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成就
在正式的双边科学合作项目中，商业成就本身并不是目的，但其可以作为衡量成功的某种标准。此外，美国国会议员和公众普遍认为这些合作对“他方”的好处大于“我方”，他们要求看到具体证据，这些证据必须能证明资金没有白费，这些活动对美国有益，而商业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动国会议员和民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情况变得尤其普遍，当时，美国政府资助俄罗斯或其他苏联独联体国家的合作项目，其性质从互利转变为援助。“援助”不足以让人们满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些机构试图创造出一些盈利性质的商业活动模式，部分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都反响平平。当然，在计划框架之外，营利性公司，不管规模大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都设法充分利用这一机遇，他们可以低薪聘用十分优秀的技术人员，而且巨大的新市场就摆在他们面前。
我在早期职业生涯中，对美国与苏联或其继承国之间的纯商业性科技合作，没有太多接触。苏联时期，我知道的只有一个例子，在先进焊接技术领域的合作。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巴顿焊接研究所（The Paton Institute of Electric Welding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Sciences）位于基辅，有着世界一流的焊接基础和应用研究，包括电渣焊、电渣重熔、物理气相沉积冶金涂层和闪光对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广泛，涉及坦克、潜艇、建筑、医学（人体组织焊接）及管道建造等方面。
1979年，我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当时，阿拉斯加输油管已经完工，其是世界上最大的管道建造项目之一。西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对输油管道并不陌生，但在寒冷地区建造输油管道，却是一个新的挑战。众所周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购买了巴顿研究所研发的一些焊接技术，获得了使用许可。事实证明，焊接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2月，我在基辅遇到了一位阿拉斯加北坡[20]的石油工作人员，阿拉斯加北坡有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作业，他负责对那里的工作人员和设备进行质量控制（他在基辅处理私人事务）。我向他提到了乌克兰的焊接技术，他告诉我，在管道的所有部分中，焊接最为出色，没有任何瑕疵。和导弹发射井技术一样，〔184〕苏联为阿拉斯加商业管道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经验。这个例子，以及约翰·奇瑟（John Kiser）在“逆向技术转移”方面的早期成果，提醒了我：苏联几乎不能为美国提供任何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这一普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185〕
在我的采访中，托马斯·皮克林第一个对此表达了见解，他回忆了自己在波音公司的经历。他所说的案例，是纯粹的企业性合作，主要涉及工程学，此外，还涉及先进的钛冶金技术：
我们制造波音777飞机时，起落架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4个主轮，每个主轮有4个轮子，第二种是2个主轮，每个主轮有6个轮子。俄罗斯的图波列夫图-154客机（TU 0154）采用的是6轮起落架。所以，我们选择了6轮起落架，并与俄罗斯人一起对其进行测试。我们长期从俄方那里购买钛，数量巨大，持续到今。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最大组件是钛做成的主梁，主梁用来连接6个轮子，称为车架横梁。开始时，他们负责锻造钛材料，我们将其运回美国进行制造，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在俄罗斯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行制造，将生产与制造联系起来，这样子更便宜、更高效。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离岸外包了这项工作的技术基础。
特尤金（Tetyukhin）是一家钛工厂的经营者。他是位冶金学家，为我们进行冶金开发。他发展了用于航空工业的钛合金，其对波音公司作用重大。波音公司在俄罗斯长期经营着大规模业务，所以，我们非常担心政治会阻碍我们与他的合作。尽管，我们现在有丰富的钛资源可以选择，但与俄罗斯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利。在此过程中，我们向俄罗斯出售了数百架飞机。他们不仅帮助我们制造飞机，还购买我们的飞机。〔186〕
波音、微软、英特尔等美国跨国公司都在俄罗斯设有大型研究机构。美国的信息技术公司主要对俄罗斯的软件编程和设计感兴趣，正如西格弗里德·赫克尔所言，实际上，苏联先于美国掌握并行处理技术。这些纯粹是企业自己的决策，没有牵涉到任何特殊的政府计划。
正如前面所言，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人们渴望在政府资助的合作项目中，发展商业性质的实用技术。商业利益不是项目的主要目的，但其在理论上具体可测，是美国公众及其代表能够理解和领会的东西。当然，对苏联科学家来说，他们迫切希望学习如何将自己的技术技能转化为财富和稳定的就业机会，因此，他们非常渴望参与到这样的努力中来，学习其中的诀窍。
