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对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那些多年来一直从事科研合作活动的人之所以这样做，至少部分是出于他们对科学的兴趣，但人际关系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对很多人来说，随着他们超越了物质层面的联系，就形成了更密切、更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价值观。例如，基普·索恩在继续与他的俄罗斯同事一起研究引力物理学的同时，也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信任。这也让他成了安德烈·萨哈罗夫与美国科学家的大部分通信和公开声明的中间人。〔70〕
考虑到萨哈罗夫的名望，这种事情非比寻常。其他许多科学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讲述他们多年来为了帮助结交的朋友而冒的稍微平凡一些的风险。就比如我清楚地记得，在1988年左右，我的同事保罗·赫恩受俄罗斯朋友委托，把各式艺术漆盒带出俄罗斯售卖，然后将出售所得给那些希望存储资金的俄罗斯朋友，让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移民西方国家，过上舒适生活。事实上，对所有去往俄罗斯旅行的西方游客来说，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回到科学上来，还有个故事，我听过很多次，也没有人否认其真实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苏联科学家发放的首批紧急援助是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的，这些现金是藏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的衣服里送过去的。
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打造这些信任和共情关系的基础是科学本身，当然也有例外。玛乔丽·塞内查尔在莫斯科参加科学院间交流项目那一年，她惊讶地发现，有些交流来访者并不像她一样对交流期间所获取的科学信息感兴趣。她说：“人们去那里有自己的考虑。要知道，我们在那里见识过了美国人的各种行为，我们对其中一些行为感到震惊。我想问问住在走廊另一头的其中一位，‘你到底为什么要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你只是来玩的。’但有些人态度十分端正认真，然后（有些人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71〕
在许多领域，正如我们已经通过索恩、塞内查尔、劳伦斯·克拉姆、彼得·雷文、丽塔·科尔威尔等科学家所见证的那样，只有在苏联的研究所里进行的严肃的、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才能保持他们的高度兴趣。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比如布里格姆-格雷特，能够接近具有独特价值的地理位置才是其兴趣所在。苏联地球科研的质量对她来说是次要考虑的因素，至少刚开始是这样。此外，由于苏联地球科学家几乎都只在俄语期刊上发表文章，很少在国际文献上看到他们的论文，他们的成就往往不为人所知，或许也会被低估。而对美国地球科学家来说，地理位置因素反而是重中之重（我们在“田野科学”中也会反复看到这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贝加尔湖。正如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保罗·赫恩所说：
我认为最好的研究成果来自某个特定的地点，贝加尔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有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有独特的地质构造。在地理环境上，与贝加尔湖唯一类似的地点是东非大裂谷，但在苏联，他们管控着该地区并拥有研究经验，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他们才分享出来。
贝加尔湖是一个裂谷带。这是两个板块缓慢分开的区域，但呈倾斜角度。它们没有以90度的矢量分离，更像是呈30度的角度，所以其中一个板块正在向东北方向漂移，另一个正在向西南方向移动。这个湖的宽度为96—112千米，这就是它在过去的两千五百万年到两千六百万年的扩散面积。所以从活动性裂谷带的角度来看，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整个生态系统，所有的动植物和鱼类也都具有独特性……因此，贝加尔湖确实吸引了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各方面的研究兴趣。〔72〕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美国和其他科学家对苏联科学的兴趣。对于那些对苏联科学嗤之以鼻的西方人来说，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因素。那就是苏联研究所研究问题的广度，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划分，有时并不像美国那样严格。不过人们认为苏联的所有科学研究要么由军方资助，要么军民两用研究被严格划分在不同的研究所或工业部的设计局。
真相介于两者之间。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的民间科学机构中，大约70%的科学研究是由军方资助的。然而，在这些研究所中，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享有高度的自由，可以选择他们的研究课题，并对可能与其资助人的军事需要有关的问题进行最基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上而下、计划经济资助模式下的一种奢侈，而这种资助模式是苏联科学机构的普遍特征。资金不是针对特定项目的，而是针对研究所的，研究所所长在决定资助哪些科学家和实验室以及如何资助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
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对自己在波音公司工作经历的评论，让人了解到美国军事研究和民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比俄罗斯研究机构更严格：
