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酒店闹剧（格尔森·S.谢尔）
1993年10月的一天，我的好朋友玛丽安娜·沃沃德斯卡娅（Marianna Voevodskaya）一脸严肃地到我在乔治敦（Georgetown）的办公室找我。有18名俄罗斯博士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到华盛顿特区接受同行评审研究提案的深入培训，为国际科学基金会首届长期研究资助项目的竞争做准备，而她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她坐在对面，对我说：“格尔森，我有件事要告诉你。”这是玛丽安娜第一次向我倾诉她的烦恼。
玛丽安娜态度严肃，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接着，玛丽安娜告诉了我发生的事情。代表团所有人都住在乔治城威斯康星大道（Wisconsin Avenue）的假日酒店（Holiday Inn），昨天晚上，谢尔盖·马什科（Sergey Mashko）的房间聚集了16个人。莫斯科办事处是我们的主要运营单位，马什科受命负责监督代表团的科学家。他来自生物制剂研究所（Biopreparat Institute），该研究所长期从事生物武器研究，是苏联主要的生物武器研究所。作为国际科学基金会的负责人，我身处华盛顿，我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谢尔盖看起来确实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而且也很适合。
代表团所有的男博士们挤在谢尔盖的房间，做着俄罗斯男性经常在酒店房间里做的事情，一起抽烟喝酒。他们喝了很多酒、抽了很多烟，最后，他们的香烟烟雾触发了房间的烟雾警报，天花板上的洒水器开始向床上和整个房间喷水。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俄罗斯科学家，尤其是男性科学家，能够想出办法处理任何情况，谢尔盖勇敢地爬到床上，试图关闭洒水器。但是他败给了美国的技术。洒水器散架了，水开始从天花板的管子里喷涌而出。水淹没了整个房间，也淹没了整个大厅，玛丽安娜告诉我，整个地板上的积水达到了0.6厘米。玛丽安娜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娜娅·斯摩罗丁斯卡娅（Naya Smorodinskaya），也许还有一两个科学家们的妻子，她们拿着毛巾，跪在地板上，试图把水抹干。
玛丽安娜一脸严肃正经地跟我讲着这件事，而我则笑滚到地板上。当然，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担心酒店会向我们索要一大笔赔偿，甚至可能更糟，但所幸，我从未收到相关的信息，酒店管理层可能跟我一样被逗笑了。无论如何的是，我松了一口气，毕竟我不用向乔治·索罗斯解释为什么他要向假日酒店支付数千美元的赔偿金了。
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已经提到过“科学和文化”这一主题，如果说在1993年的时候，我没能将科学与文化联系在一起，那么乔治敦假日酒店发生的这件事让我有了更深的体会，对美苏科学合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朗道理论物理研究所，是一个以研究理论物理学为主的世界著名研究中心，坐落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镇切尔诺戈洛夫卡。
[2]维加计划是苏联于1986年探测金星，并同时观测哈雷彗星的任务。
[3]罗斯堡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县的一个非建制地区，它是1812年俄罗斯人为了解决阿拉斯加殖民地的粮食危机而建立的殖民定居点，是俄罗斯曾经在北美建立的位置最南的定居点。
[4]白令陆桥位于白令海，伸延至极限时长达1600千米。白令陆桥连接现今的美国阿拉斯加西岸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岸、更新世（前180万—前1万年）时连接的地方数量和变化无法估计。
[5]红水银是一种虚构的物质，传闻为苏联在冷战时期研制，通过纯水银和氧化汞锑放置在核反应堆内辐照二十天，则制造出的这种呈红色的廉价但辐射度极高的物料。
[6]它是俄罗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规模研究俄罗斯内政、经济和国际关系基本问题的研究机构。它将研究成果提供给俄罗斯最高决策层，成为俄制定有关政治、经济和外交重要政策的可靠依据。
[7]兰德公司是美国的一所智库。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组织逐步扩展，并为其他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虽名称冠有“公司”，但实际上是登记为非营利组织。
[8]全名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波兰裔白俄罗斯什拉赫塔，苏联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创始人。
[9]物理气相沉积是一种工业制造上的工艺，是主要利用物理过程来沉积薄膜的技术，多用在切削工具与各种模具的表面处理，以及半导体装置的制作工艺上。
[10]清洗运动，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运动。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各种各样的监视、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公审、关押和死刑。