然而，通过政府项目促进商业发展的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一般而言，除了需要执行的合同和特定计划，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美国政府对资助私营公司进行研究一事，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距离的大小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个政党控制了白宫（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国会）。民主党政府历来更倾向于为具有潜在社会效益前景的创新投入资金，如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创新，即使是私营企业也可从中受益，而共和党政府则倾向于谴责在私营企业中“挑选赢家”的做法。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不给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已经成为政府机构的一种信条。因此，政府如果想要将纳税人资金投入促进私有技术商业化的项目，就会遭遇灰色地带，即使这些项目旨在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如防止危险技术的扩散。
防扩散项目就是很好的例子。国际科学技术中心渴望通过科学合作项目取得商业成果，对此，格伦·史怀哲写道，“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项计划和相关努力短期内对将合作研究成果推向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腐败猖獗，政务缺乏透明度，而且官僚体制烦琐，这些削弱了小型企业家们做出的努力，明显地抑制了俄罗斯市场的发展”。〔187〕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造成了同样的影响：一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其他障碍，美国政府实施的项目没有充分利用拥有的机会；二是，高科技工业产品在俄罗斯缺乏市场，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第二个因素所涉甚广，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围。但，敏锐的观察家经常指出，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自然商品，而且，国内财富分配极为不均，俄罗斯更倾向于进口奢侈品，而不是促进工业的发展。总之，这些经济政策从内部阻碍了知识密集型技术在俄罗斯国内市场的商业化。
这并不是说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完全在商业真空中运作。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和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Ukraine）、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具有特殊地位，拥有税收和其他方面的特权，能够为促进苏联科学研究的营利性公司处理行政事务和财务交易（但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和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的交易要有研究武器的科学家参与）。国际科学技术中心起到了斡旋的作用，成为重要商业活动的间接推动者。在其鼎盛时期，近三分之一的资金来自伙伴计划。尽管国际科学技术中心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但与期望的不同，其并没能直接通过自己的活动推动商用科技的发展。
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的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规划地更全面，其将商业参与和商业成功作为核心概念和重要过程。如前面章节所述，典型的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包含一座苏联武器实验室、一座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和一家作为“行业伙伴”的美国私人公司。美国国家核安全局直接资助苏联实验室的工作，资助美国国家实验室的部分工作（但美国国家实验室从来不会满足），每年还要给美国行业联盟提供一小笔资助，用来管理由美国行业伙伴组成的这个联盟。在每个项目中，行业合作伙伴一方需要捐献一定的现金或实物，价值与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对苏联的投资相等。美国实验室拥有项目中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并准许苏联科学家和美国行业合作伙伴不受限制使用这些知识产权。项目运行结构很复杂，有很多部分会发生变动，还有商业活动的参与，所以，很难向国会议员或公众解释。但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起到了作用。
特里·洛（Terry Lowe）、伦道夫·古施尔（Randolph Guschl）和大卫·贝尔（David Bell），他们三人都参加过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或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项目。他们在第5章已经出现过，在那里，他们告诉了我们他们加入科学合作的途径。本章中，他们将表达对合作结果的看法。