关于波音公司的故事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波音决定将787机型制成一种主要材料为复合材料的飞机。我们想让莫斯科的设计人员来做，因为他们的设计费用极具竞争力，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也非常擅长。但是很快，我们就遇到了困难。因为美国所有的复合材料都是用于军事方面，出于军需品控制的要求，与他人一起在国外从事这种工作，就需要许可证。
我们负责俄罗斯业务的总裁，他为我和商业飞机的领导共同工作，他来找我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问：“你们有什么办法？”
接着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可能是俄罗斯在合成材料方面最优秀的人。”
“那么你能把他带到美国来吗？”我问。
“当然，”他说。
所以我们动用了波音公司的各种关系，让这个人与国防部、情报界、国务院的人以及其他人待上一天。他们询问他对复合材料了解多少。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说这人比他们更了解复合材料。所以我们拿到了许可证。我们在莫斯科的一幢独立的建筑里建立了一个隔离设施。他显然想让我们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而且这个人确实比我们更了解复合材料，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会损失任何技术。如果这位俄罗斯人开始为我们设计飞机，我们就会获益。
但这都是在民用方面，尽管在波音公司我们可以这么做，只要我们在军事和民用之间迁移技术和流程中不打破保密规则，只要我们能坚守到最后（产出最终的产品）。〔73〕
因此，在许多地区，不仅是美国科学家，美国商业和军事研究界都对苏联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也许让持怀疑态度的企业家和国防人士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要获得更多的信息比他们想象的要容易。即使在美国，类似的研究可能是在基于项目限制的国防合同下严格进行的。这部分是因为在苏联这项研究被视为基础性研究，并且是在非军事科学院研究所进行的。即使这些机构可能对外国人的访问存在限制，要与他们的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也并非难事，特别是通过官方批准的交流和合作研究计划来建立这种联系。
1982年，美国国防部采取激进行动限制苏联和东欧科学家访问美国，甚至限制其参加公开科学会议的权利。当时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执行主任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和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在《科学》杂志上进行了一次精彩的交流。凯里曾写信给卡卢奇：
我得告诉你，那本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小册子写的内容真的骇人听闻，册子里认为美国赞助的科学交流和科学传播实践增强了苏联的军事实力。我很沮丧地发现，国防部控告学院间的交流、学生交流、科学会议和研讨会，以及整个“专业和开放的文献”，因为这些在本质上违背了美国的军事安全利益。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国防部采取公开立场，大加宣扬交流并公开我们的科学文献会对我们不利，这相当于把这些资源拱手让给我们的劲敌。〔74〕
卡卢奇回信给凯里，连连抱怨苏联对美国关键技术领域虎视眈眈，包括电冶金，特别是超塑性和断裂力学。他自豪地说：“有一位备受关注的美国政府科学家成功地阻止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话题交流。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后来苏联人在一次关于腐蚀的话题探讨过程中获得了这些信息。”〔75〕
通过本人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电冶金和材料工作组的工作，我熟知国防部的忧虑。我认识这位所谓的“备受关注的美国政府科学家”，也知道他对美国从苏联在粉末冶金、超硬材料和其他领域的前沿工作中所发掘出的信息非常感兴趣，这些领域肯定有潜在的军事应用。大约在同一时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特里·洛开始了解苏联在军用飞机纳米材料涂层方面的工作，并参加国际科学会议以了解更多信息。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苏方也同样会这么做。但这个故事确实暴露了一些异常情况：至少在一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交叉的领域，苏联科学体系的漏洞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多。〔76〕
那么来自苏联的科学家的相关动机又是什么呢？他们的动机也十分复杂。当然，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这种人尽皆知且往往正确（但往往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美国的科学地位吸引了苏联的科学家前来拜访。但事情没那么简单。人们普遍认为，在某些领域，如理论物理和数学，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外，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研究独特和超前于时代的“小众”研究所。
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乔治·艾莱瓦噬菌体、微生物和病毒学研究所（EliavaInstitute of Bacteriophages，Microbiology，and Virology）就是这样一个研究所，它的历史十分传奇，值得简要描述。该研究所微生物生态实验室（Microbial Ecology Laboratory）负责人玛丽娜·泰迪亚什维利（Marina Tediashvili）说，该研究所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科研合作：乔治·艾莱瓦是一名医生，医学博士，在国外接受过教育。他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遇到了费利克斯·德雷勒（Félix d'Hérelle）（噬菌体的发现者之一），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德雷勒也在这个研究所工作过，然后，第比利斯的实验室被改建为一个公共卫生实验室、一个细菌学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细菌学研究所，后来成立了噬菌体研究所。艾莱瓦是首任研究所所长。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清洗运动”[10]的高潮时期，艾莱瓦与当时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发生了冲突。泰迪亚什维利继续说：