[11]全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求缔约国承诺：不进行、导致、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进行任何核武器爆炸试验。
[12]指1918—1933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魏玛共和国”这一称呼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称呼，不是政府的正式用名。魏玛共和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
[13]休克疗法，一种总体经济学方案，由国家主动、突然性的放松价格与货币管制，减少国家补助，快速进行贸易自由化，这个类型的计划，常会伴随将原本由国家控制的公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措施。
[14]“二战”后，以苏联为首，横跨欧亚大陆，由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
[15]上新世（Pliocene）是地质时代中新近纪的最后一个世，从距今530万年开始，距今258.8万年结束。
[16]更新世（Pleistocene）是地质时代中第四纪的第一个世，从距今258.8万年开始，距今117万年结束。
[17]两国在建筑安全消防方面的合作协议。
[18]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是苏联研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人类的航天时代。
[19]纳恩-卢格计划（Nunn-Lugar Program），全称为《纳恩-卢格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以计划制定者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两位参议员的名字命名。根据该计划，从1990年开始，美国负责出资销毁俄罗斯多余的核武器并处置退役的战略导弹。
[20]阿拉斯加北坡是美国石油、天然气的产区。位于阿拉斯加州布鲁克斯山脉以北到波弗特海沿岸近海区，是一个向斜下降的斜坡带，又称北极斜坡。
[21]《莱西-扎鲁宾协定》：1958年1月27日，美苏于华盛顿签订“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的交流协议”。两国展开了一系列文化往来，赴美的苏联学者90%为科学家、工程师，而赴苏联的美国学者90%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
[22]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苏联20世纪30—60年代的一种技术和理论研究体系。指的是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而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在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23]后斯普特尼克思潮（post-Sputnik idea）：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受苏联率先发射“斯普特尼克”系列卫星的刺激，大幅缩短了美国民众审时度势和自我觉醒的周期。“斯普特尼克”号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人的民族虚荣心，也激发了对反智主义思潮为教育系统及泛化的美国生活带来的后果的广泛关注。
[24]还原论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还原论方法是经典科学方法的内核，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世界的本质在于简单性。
[25]霍金辐射（Hawking radiation）又称为黑洞辐射是以量子效应理论推测出的一种由黑洞散发出来的热辐射。此理论在1974年由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提出。有了霍金辐射的理论就能说明如何降低黑洞的质量而导致黑洞蒸散的现象。
〔1〕2015年10月6日对基普·索恩的访谈。
〔2〕同上。
〔3〕详参Review of U.S.-USSR Interacademy Exchanges and Relations，1977，90-92.
〔4〕但是，应该指出，正式的政府间协议是所有这些活动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特别是1958年的《莱西-扎鲁宾协定》，包括其定期续签，为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访问提供了基本框架，因为该协定设立了特殊签证类别和其他种类的规定，给予普通游客无法获得的特殊保护和地位。
〔5〕请参阅第7章的第一节，“基普·索恩：引力波探测”。
〔6〕2015年12月7日对腾吉兹·特兹瓦兹的访谈。
〔7〕同上。
〔8〕2016年1月14日对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的访谈。
〔9〕同上。
〔10〕同上。
〔11〕Sagdeev 1994，71.