特里·洛在2000年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到私营企业工作，从事纳米技术领域，当时，纳米技术正在蓬勃发展。2001年，他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迈特里康金属公司，通过该公司，他与乌法国立航空研究所（Ufa State Aviation Institute）的鲁斯兰·瓦利耶夫在一个纳米材料项目中成为行业伙伴。在第7章已经提到，瓦利耶夫和他的团队极具创意，令人印象深刻。他与洛共同发展了前景光明的研究成果，而洛也吸引了曼哈顿科学公司企业家马文·马斯洛（Marvin Maslow）的大量投资。洛说道：
2008年，我们将迈特里康金属公司出售，其成了曼哈顿科学公司的子公司，我们取得了成功，这主要是因为曼哈顿科学公司的人采用了这项技术，并将其引入主流金属制造业，我们没有去找他们，实际上，是他们先找到了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曼哈顿科学公司赚了数百万美元。现在，还有其他金属生产商在进行探索，他们想要采用这一技术，目前有多家公司正在进行产品试验，研究如何将这一技术运用到产品中。可以说，我们的技术大获成功。迈特里康金属公司是一家不错的盈利公司。实际上，其所有利益都来自这项技术，而我也从中获利。
顺便提一句，在此期间，我一直与俄罗斯的伙伴保持着联系。事实上，我们没有通过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共同完成了一些其他商业项目，我们也在研究其他领域，并且，最近也提出了其他的合作项目。所以，我们的合作一直在继续，并且进入到其他领域。之前，我们研究的是钛，现在，我们关注的是镁和镁合金，以及其在钢材，尤其是在不锈钢上的应用。我们的合作一直在发展，未来也会是如此。当然，我们与瓦利耶夫和他的团队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在某些方面，他们会支持我们，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会与我们产生分歧，转向其他方向，这在意料之中。他们取得的商业成就平平无奇，与迈特里康金属公司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他们成立了一家名为纳米技术（Nanomet）的公司，事实上，该公司一直在生产和销售纳米结构材料，但他们的销售额是按几十万美元计算。而我们的销售额有数千万美元。〔188〕
这无疑是全球防扩散倡议中最成功的商业项目之一。其不仅“吸引”了有才华的俄罗斯科学家参加，而且，还为他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俄罗斯科学家特有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研究能力促进了项目的成功。
在另一案例中，改变一切的并非科学技术，而是收藏库中的种子。我问伦道夫·古施尔，杜邦公司（DuPont）通过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取得了哪些成果。他回答道：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萨凡纳河国家实验室的成功在十年后才体现出来。但我认为，我们的植物研究人员处理了大量种子收藏库中的样本，这肯定是一大成功。先锋种子公司（Pioneer）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不是对此有信心，他们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我认为其非常成功，其他的，还包括常规的催化，以及一些与氟化材料有关的工作。有一个小组专注于有机氟化学，这相当罕见。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有机氟化学研究。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不错的研究。我要重申一点，衡量成功的标准是，除了拨款，人们会使用自己的资金投资。这才是成功。我在2011年美国行业联盟年会上曾说过，我们记录了来自三家政府机构的拨款，大概总共是900万美元。尽管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杜邦公司另外投入了大约一半的资金。〔189〕
作为一名前竞争性资金管理人员，我认同他的观点。在我看来，衡量一项研究拨款是否成功，除了出版物和专利，就是其资助的项目有没有成功争取到更多的拨款。
对菲根涂层公司（Phygen）的大卫·贝尔来说，最好的证据就是他创造的“奇迹”。他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现任副院长）根纳迪·梅西阿茨（Gennadiy Mesyats）在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走进市场”项目（Next Steps to the Market program）相识。而梅西阿茨又将他介绍给了雅科夫·克罗西克（Yakov Krosik）。雅科夫·克罗西克是以色列人，贝尔与克罗西克保持着长期的合作。贝尔解释道：
在此过程中，雅科夫将我引荐给了基辅的物理研究所，该研究所正在进行一种叫作“等离子体加速”技术的研究，我对此很有兴趣。等离子体加速能够提高薄膜沉积的质量，为解决涂层行业中的最大问题提供了可能。最后，我邀请了一位乌克兰的科学家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工作，从自身利益来看，我的决定风险极高，甚至有些愚蠢。我们进行了3年的研究，我用自己的钱和筹到的部分资金做着这件事，但筹集的资金很有限。我们最终完善了等离子体加速技术。如今，我们的涂层技术成为了金属成形、染色压铸、注塑成型等领域的黄金准则。
他们将这项技术称为“奇迹”。如今，磨损部件的使用时长从原来的8—16个小时增至9个月。这确实是奇迹。因此，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将这项技术引入商业市场，提高各种工艺程序和行业中关键机械部件、易磨损部件的耐磨性，满足市场需求。〔190〕
这项技术诞生于美国和乌克兰的科学合作，其商业成就辉煌很难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