现了其他的样本库，其中一些是专门研究有毒物质、生物有毒物质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遗传物质，我不知道这是事实，但它正在被测试，当时看起来非常有趣。〔110〕

大卫·贝尔最初接触苏联是因为他的公司从俄罗斯购买了布拉特金属加工技术的许可证，他成功地为自己的公司改造了这种技术。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大约在他创建自己的创业公司菲根的同时，通过他与一位以色列科学家的共同朋友，这位以色列科学家把他介绍给了一位来自托木斯克的著名俄罗斯材料科学家根纳迪·梅西阿茨（Gennadiy Mesyats），这位科学家鼓励他去参观，因此，他获得了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市场下一步计划”的首批拨款之一。虽然贝尔的商业成功与他的前公司早些时候收购的布拉特技术的商业化最为相关，但从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赠款中，他继续与美国工业联盟合作，参与能源部的全球防扩散项目，成为其董事会成员董事。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快速观察到，这两个故事不一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在常见案例中确实具有这一点——可能是在最成功和可持续的案例中——政府资助或管理的防扩散计划中的营利性公司的商业利益最终是可持续和持续结果的驱动因素。回想起来，政府的不扩散目标——重新引导（或“吸引”）苏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家从事民用研究和开发——是否非常持久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项目结束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多数这些科学家回到了他们武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

即使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国家核安全局（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NNSA）向国会提交的有关创造就业机会的记录也非常有限。我们美国工业联盟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国家核安全局的监督下进行统计的。作为全球防扩散项目的直接结果，在苏联创造的持续或持续的就业机会总是小得令人失望，更不用说在美国了。这个数字一直在2800左右徘徊，我记得，美国声称创造的可持续就业岗位从未超过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然而，如果你问伦道夫·古施尔、大卫·贝尔、特里·洛等许多前全球防扩散行业参与者，他们成功地通过商业投资为美国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你会听到成百上千的答案。这些工作岗位和真正重要的商业成果——也许是政府项目促成的，但受到美国行业合作伙伴的利润动机驱动——通常不是提交给国会的官方记录的一部分，因为因果关系太过间接，而成功实际上是那些公司的专有业务实践，而不是政府的行动。〔111〕这是一个遗憾，因为在全球防扩散的案例中，国会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该项目的全部影响。但是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在项目实施期间报告的2800个工作岗位与公司自己非正式报告的数千个工作岗位之间的差异就是“做得还行”和“做得不错”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