〔12〕同上，75。
〔13〕同上，76。
〔14〕2016年5月10日对玛乔丽·塞内查尔的访谈。
〔15〕同上。
〔16〕请参阅第11章中标题为“国际妇女节（玛乔丽·塞内查尔）”的部分。
〔17〕对塞内查尔的访谈。
〔18〕请参阅第4章中标题为“美国民用技术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部分。
〔19〕2016年1月6日对劳伦斯·克拉姆的访谈。
〔20〕同上。
〔21〕同上。
〔22〕2015年12月15日对雅罗斯拉夫·亚茨基夫的访谈。
〔23〕维加计划涉及苏联、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24〕亚茨基夫访谈。
〔25〕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殖民了北美太平洋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北部。俄罗斯在加利福尼亚的殖民地是在博德加湾附近的罗斯堡，从1812年持续到1841年。参见《帝国前哨》（Outpost of an Empire）。
〔26〕2016年2月23日与彼得·雷文的访谈。
〔27〕同上。
〔28〕同上。
〔29〕同上。
〔30〕请参阅第7章中标题为“对科学基础建设的影响”的部分。
〔31〕与雷文的访谈。2015年我为了写这本书去了格鲁吉亚，从植物研究所的玛雅·阿尔卡哈西博士那里再次听说了格鲁吉亚东部的植物；见第6章“科学”。
〔32〕2016年7月15日与卡尔·韦斯特恩的访谈。
〔33〕2015年12月2日与朱莉·布里格姆-格雷特的访谈。
〔34〕2016年2月18日与罗尔德·霍夫曼的访谈。
〔35〕马歇尔·舒尔曼是当时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之一，多年来一直是苏联和东欧问题国家科学院咨询委员会（NAS Advisory Committee）的成员，该委员会制定了科学院间交流项目的政策。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温和的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每年在咨询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他都会就苏联当前的政治形势发表讲话。他总是在结尾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时期。这事情千真万确，他年复一年重复着这样的话。我甚至觉得他能想象20年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这没有人可以做到。
〔36〕与霍夫曼的访谈。
〔37〕同上。
〔38〕2015年10月19日与洛伦·格雷厄姆的访谈。
〔39〕2016年1月28日与西格弗里德·赫克尔的访谈。
〔40〕2016年3月26日与特里·洛的访谈。
〔41〕同上。
〔42〕参阅Hecker，ed.2016，2：175-341.
〔43〕格伦·史怀哲的个人备忘录，2016年5月28日。
〔44〕参阅Hoffman 2009，440.
〔45〕2016年4月25日与安德鲁·韦伯的访谈。
〔46〕同上。
〔47〕同上。
〔48〕同上。
〔49〕同上。
〔50〕卡特等人，1991年。
〔51〕2016年1月12日与诺曼·纽瑞特的访谈。
〔52〕同上。
〔53〕同上。纽瑞特与托普奇耶夫更详细的故事出现在第6章。
〔54〕同上。
〔55〕2015年8月5日与保罗·赫恩的访谈。
〔56〕同上。
〔57〕几年前，在1963年10月，巴格霍恩在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内部航班上分发政治态度调查结果，结果以间谍罪被逮捕，这是肯尼迪总统第一次使用“热线”让他获释。
〔58〕以谢尔署名出版（1977）。
〔59〕另外，我在1979年春抽时间在杜克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教授关于苏联国内和外交政策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课程，同时在学院兼职。这真是一场灾难。
〔60〕尤里·加加林于1961年4月成为第一个进行太空飞行的人类。1957年11月，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一个月后，莱卡成为首个进行太空飞行的动物。
〔61〕Kiser 1976，136-37.
〔62〕同上，143，145.
〔63〕Kiser 1977.
〔64〕2016年1月14日与大卫·贝尔的访谈。
〔65〕同上。
〔66〕同上。
〔67〕2016年3月21日与伦道夫·古施尔的访谈。
〔68〕同上。
〔69〕同上。
〔70〕2016年10月6日与基普·索恩的访谈。
〔71〕2016年5月10日与玛乔丽·塞内查尔的访谈。
〔72〕2015年8月5日与保罗·赫恩的访谈。苏联的地质状况的确是好坏参半。正如格雷厄姆在1993年所写，近几十年来，苏联的地质学以理论和传统的观察和分析方法为基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但在可靠的仪器、创新的分析、数据质量和计算机应用方面都很薄弱。苏联地质学的特点是在阐释上有些保守。例如，苏联地质学家在接受板块构造发展引起的地质学革命方面非常迟缓。这里的主要障碍似乎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少数有行政权力的苏联地质学家的权威，他们把自己的声誉押在了反对板块构造论上。关于这一点，请参阅Graham 1993，233。
〔73〕2015年9月24日与托马斯·皮克林的访谈。
〔74〕Carey 1982，139.
〔75〕同上，140.
〔76〕参见美国如何通过《美苏住房协议》获得导弹发射井技术的故事（见第7章“约翰·齐默曼：导弹发射井技术”）。20世纪80年代初，国防部对苏联通过合作科学项目窃取美国军事技术的担忧达到了顶峰。这场危机导致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在198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对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进行广泛重新审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白宫科学办公室（White House Science Office）提供了一份简短的细节，我起草了一份国家安全研究指令（NSSD），由里根总统签署，呼吁建立这样的程序。NSSD最终导致了里根总统的第189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科学、技术和工程信息转移的国家政策”（1985年9月21日），该指令指出，“这是本届政府的政策，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基础研究的成果仍然不受限制。”
〔77〕2015年12月8日与玛丽娜·泰迪亚什维利的访谈。
〔78〕请参见本章“全球安全”部分。
〔79〕泰迪亚什维利访谈。
〔80〕卡特，“About Us.”
