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收集与保密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个话题并不起眼，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可能是真的），至少在1991年之前，苏联所有前往美国或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都会得到指示，有时，苏联情报部门甚至会在一些科学家动身前给他们安排任务，要求他们在回来之后提交报告。如果出国的科学家还是共产党员，这些就是基本的要求。所有苏联科学家是否完全按照要求行事则是另一回事，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科学家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他们不一定愿意做苏联当局要求或希望他们做的事情。美国政府也渴望从参与合作的美国科学家那里搜集苏联的科技信息，尤其是军事运用领域，只是采用的手段更温和。这不足为奇。而我在采访中听到的话为这些看法提供了证据。
莫西埃·卡加诺夫（Moisiei Kaganov）是朗道学派（Landau School）的资深物理学家，他告诉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物理学家伊利亚·利夫希茨（Ilya Lifshitz）安排他负责组织一场关于固体理论的国际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卡加诺夫还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见第11章）。卡加诺夫多年后移居美国，在此之前，他从未到过美国。在下面的摘录中，卡加诺夫回忆了他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Mikhail Mikhailovich）的对话，米哈伊洛维奇是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Khar'kov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的督查副主任。
我们在背后都叫他“米哈·米哈”。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必须前往莫斯科，会议期间都待在那里，确保会议万无一失。在我收到旅行证件之前，米哈伊洛维奇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在办公室，他拿出了一张纸，脸上带着神秘的表情。他给我看了一个很长的分子式，然后含混不清地说什么让我向西方科学家打听某种化合物。我不清楚他说的化合物是什么，也不想弄清楚。我很生气，要求他停止幼稚的间谍游戏。他也没有坚持。〔208〕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苏联科学家都像卡加诺夫一样大胆。但是，米哈伊洛维奇没有追究此事，这表明，任务本身不可避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服从任务要求。
在美国，从参加交流与合作研究项目的美国科学家那里收集情报，要考虑的不只是政治问题，还牵涉到科学家们的情绪。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工作时第一次接触到情报问题，当时，许多大学院系都断然拒绝任何与国防或情报相关的调查。在出国前接到指示并受到盘问是很多科学家极为反感的事情，而且合情合理。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认为美国需要与苏联进行科学合作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必须“了解敌人”，这是我在冷战时期的想法。尽管交流计划由美国国家科学院这个独立的科学机构负责实施，但却深受后“斯普特尼克”思潮（post-Sputnik idea）[23]影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了解苏联正在进行哪些科学研究，我们也要有崇高的理念，致力于与世界上所有的杰出科学家进行合作与对话，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但是，民众的反越南战争情绪愈演愈烈，我对美国政府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因此，我深深陷入到矛盾之中。
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我发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政策（或者至少是隐藏的惯例）使得我的观点变得无关紧要，至少与我的工作无关。我们要求所有出国交流的科学家回来后提供报告，并会定期与国务院分享这些报告。我确信，这些报告最后会被送到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而该局当然与情报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人会定期来访，他叫梅奥·斯顿茨（Mayo Stuntz）。据我所知，他是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位于西北十九街（Nineteenth Street Northwest）和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的拐角处，楼下有一家西维士药店。梅奥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他有一顶软呢帽，这顶软呢帽太小，戴上后，他就活像直接从一部糟糕的间谍电影中走出来的角色。如果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科学家来访，他会向我们询问这些科学家的行程。管理人员通知我们，行程属于公开信息，情报部门有权知道。很明显，获取行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接待方的位置信息，以便当地特工与接待方取得联系。因为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Exchanges）的存在，这些信息很可能也被分享给了联邦调查局。交流委员会是一个高级别跨部门的委员会，受人尊敬，由情报部门的人员担任主席，其活动受到保密，委员会需要检查所有将要进行的交流访问，并对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交流项目采取对策与行动。
我曾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严令禁止与交流委员会联系。尽管我们没亲眼看见，但我们非常清楚，国务院苏联事务局处理着转交事宜。我们会将国外来访者的行程安排提交给苏联事务局，几周后，苏联事务局会将审核结果交给我们。有时，交流委员会会直接批准这些行程，有时则不予通过，偶尔，委员会会单独禁止某一特定行程中的某次访问。〔209〕这是学术访问必须经过的程序，不仅在科学交流项目中如此，在富布赖特项目（the Fulbright Program）和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等其他组织中也是如此。虽然我对此感到很反感，但认为这么做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想成为国家敏感军事技术的泄密者。这听起来像是辩解，也许这真的是辩解。但想要了解本书中出现的合作项目，这是不可不谈的一个重要问题。接下来我将继续讨论这一话题。