但是，乔治·艾莱瓦在1937年被处决了，人们都把他当作公敌，他们说德雷勒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或打了一通电话，或以某种方式联系了他，请求帮助乔治·艾莱瓦，他们说斯大林致电贝利亚（贝利亚当时是格鲁吉亚的最高领导人）询问乔治·艾莱瓦的情况。贝利亚则告诉他，艾莱瓦已经死了。
2004年，一位医学教授文迪雅·基丘利（Avandia Khichuri）在格鲁吉亚出版了一本书。书中写的是关于在那些恐怖的年代里被处决的医生和医学研究者的故事，他发现有很多关于艾莱瓦被捕的“官方”原因：他被指控为法国和英国间谍，正在谋划如何毒死他的敌人（贝利亚也在其中）；他准备用细菌培养物毒害人们（如瘟疫制剂），杀死孩子，诸如此类的理由。但我们了解到的是，在这个研究所，你可以看到，许多贵族家庭成员都在这里工作（其中一些是研究人员，但主要从事辅助人员、技术人员的工作）。因为贵族受到压制，所以艾莱瓦想让他们在这里工作以解决生计。〔77〕
艾莱瓦死亡的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原因似乎是研究所本身性质的改变。它开始研究生物战，尤其是炭疽热方面的研究。〔78〕泰迪亚什维利解释说，这对该研究所及其国际知名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苏联时期，艾莱瓦研究所是一种半封闭的机构，所以当时出版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做过报告。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希望可以出版更多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也许我们的主要缺陷之一是我们之前的工作和经验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公开发表。现在，我们正在准备一些重要的评论，或在书中对我们已经完成的东西的论文。其中一本书是由英国国防部资助的。
今天，国际合作对艾莱瓦研究所及其噬菌体科学工作的活力和认可度显得至关重要：
（关于出版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没有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我们是不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尽管实验室设备优良，现在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虽然有国际资助，我们在技术/工具和资金能力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研究中心，所以我们需要合作。我们现在的出版物是基于艾莱瓦研究所的科学家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噬菌体研究和噬菌体治疗领域，将我们以往的经验与近期的现代化研究结合在一起，在这些研究里我们可以使用最好的实验室资源。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家们的国际合作，我们正在一起撰写这些手稿。〔79〕
在苏联解体后，人们“重新发现”艾莱瓦研究所的大部分功劳属于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常青州立学院（Evergreen State College）的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Kutter）博士。1990年，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恩格尔哈特分子生物学研究所（Engelhardt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的国际交流项目下，卡特与艾莱瓦的长期合作始于为期4个月的研究访问，研究噬菌体遗传学。在那里，她与艾莱瓦研究所团队取得了联系，此后通过研究资助和个人资金开创和培养了艾莱瓦研究所和世界科学界之间的牢固的科学联系。〔80〕
尤其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合作如今已成为许多苏联研究所的生命线。格鲁吉亚第比利斯植物研究所的玛雅·阿尔卡哈西（Maia Alkakhatsi）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但她更强调现代研究设备的重要性，而非科学出版物：
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时，他们有不同的方法。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这里植物的信息以及它们生长的方式，有可能外国来访者会为某些东西资助。如果我们有一个项目，那么就会有人通过项目资助我们计算机，在这里，我们有许多计算机和显微镜来自合作项目，如果我们有联系，我们一起工作，就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81〕
现代研究设备一直是吸引苏联科学家的主要因素。在苏联时期，只有在国外的实验室待上一段时间，才能有机会使用现代研究设备。美国科学家和政府机构没有向苏联研究所运送设备的习惯。即使有这个可能性，也是极其困难的。1991年之后，随着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变化，从对手之间的合作到对濒临危机的苏联科学界的帮助，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通过索罗斯的国际科学基金会以及后来的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我们提供竞争性研究资助给从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科研机构，俄方大约一半的资金用于从西方采购设备和仪器。每个人都明白，虽然薪水和旅行是短期利益，但硬件的价值是持久的，如果想让项目对科学有长期的效益，购买设备是关键之路。