〔81〕2015年12月7日与玛雅·阿尔卡哈西的访谈。
〔82〕同上。
〔83〕亚历山大·鲁兹迈金，2015年10月6日接受亚历山大·鲁兹迈金和乔安·费曼的采访。
〔84〕参见第2章。
〔85〕与皮克林的访谈。
〔86〕同上。
〔87〕同上。
〔88〕同上。
〔89〕同上。事实上，波音公司在飞机设计方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际成果就是从这一努力中产生的，我们将在第8章讨论科技合作的商业影响时看到这一点。
〔90〕2016年1月12日与诺曼·纽瑞特的访谈。
〔91〕同上。
〔92〕同上。
〔93〕来自格伦·史怀哲的备忘录，2016年5月28日。
〔94〕同上。
〔95〕2016年4月21日与罗斯·戈特莫勒的访谈。
〔96〕2015年10月13日与劳拉·霍尔盖特的访谈。
〔97〕同上。
〔98〕2016年1月28日与西格弗里德·赫克尔的访谈。
〔99〕霍夫曼2009.
〔100〕与赫克尔的访谈。
〔101〕与泰迪亚什维利的访谈。
〔102〕同上。
〔103〕2016年4月25日与安德鲁·韦伯的访谈。
〔104〕2016年1月6日与劳伦斯·克拉姆的访谈。
〔105〕2015年10月19日与洛伦·格雷厄姆的访谈。
〔106〕2016年2月23日与彼得·雷文的访谈。
〔107〕与格雷厄姆的访谈。
〔108〕科恩2000.
〔109〕2016年3月21日与伦道夫·古施尔的访谈。
〔110〕同上。
〔111〕“感谢您对2010年商业化调查的回应。”
〔112〕2016年2月18日与罗尔德·霍夫曼的访谈。
〔113〕2015年10月6日，对基普·索恩的采访。
〔114〕这并不是要贬低苏联实验家的聪明才智，他们修理设备、手工制作替换零件和设计制造全新设备的能力令人称赞。
〔115〕对索恩的采访。
〔116〕特利2016。
〔117〕对索恩的采访。
〔118〕同上。
〔119〕同上。
〔120〕2014年11月14日，基普·索恩发送给作者的邮件。
〔121〕对索恩的采访。
〔122〕同上。
〔123〕梅勒斯（Melles）等人2012；布里格姆-格雷特等人2013。
〔124〕2015年12月2日，对朱莉·布里格姆-格雷特的访谈。
〔125〕对布里格姆-格雷特的访谈。
〔126〕生物技术参与项目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管理，国务院资助。
〔127〕2015年12月7日，对腾吉兹·特兹瓦兹的采访。
〔128〕对特兹瓦兹的采访。
〔129〕2016年5月10日，对玛乔丽·塞内查尔的采访。
〔130〕同上。
〔131〕2016年1月28日，对西格弗里德·赫克尔的采访。
〔132〕赫克尔2016，2：186。
〔133〕对赫克尔的采访。
〔134〕全俄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苏联时期的代号为车里雅宾斯克-70（Chelyabinsk-70），现在也以最近的一个城镇命名为“斯涅任斯克”（Snezhinsk）。
〔135〕对赫克尔的采访。该书由赫克尔在2016年主编。
〔136〕对赫克尔的采访。
〔137〕2016年3月26日，对特里·洛的采访。
〔138〕现在是曼哈顿科学公司的一部分。
〔139〕2017年4月30日，特里·洛发给作者的私人信息。
〔140〕对洛的采访。
〔141〕2015年9月30日，对约翰·齐默曼的访谈。
〔142〕对约翰·劳格斯顿（John Logsdon）的访谈（2015年11月17日），对罗斯·戈特莫勒的采访（2016年4月21日），以及作者与玛格丽特·菲纳雷利的非正式讨论（2016年8月4日）。
〔143〕2016年7月1日，玛格丽特·菲纳雷利发给作者的私人信息。
〔144〕奥罗克（2014）写道，2009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和波音公司（Boeing）的合资企业联合发射联盟（United Launch Alliance），提出了一项提案，将“美国卫星全部用德尔塔Ⅳ型火箭搭载，送入地球上空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向美国航天航空学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德尔塔Ⅳ型重型火箭极快的速度，华盛顿政客的说法是‘比把克里斯塔·麦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送上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更安全’。联合发射联盟说他们只需要四年半。”他接着写道，然而，布什政府将重心放在伊拉克战争上，减少了对太空计划的投资，“布什总统说我们本来要去火星，但我们去了伊拉克……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我们会共担俄罗斯最终赢得太空竞赛的责任。”
〔145〕见第5章。
〔146〕2016年2月23日，对彼得·雷文的采访。作为国际科学基金会的首席运营官，我花了两年时间为负责屋顶维修的芬兰建筑专家团队提供行政和财务支持。这也是我管理过的最实际的项目之一。
