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乔丽·塞内查尔：晶体的拓扑结构

玛乔丽·塞内查尔（Marjorie Senechal）是一名数学家、几何学家，来自美国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她在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开展了合作研究工作。但她工作的地方并非有名的数学研究所或大学院系，而是科学院晶体学研究所。她的第一位东道主是尼古拉·谢夫塔尔（Nikolai Sheftal）。她在采访中告诉我，“谢夫塔尔教授为人贴心慈祥、极好相处，但我们一直都没能真正理解对方所说的话，不是因为语言不同，而是因为我是数学家，他是晶体学家。他是一位优秀的晶体学家，研究晶体生长，我对这一领域很感兴趣，他的论文也深深吸引着我，但我与他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我跟他存在隔阂。幸好尤金·吉瓦尔吉佐夫（Eugene Givargizov）也在这个实验室。”〔129〕

听到吉瓦尔吉佐夫的名字时，我很激动，我清楚地记得他，大约40年前，他来美国进行过一次交流访问，当时，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工作。吉瓦尔吉佐夫谦逊有礼、讨人喜欢。他不同于我当时遇到过的其他苏联科学家，他是亚述人，极具民族特色，这让我感到新奇。他给了我一个亚述风格的漂亮小雕塑，价值不到25美元，所以我不用上报，但我认为，这个雕塑应该放在博物馆里，而不是我的桌上。塞内查尔继续说：

尽管谢夫塔尔每天来上班，但他已经正式退休，所以吉瓦尔吉佐夫是实验室的实际负责人。吉瓦尔吉佐夫在数学晶体学领域认识很多人，他认为有一个人我应该见一见，所以他带了这个人前来见我。这个人颇为年轻，和我年纪相仿，他叫拉维尔·加利乌林（Ravil Galiulin），是一位晶体学家，来自塔塔尔族。

加利乌林对塔塔尔人的身份极为敏感。后来，在一次讲座上，我与他坐在一起，有人在谈论巴斯德关于酒石酸（tartaric acid）晶体的研究，他却误听成：“塔塔尔族（Tatar，与tartaric谐音）。”他喊道：“塔塔尔人怎么了？”我说，“安静点，拉维尔！”他冷静了下来。但不管怎样，他给我带来了自己与其他几位数学家的所有论文。

他同时在晶体学研究所和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Steklov Institute）工作，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德隆（Boris Nikolayevich Delone）是同事。德隆是一位数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他构想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认识晶体结构：观察晶体的局部结构和生长，而不是只看晶体的对称性。我喜欢他的工作。其彻底改变了我对自己在做什么、要怎么做的看法。德隆是法国人后裔，他的祖先跟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帝国，战败后，在俄罗斯定居。德隆的工作非同凡响，我仍在继续这一研究，并基于他的想法撰写论文。德隆和加利乌林都已离世，但加利乌林的一些学生仍然在世，活跃于科学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这段经历都很重要，充满着美好的回忆。

一切就这样水到渠成。加利乌林和我一起翻译并发表了一篇由费德洛夫（Federov）所写的重要论文。但更重要的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彻底变了。20世纪80年代，“准晶体”被发现，整个晶体学界发生了巨大变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用德隆的晶体结构研究方法来认识这些奇怪的新事物，而不是按照晶体学之前的方法去研究更为形式化的群体理论内容。后面，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说得很简略，但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在传播消息、促进这类材料的使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当时俄罗斯以外的人对此所知甚少。〔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