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
通向科学合作领域的第二种途径是借助外交力量。我在这里列举我有幸采访过的职业外交官，以及在外交事务中度过了大半个职业生涯，但后来在其他职位和组织中成名的个人。后者现在可能不会自认为是外交官，但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并且我希望读者们可以将他们定义为外交官，这样有助于理解他们最初是如何参与美苏科学合作的，以及参与其中的原因。
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与艾琳·马洛伊（Eileen Malloy）
我有幸为这本书采访了托马斯·皮克林和艾琳·马洛伊这两位前大使，至于他们是如何涉足科学合作领域的，这一点我不需要做什么个人解释。早在1978—1981年，皮克林就已经涉足这一领域，当时他担任负责海洋、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此之前，他曾担任美国驻约旦大使，而更早些时候，他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后来，他又担任驻以色列、印度和俄罗斯的大使（1993—1996），他深深地意识到双边科学合作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极其关键的要素。的确，他一直高度支持这种科学合作，并对其十分了解。从外交部门卸任后，他成为波音公司副总裁，负责国际事务，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国际科学合作发言人。马洛伊曾于1994—1997年担任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此前曾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环境、科学和海洋办公室（Environment，Science and Oceans Office）任职。
格伦·史怀哲（Glenn Schweitzer）
格伦·史怀哲长期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科学交流项目主任，他也是通过外交手段在科学合作领域起步的。1962年，他在一份个人备忘录中回忆道：
我当时被派往新成立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的科学部。国务院人事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外交事务官员，我被安排去第二次海外派驻，并被告知很快就会有一个对我的背景感兴趣的办公室联系我。第二天，国务院的苏联部门邀请我去面试。接待官员告诉我，他们正在考虑将我派往莫斯科大使馆，担任第一任科学官员。虽然还有大约20个大使馆的科学官员候选，但他们都是从大学或行业内招聘来的。他强调，莫斯科是一个特例，他们在莫斯科需要一个不仅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良好背景的人，而且这个人需要值得信任，并严格遵守国务院和大使馆的指示。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指派一名职业外交事务官员担任这一职位，他们发现我不仅具备必要的背景知识，而且俄语也相对流利。我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六个月之内我就动身去莫斯科了。〔43〕
通过这项任务，史怀哲成为第一位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科学官员。因此，任命职业外交官员担任这一重要职位也成为一种模式，之所以不选择科学家来担任这一职务，部分是因为认识到美国与苏联的科学联系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重要性。史怀哲并没有在外交部待多久，而是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中担任了各种各样的职位。1985年他在国家科学院工作的故事将在第九章叙述。
诺曼·纽瑞特（Norman Neureiter）
对诺曼·纽瑞特来说，外交部门也是他毕生参与国际科学合作关键道路上的重要一站。在1965年加入外交部之前，他已经在亨伯尔石油公司（Humble Oil）任职科研人员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管理人员，拥有丰富的经验。随后他立即被派往波恩的美国大使馆担任科学助理专员，两年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的首个科学专员，负责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区域地理工作。随后他在白宫科学办公室担任过职务，也担任了得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还担任过美国国务卿克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科学顾问。纽瑞特对世界范围内的科研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是科研合作最热情的倡导者之一。
我们将在本章稍后部分研究纽瑞特的详细叙述。在之后的部分我们会探讨另一个吸引人们（包括我自己）进入与苏联的科学合作领域的强力因素——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迷恋。接下来我们会从外交接触方面转向另一条于1991年后开始的政策途径接触——防止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技术的扩散。
安德鲁·韦伯（Andrew Weber）
安德鲁·韦伯和西格弗里德·赫克尔可能是在苏联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历史性功绩中最著名的两位人物。韦伯作为美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大使馆政治军事部门的负责人，在该领域首次出场。有一天他告诉我：
故事是从一个汽车修理工开始的，他问我是否想买一些铀，这情节发生在大卫·霍夫曼的书《死亡之手》（The Dead Hand）中，〔44〕所以这里没有太多可补充的。但对华盛顿来说，这看起来非常牵强。当时有很多质疑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骗局——比方说红水银[5]就是一个大骗局。但我觉得值得继续研究，即使可能会一无所获。我与自称储存这些材料的工厂厂长建立了关系，然后从他那里得知了材料的数量和含量。接着我们与纳扎尔巴耶夫（Nazarbayev）总统安排了一次对工厂的秘密访问，以确认这种材料的存在。那是在1994年3月，一个下雪天，我们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一位技术专家一起去访问，经考证，那里有大约600公斤的高浓缩铀。〔45〕