〔147〕2015年12月17日，对鲍里斯·莫夫坎的采访。
〔148〕2016年1月6日，对劳伦斯·克拉姆（Lawrence Crum）的采访。
〔149〕德芝娜2002，7。这里的参考页码，从第一页开始，来自德芝娜的个人文件，德芝娜复制了这篇论文的正文。我跟她都无法访问这篇论文，因为它最早出现在《科学研究调查》（Naukovedenie）上，无法通过网络获得。
〔150〕同上。
〔151〕见第4章题为“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分节。
〔152〕2015年10月19日，对洛伦·格雷厄姆的采访。
〔153〕巴尔泽2015。
〔154〕“Glava Minobrnauki pristanovila protsess ob'yedinyeniya vuzov.”感谢哈雷·巴尔泽让我注意到这篇文章。
〔155〕在最近与巴尔泽的一次谈话中，他指出，瓦西里耶娃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损失，担任总统教育和科学顾问的福尔申科，已经设法挽回了最严重的部分。
〔156〕格雷厄姆和德芝娜2008，164。
〔157〕科学网基于在线订阅，提供科学引文索引服务，可以跟踪科学出版物的被引用情况，是评估出版物影响的标准参考工具。
〔158〕马库索娃等人2013，9。
〔159〕同上，7。
〔160〕马库索娃等人2014，11。
〔161〕2016年4月25日，对安德鲁·韦伯的采访。
〔162〕同上。
〔163〕2016年1月28日，对西格弗里德·赫克尔的采访。
〔164〕见戈维茨（Gorwitz）2011。
〔165〕赫克尔指的是他2016年所编辑的书。
〔166〕对赫克尔的采访。
〔167〕同上。
〔168〕对韦伯的采访。
〔169〕2016年5月28日，格伦·史怀哲备忘录。
〔170〕对赫克尔的采访。
〔171〕美俄在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独特关系：最近经验和未来方向（Re Unique U.S.-Russian Relationship in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Recent Experi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172〕同上。
〔173〕2015年10月13日，对劳拉·霍尔盖特的采访。
〔174〕德芝娜2002，18。
〔175〕史怀哲2013，66。
〔176〕2016年1月6日，对艾琳·马洛伊的采访。
〔177〕尤其见《防核扩散：美国能源部援助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武器科学家的项目需要重新评估》（Nuclear Nonproliferation：DOE's Program to Assist Weapons Scientists in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Needs to Be Reassessed）。
〔178〕史怀哲2013，64。
〔179〕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在2010年8月11日颁布的政令和在2011年7月23日发表的《俄罗斯退出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外交声明》。具体内容见：史怀哲2013，262-263附录。
〔180〕纳恩和卢格，2015。
〔181〕参见第二章开头对基辛格观点的讨论。引用自：艾尔斯和帕迪1986，11。
〔182〕2016年1月11日，对诺曼·纽瑞特的采访。
〔183〕2015年9月24日，对托马斯·皮克林的采访。
〔184〕见第7章，“约翰·齐默曼：导弹发射井技术”。
〔185〕见第5章，“企业家”。
〔186〕对皮克林的采访。
〔187〕史怀哲2013，46-47。
〔188〕2016年3月26日，对特里·洛的采访。
〔189〕2016年3月21日，对伦道夫·古施尔的采访。
〔190〕2016年1月14日，对大卫·贝尔的采访。
〔191〕见第1章。
〔192〕2016年5月3日，对卡尔·韦斯特的采访。
〔193〕同上。
〔194〕2016年1月28日，对西格弗里德·赫克尔的采访。
〔195〕2016年1月6日，对艾琳·马洛伊的采访。
〔196〕2016年6月9日，对丽塔·科尔韦尔的采访。
〔197〕对马洛伊的采访。
〔198〕同上。
〔199〕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C.巴格霍恩（Frederick C.Barghoorn）是我读本科时的教授，他经常谈到苏联外交政策的“镜像假说”：苏联人会假设，美国在相同情况下，会与苏联持有相同的目标。我发现这个概念不仅有利于研究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且在生活中也用处良多。