阿尔卡哈西还评论了美国和欧洲科学家对在格鲁吉亚工作的兴趣。读到这里，让我们回想一下雷文对苏联生态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评论，以及他对格鲁吉亚东部生物群落的了解：
外国科学家对格鲁吉亚和我们这里优良的农作物很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当然，对我们来说，有机会与外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接触，而他们让我们有可能在有评级的期刊上发表研究设备的文章，可惜我们没有。
在格鲁吉亚东部（彼得·雷文提到的拉戈代希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地方），有几个我们知道的地区，那里有很多遗存物种、灌木，等等。（美国人）将这些物种作为食物和矫正植物进行比较，并对此深感兴趣，因为它们非常不同。他们对我们这里的东西感兴趣，并把这里的东西当作一种资源。我们现在是一种遗传资源。人们从美国来到这里，他们已经确定了他们需要的物种，他们需要的种子，以及在转基因作物中，他们使用了我们收集的几种基因。〔82〕
回到来自前苏联的科学家在科研合作中的动机，保罗·赫恩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一名管理者，与俄罗斯科学家有过大量的个人接触，讨论了他对他们参与的原因的看法。他告诉我，原因有很多：
我认为苏联的科学家们多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真诚的动机参与科研合作。他们通过参考借鉴其他同事的工作来支持和推进他们的研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没有研读过或只研读过同事们的论文，也没有和同事见过面。所以，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我们有兴趣开始和他们的同行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开始理解他们，不只把他们当成同事，而是将他们视为普通人，并与他们成为朋友。但也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出于好奇，这就好像你到另一个星球旅行，所有的东西都与你已经习惯的生活大不相同。在俄语中，它被称为“egzotica”，意为异国的新奇事物。
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曾在苏联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担任副研究员的亚历山大·鲁兹迈金（Alexander Ruzmaikin）有机会与英国的一组科学家进行合作。鲁兹迈金很清楚，他们的研究水平是在伯仲之间，不过英国科学家中的一些人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遇到了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普罗科特（Michael Proctor），普罗科特问鲁兹迈金是否知道自己在剑桥的研究小组正在研究某个问题。鲁兹迈金告诉普罗科特，自己的一个学生已经在博士论文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普罗科特感到震惊和沮丧。
但鲁兹迈金与另外两位英国科学家安德鲁·绍尔（Andrew Sauer）和保罗·罗伯茨（Paul Roberts）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们在莫斯科拜访了鲁兹迈金。然而，当我问鲁兹迈金，这项合作对他在科学上的重要性时，他的回答让我吃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学习英语，”鲁兹迈金告诉我，“不光是学习语言，而且为了锻炼我的写作和演讲技能。俄语意味深长，并不一定能让您直接理解我的意思。而他们写的东西，却会假设你懂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83〕
他对于语言的观察让我十分感兴趣，因为我一直在思考科学和语言，这关系到科学和文化在东道国的相互作用。我在其他采访中跟进了语言问题，当考虑我的讨论者对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提出的观点时，我将在第10章中重新探讨这些想法。
鲁兹迈金希望通过与英国科学家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专业语言技能，这也说明了来自苏联乃至全世界的科学家更广泛、更深层的动机，那就是成为世界科学界的一员。这对苏联科学家来说尤其重要，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在苏联时期曾一度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有强烈的愿望融入国际科学界，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他们可以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在被原先禁止的国际科学文献上发表文章。
在我看来，成为世界科学界一员的愿望无疑是所有苏联高水平科学家强烈的愿望和动力，他们希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参与国际联系与合作。当然，这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因为国际科学界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与他们祖国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对我来说，这种基础性的现象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真的没有国界吗？”科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事实就是如此。世界各国的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是一种基本真理。基于我40年来管理国际科学合作的经验，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不是真理，而是一种信仰。事实上，科学是有边界的，但它不喜欢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