这些材料来自乌尔巴冶炼厂（Ulba Metallurgical Plant），该厂位于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Ust'-Kamenogorsk），那里有丰富的铀和其他稀土金属矿藏。乌尔巴工厂“生产低浓缩铀球团，但在苏联时代，他们曾为一个名为模块化核反应堆的实验性潜艇项目生产过高浓缩铀铍合金燃料棒。这些材料易于获取，莫斯科对它们却不甚了解，关于这些材料的记录也不知丢在了哪里，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有这么多材料。材料易受盗窃与黑市侵害，这些问题是新出现的，但这些城市完全封闭，没有人能进入。”〔46〕
韦伯测试了乌尔巴铀，确认了它是用于制造核弹的最高级的高浓缩铀。在后来的“蓝宝石计划”（Project Sapphire）中，所有高浓缩铀都被运回美国，在田纳西州橡树岭的Y-12设施重新加工，变成难以用于武器制造的低浓缩铀。〔47〕
但这只是韦伯故事的开始。哈萨克斯坦不仅是苏联制造核武器的高浓缩铀的基地，而且也是致命进攻性生物战剂的生产基地。韦伯对这方面也有兴趣，并有过相关的经历：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和期间，我当时在沙特阿拉伯，一直对生物领域很感兴趣，后来在利比亚做了一些工作。机会出现了，因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同时也因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批准了“蓝宝石计划”。次年春天，我秘密访问了世界上最大的炭疽工厂，它位于俄罗斯边境的哈萨克斯坦斯捷普诺戈尔斯克（Stepnogorsk），同时访问了俄罗斯的化学设施和生物武器测试中心，因此我完全参与到了苏联大规模的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之中。
这次访问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与人们建立的关系。我前往斯特普诺戈尔斯克的时候，听取了简报，看到了卫星图片，和那些能解释它的能力的人一起经过那个工厂，我感觉到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这个工厂让我接触到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在职业生涯中多关注它一些，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我对于核安全、核武器也很热衷，这些领域备受关注，而对生物领域却一直鲜有人关注。因此我可以继续对这个领域进行探索。〔48〕
他做到了，经过长达数年的努力后，斯捷普诺戈尔斯克成功地变成了一片绿地，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它曾经是全球威胁。“那感觉当然很好，”韦伯告诉我。但与此同时，韦伯已经从国务院的外交部转到国防部，在那里他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和未来的国防部长艾希顿·卡特（Ashton Carter）一道，致力于五角大楼内的纳恩-卢格（Nunn-Lugar）防扩散项目。
论及他更深层的动机，一向谦虚温和的韦伯这样对我说：那就是“好奇心”。“说来也怪，我只是出于好奇心做好我的工作，了解了许多事情，和来自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的团队一起执行一个项目。但是直到20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我做的事情为全球清除和巩固核材料树立了先例。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件我必须要完成的工作。”〔49〕
这确实是一件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通过他的努力，阻止了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扩散，而这源于他自己好奇心的驱使和机遇的促进，同时也得益于美国政府团队的支持。韦伯将人类从难以言喻的恐怖中拯救了出来，他所作的努力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要多，极少数人除外。当我们考虑美国与前苏联科学合作的影响时，我们需要仔细考量这个惊人的故事。
劳拉·霍尔盖特（Laura Holgate）
劳拉·霍尔盖特大使通过防扩散的合作途径，更为直接地进入了美国与苏联的科学合作领域。劳拉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研究生，她曾与艾希顿·卡特以及其他人合作，撰写了一份报告，名为《苏联的核裂变》（Soviet Nuclear Fission），〔50〕基本上为后来成为纳恩—卢格防扩散计划的项目奠定了基础，而霍尔盖特当时继续在五角大楼管理了几年。后来，霍尔盖特成为“核威胁倡议组织”（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的俄罗斯首席专家，该倡议资助了几个合作项目，以减少未受保护的核材料带来的危险，她还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美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
罗斯·戈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
罗斯·戈特莫勒在2012年被任命为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随后被任命为北约副秘书长）之前，在全球安全事务方面就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包括在能源部担任副部长，负责防扩散事务。除此之外，她还负责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莫斯科卡耐基中心（Moscow Carnegie Center）[6]的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的早期工作。对于他们和其他高层决策者来说，选择从事能够促进核安全和防止全球灾难的研究和工作，是他们进入双边科学合作世界的入场券。
虽然科研合作不一定也不总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但这些官员和外交官对苏联解体后美国与前苏联科学合作的主要研究内容的范围和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