我遇到这些情况的方式常常很有趣。我已经讲过，20世纪70年代初，我向刚到美国的苏联科学家解释旅行支票的概念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通过不停地沟通，他们比之前更能听懂我不流利的俄语，而且每一次沟通都是在弥合巨大的文化鸿沟，因为在苏联根本不存在类似的东西。据我所知，我们的客人中没有一个人身无分文或挨饿，所以这些重复的沟通可以算作增进相互了解的辉煌成就。
〔200〕2015年12月7日，对腾吉兹·特兹瓦兹的采访。
〔201〕对特兹瓦兹的采访。
〔202〕2016年4月20日，对F.格雷·汉德利的采访。
〔203〕20世纪90年代末，吉尔吉斯斯坦山区的一个地震探测网络探测到来自中国西北地区一次地震。
〔204〕显然，“Bakshish”一词起源于波斯语，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曾巧妙地将其定义为“提供最微不足道的服务，却期待和要求一笔金钱作为礼物”。在美国，我们可以称之为“贿赂”。“Bakshish”一词在欧亚大陆和中东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
〔205〕对韦斯特的采访。
〔206〕同上。
〔207〕同上。
〔208〕2015年10月16日，对莫西埃·卡加诺夫的采访。
〔209〕但也经常有意外，例如，苏联激光物理学家前往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访问偶尔会得到批准。大概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想知道苏联在研究什么。
〔210〕其通常以“驴花栗鼠”（Donkey Chipmunk）这一代号出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非机密国务院电文中。
〔211〕对索恩的采访。
〔212〕奥德拉·沃尔夫（Audra Wolfe）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沃尔夫，2013），书中重点讲述了中央情报局发起的一些极为荒诞、令人惊恐的早期情报项目。如果读者想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可以读读这本书。
〔213〕2015年9月30日，对约翰·齐默曼的采访。
〔214〕对弗兰克-卡门斯基的采访。
〔215〕格雷厄姆和德芝娜2008，13。
〔216〕萨格迪夫1994，32。
〔217〕同上，39-47。
〔218〕2015年10月15日，对亚历山大·维伦金的采访。
〔219〕2015年10月6日，对基普·索恩的采访。
〔220〕2015年10月6日，我采访亚历山大·鲁兹迈金和琼·费曼（Joan Feynman）时，基普·索恩评论。
〔221〕2016年1月13日，对鲍里斯·什克洛夫斯基的采访。
〔222〕2016年5月10日，对玛乔丽·塞内查尔的采访。
〔223〕2015年12月8日，对雷瓦兹·所罗门尼亚的采访。
〔224〕见第6章，“基普·索恩：引力波探测”那一节。
〔225〕采访鲁兹迈金和费曼时，索恩与鲁兹迈金的对话。
〔226〕鲁兹迈金，我对鲁兹迈金和费曼的采访。
〔227〕见第6章。
〔228〕鲁兹迈金，我对鲁兹迈金和费曼的采访。
〔229〕2016年2月23日，对彼得·雷文的采访。
〔230〕萨格迪夫1998。
〔231〕同上。
〔232〕热情让他们忽视了很多事情：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技术转让办公室并没有因此盈利，只有少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大学为基础的创新需要坚实的基础研究基地，但其在俄罗斯的大学中很少见；与私营企业建立伙伴关系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创造性和进取心；不仅要有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基础，而且要有健全的法治基础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有兴旺繁荣的私人企业和对高科技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
〔233〕萨尔蒂科夫1997。
〔234〕关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和以研究者为主导的竞争性研究资金，请参见第4章“新型项目的兴衰”和第7章“对科学基础建设的影响”。
〔235〕2014年，美国政府将福尔申科等15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政府官员列入制裁名单，以回应克里米亚事件。参见斯通《普京总统为俄罗斯科学院寻求新道路》（Embattled President Seeks New Path for Russian Academy）2014。