对于国外来访人员，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内部存在天然分工。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收集情报，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是防止情报泄露。后来我才知道，这两家机构有时会因某一特定的访问计划发生激烈冲突。中央情报局想通过苏联或匈牙利科学家获取情报，了解他们在国防技术方面的工作或打听他们知道我们的哪些信息，而联邦调查局的任务是阻止任何具有潜在安全威胁的人（通常是来访者〔210〕）获取我们的情报。
这种自然的内部结构冲突通常有利于开放科学交流，所以，大多数访问最终都得到了批准。我们从中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比起防止敏感科学技术信息的泄露，美国政府更希望收集到对手的此类信息。后来，作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名政府雇员，我对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尽管仍有不足）。在很多方面，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实际上通常是我们在交流委员会及其后续委员会的“盟友”。与联邦调查局、负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the Commerce Department）以及美国军事研究机构相比，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很少反对科学交流访问。美国的军事研究机构基本不会赞同科学交流访问，除非访问中有他们特别想知道的信息。当时我获得了最低级别的机密安全许可，因此，我不能继续进一步评论这些问题。但请读者相信我说的话。
诚然，接待过国外访客或访问过共产主义集团国家的许多美国科学家，曾收到过政府官员的指示、受到过政府官员的盘问，但这并不是普遍惯例。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情况可能在1972年前冷战期间的早期交流项目中最为普遍，我们在第1章讨论过。后来，参与合作的美国科学家数量激增。而且，这种情况在某些科学领域肯定比其他领域更普遍。
比如物理学，苏联和美国是世界理论物理和核物理领域的引领者，两国参加交流的科学家经常从事国防相关研究，即便是大学教授或科学院研究人员也不例外。材料学和化学（特别是炸药与火箭燃料）的情况可能与物理学相同。微生物学与细菌战有关系，因此也会受到重点审查，毕竟众所周知，如舍米亚金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Shemyakin Institute of Bio-Organic Chemistry）等苏联“民用机构”得到了军方的大量资助。流体力学可以运用于军舰设计，所以同样更容易受到审查。另一方面，地质学家、土壤工程师、地震工程师、石油化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等不是情报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同样必须承认，我上述所言并未经过证实，因为我从来没有、也从不试图获取这些信息，但多年来，我经常从不同科学家那里收到反馈，通过这些反馈，我有理由认为我的观察是正确的。
而且，就算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要求科学家们提供情报，他们也不一定会遵从。引力理论学家基普·索恩与我分享了两个有趣的故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in Pasadena）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每次我前往俄罗斯，我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的朋友就会说“他们过来询问我的情况”。但我不清楚“他们”指的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我的朋友们还告诉我，“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直接找你，你肯定会拒绝合作。”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直接找过我。
不仅如此。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曾是我的导师，当时，他正在参与制定美苏两国的核武器军备控制协商方针。我与惠勒是好朋友。他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有一段关于我的对话。惠勒告诉罗杰斯说：“索恩是两国物理学界的重要沟通渠道，他所做的一切不应该受到阻碍。”我不清楚惠勒说的话是否产生了什么影响，反正他告诉了我那次对话。总之，情报机构从来没有问过我，我在俄罗斯做了些什么。
但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负责记录所有苏联来访人员的出入情况。洛杉矶办事处的贝文斯先生是我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络负责人。每次布拉金斯基刚到不久，贝文斯先生就会为了他的事来找我。我会说：“是的，他在我这里。这是他的行程。”贝文斯回答说，布拉金斯基离开时，他可能会回来进行确认。所以，他只是在尽职地做调查工作。
但有一次，贝文斯先生来了后对我说，“我能不能进你的办公室跟你聊聊布拉金斯基？”我说：“当然可以。”
我知道布拉金斯基在办公室。于是，我带着贝文斯走进办公室，对布拉金斯基说：“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贝文斯先生。”然后我又对贝文斯说：“这是弗拉基米尔·布拉金斯基。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交流呢？”
经过大约30秒的沉寂后，贝文斯先生提起裤口，指着自己的腿说：“看，我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然后，他们进行了一场奇怪的对话。我强烈建议布拉金斯基也对克格勃这么做，但他没有答应。〔211〕
当然，情报收集和科学合作之间还有很多可说之处。但因为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情报工作，而且作为政府雇员，某些信息我需要保密，所以，此处，我将结束这个话题。〔212〕
美国前外交官约翰·齐默曼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关于一块被“隔离”的黑板：
科技项目不仅可以帮助科学发展、促进美苏两国科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意图。由于双方对敏感话题的分类不同，尴尬的事情偶有发生。我经常想起一个有趣的案例。讨论热核聚变时，科学家们可能会无意间提及核弹头设计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美国对核弹头的形状和设计保密，而苏联对材料保密。1977年或1978年，双方核武器研究人员举行了一次双边会议，一位苏联科学家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核弹头的形状，在他看来，这没什么，但美国人却大惊失色。据媒体报道，联邦调查局没收了这块黑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块黑板含有机密信息。当然，并非所有的事件都如此戏剧，但在某些情况下，双方确实应该谨慎行事。〔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