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摸一下我的手（莫西埃·卡加诺夫）
“很少有外国物理学家访问哈尔科夫。因此，两次的来访我都清楚记得。
第一次，来的是理查德·博佐思（Richard Bozorth）和戈德曼（Goldman）两位美国物理学家，他们想见理论物理学家利夫希茨和他的学生马克·亚·阿兹贝尔（Mark Ya.Azbel）还有我。当时，我们在金属和磁性电子理论领域的研究被广泛引用。因此，他们想见我们很正常。
我们非常了解理查德·博佐思，他是磁性物理学领域公认的权威。但我们并不熟悉戈德曼，我没有研究过他的领域（后来尝试过，但没有成功）。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戈德曼是福特公司研究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戈德曼先生的妻子也来了，她是个典型的美国女人。
他们住在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 Hotel）。由于没有获得许可，他们不能访问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而我们也不能邀请他们到我们家里去做客。我们会在旅行社（我不记得具体是在房间还是大厅）、餐厅，以及散步的时候碰面交流。我们三个都来自苏联，当时，我和伊利亚·利夫希茨都不会说英语，我们通过马克与他们交流。马克不仅参与了交流，也承担了翻译工作。我们的领导大概是因为确信旅馆的窃听器没有问题，没有指派任何人来监视我们。我们处于无人监视状态。
我记得，我们大概谈了物理学，也谈了我们的成果和计划。我也记得，戈德曼先生和他的妻子试图改变话题，讨论犹太人在苏联的状况。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在哪些地方可以聊哪些话题。
博佐思先生则更加谨慎。在一起散步时，他才聊起‘犹太科学家不能出国旅行’的事情。我们承认了这一点，但也解释道，有时可能存在其他原因，比如该科学家参与了机密工作。他理解地点点头。
我不喜欢戈德曼夫妇说的有些话。例如，戈德曼说，我们对美国人的印象肯定是抽着雪茄的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回答说：
‘《鳄鱼》画报（Krokodil）中就是这么描绘我们的。’〔255〕
我争论道：‘但我不看《鳄鱼》画报。’
戈德曼的妻子说，在她看来，苏联犹太人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是犹太儿童不能上犹太儿童宗教学校。我回答说，其他很多事情比这糟糕多了，比如无法获得研究生学位，无法找到专业工作，等等。我们继续着这个话题，我又说道，‘如果没有犹太儿童宗教学校会严重影响到苏联犹太人，我肯定是最担心的那个人。’
‘为什么？’
‘因为我是拉比伊扎克·埃尔查南·斯佩克特（Rabbi Itzhak Elchanan Spector）的玄孙！’我说出了我曾曾祖父的全名。
她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她问我能不能摸一下我的手，接着告诉我说，斯佩克特深受尊敬，尤其是在纽约的犹太人当中。她谈到了一些以斯佩克特名字命名的学校。后来，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但我没有研究过这件事，不过这些年来我确实了解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毕竟就算我没有主动去探寻这些信息，信息也会找上门来。”〔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