〔236〕这一事件过长，我无法在此详述，但读者可参见以“科学院的衰败”等为题的论文。关于俄罗斯的科学改革进展，有不少不错的报道，如：巴尔泽2015，2018年5月25日《俄罗斯的新科学部门》（New Ministry for Russian Science），2013年7月4日《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施梅尔（Schiermeier）2013，斯通2013和2018。
〔237〕福尔托夫2017。这可能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上第一份华丽的多页竞选文件。
〔238〕德米那（Demina）和梅西阿茨（Mesyats）2017。根纳迪·梅西阿茨（Gennadiy Mesyats）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副院长，这增强了该文章的真实性。
〔239〕《西伯利亚金融奇才出任俄罗斯科学引路人》（Siberian Financial Whizz-Kid Appointed to Lead Russian Science）2013。
〔240〕对所罗门尼亚的采访。
〔241〕2015年12月8日，对祖拉布·贾瓦基什维利的采访。
〔242〕2015年12月15日，对康斯坦丁·尤申科的采访。该研究所的创始人E.O.巴顿是鲍里斯·巴顿的父亲。至2019年3月，巴顿已经超过了100岁。
〔243〕2015年12月15日，对雅罗斯拉夫·亚茨基夫的采访。
〔244〕同上。
〔245〕齐明的项目资金源自他的私人基金会“王朝”（Dynasty），这一项目会为杰出的年轻物理学家提供丰富的奖学金，也会为决定返回俄罗斯的科学家提供奖金。在普京政府反外资非政府组织事件中，他被迫关闭了“王朝”基金会并离开了俄罗斯。
〔246〕2015年12月17日，对鲍里斯·莫夫坎的采访。俄罗斯政府称，由于齐明通过私人境外账户为“王朝”基金会提供资金，所以“王朝”基金会受到俄罗斯国外非政府组织法规限制，且其又没有按照规定注册，所以该基金会的运作是非法的。参见《某俄罗斯科学基金会因被贴上“外国代理”标签，无奈关闭》（Russian Science Foundation Shuts Down after Being Branded‘Foreign Agent）。我听说，真正的原因是，“王朝”基金会资助了一场研讨会，这场研讨会的某些发言人批评了普京政府施行的政策。
〔247〕《总统：乌克兰科学应该实现现代化、高效和创新》（President：Ukrainian Science Should Become Modern，Efficient and Innovative）。该法律条款记载于《关于科学和科学技术活动》（On Scientific and Scientific-Technical Activity）。
〔248〕里亚布琴科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后苏联时期乌克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
〔249〕塞尔吉·里亚布琴科在2017年4月23日和24日发送给我的私人电子邮件。
〔250〕《对乌克兰研究和创新体系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 of the Ukraini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ystem）2016，8。
〔251〕2015年10月6日，对基普·索恩的采访。
〔252〕2015年12月2日，对朱莉·布里格姆-格雷特的采访。
〔253〕固态理论国际会议，卡加诺夫在第9章“情报收集与保密”一节中也讨论过。
〔254〕2015年10月16日，对莫西埃·卡加诺夫的采访。
〔255〕《鳄鱼》画报是苏联的一本幽默杂志。
〔256〕对卡加诺夫的采访。
〔257〕玛乔丽·塞内查尔，《1979年3月8日：苏联的妇女节》，牛津大学出版社博客：牛津大学出版社对理性世界的学术思考，2016年6月16日http://blog.oup.com/2014/03/international-womens-day-soviet-union/.
〔258〕2016年5月3日，对卡尔·韦斯特的采访。
〔259〕2016年1月6日，对艾琳·马洛伊的采访。
〔260〕苏联没有设立科学部，这是美国外交官对苏联科学机构的简称。其指的可能是苏联科学院，也可能指的是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严格来说，苏联科学院是一个非政府机构，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则隶属于苏联部长理事会（USSR Council of Ministers）。在本节中，其指的更可能是苏联科学院，因为科学院更有声望、规模更大。
〔261〕对马洛伊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