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被俄罗斯驱逐出境（格尔森·S.谢尔）

在1995年，应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人尼尔·莱恩（Neal Lane）的要求，我担任了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创会主席，紧接着，我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促进美国和苏联（以及东欧）之间的民间基础研究合作。我没有处理国防研究的工作经验，更没有想过我会与国防研究产生瓜葛。但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使命跨越了两个领域，其既要促进美苏之间的总体科学合作，也要通过国际合作，将苏联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家重新定向到和平的民用研究领域。

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将苏联武器研究科学家转移到民用领域工作，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我也因此有了一段惊险的故事，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人生经历之一。1995年秋天，我第一次以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俄罗斯，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征得俄罗斯政府对“合作资助项目”（Cooperative Grant Program）的支持，该项目是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核心活动。我们仿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合作研究资助项目来规划合作资助项目。合作资助项目将包括一位美国首席研究员、一位俄罗斯（或其他苏联成员国）首席研究员、一份工作联合声明，以及一份概述每个国家所需成本的估算报告。此外，为了完成防扩散任务，我们想要确保俄方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科学家的参与。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确保研究提案没有经过苏联的科学机构，直接来自科学家个人。

我们想了一个很好但也很天真的主意：俄罗斯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可以在提案封面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方便、透明的方法，能很好鉴别此类科学家的提案。为实现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我们可以给予他们一些特殊照顾。然而，这种做法存在一个问题：就俄罗斯法律而言，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1995年11月，我带着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工作人员提供的一套详细材料来到莫斯科，与祖拉布·雅科巴什维利（Zurab Yakobashvili）协商这件事。雅科巴什维利是俄罗斯科技政策部国际司的负责人。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面，而且相处得很愉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接手了克格勃的工作，根据以前在俄罗斯的经验，我很清楚雅科巴什维利要么在为联邦安全局工作，要么会向联邦安全局报告所有的情况。对此，我没有感到任何困扰，因为我非常熟悉情报部门的工作方式。作为一名管理人员，我非常欢迎科学院成员或者科技政策部员工的加入，就算他们同时在克格勃或联邦安全局任职也没关系，原因很简单：他们很熟悉这个领域，因此他们可以解决好各种问题，把事情完成好。

在该项目中，科学研究人员需要发起研究计划，然后接受竞争性评审。我从未与俄罗斯合作过此类特殊项目，因为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祖拉布礼貌地听完了我的开场白和我对该项目的设想，然后他悄悄地把我带进了隔壁的一间私人办公室。接着，他礼貌而坚定地告诉我，如果我坚持该项目的那个特殊理念，他将不得不宣布俄罗斯不欢迎我，并会立即将我驱逐出境。我相信他没有任何敌意。我们对视了几秒钟，然后我才反应过来他为什么要给我下这个最后通牒。我真的是太蠢了！我们要求俄罗斯科学家透露他们曾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这明显违反了俄罗斯国家保密法。我错得太明显，所以我没有再坚持这一点，我向祖拉布提议，他们与我一起想出一个合适且双方都能接受的合法鉴别方案。

解决方法并不难找。我们原先的预想是不接受俄罗斯科学机构以任何方式参与提案的提交，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放宽要求。很明显，如果我们邀请武器研究科学家在提案主体部分申明自己的身份，且同意所有提案都需获得所在研究机构的批准，这样就不会违背俄罗斯的保密法。俄罗斯科研机构会负责确保所有雇员遵守保密规定，因此这个方法能同时满足双方的要求。

我回到美国后，向我的同事和国务院解释了我在莫斯科遇到的问题，并介绍了我与俄罗斯政府达成的解决方案。我很高兴雅科巴什维利指出了项目存在的过激行为，他可以帮助我的同事以及国务院明白情况的严重性，并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放宽基本要求。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一直将其作为实现主要使命、支持合作研究项目的核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