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际科学合作的核心是“互补”：合作双方可以弥补彼此存在的不足，如实验知识与理论知识的互补，不同知识领域的互补，数据库的互补，等等。事实上，“互补”对科学本身来说也至关重要。我们愈发意识到，只有学科和研究方法交叉融合，不同个体用不同的方式感知和思考周围世界，知识才会进步。

那国际合作的互补情况如何呢？国际合作这么重要仅仅是因为科学家甲碰巧是住在甲国的理论家，而科学家乙碰巧是住在乙国的实验家吗？当然，这也是一种解释。但有一些人将科学无国界、科学只有一种通用语言的概念极端化，他们认为这就是事实。

虽然这一观点普遍存在于科学界，但我认为，其本质上是还原主义[24]，无法令人满意。该观点忽视了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科学运作方式、科学结构、资助方式、科学历史背景，甚至忽视了语言对科学合作的影响。是否有些文化更能理解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事物？现代科学的经验主义是凭空出现的吗？如果大卫·休谟（David Hume）生活在传统社会，而不是当时世界上工业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他还能提出绝对的经验主义哲学吗？

数学作为科学的通用语言，有着精确和稳定的特性。但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数学的教学方式和理解方式都一样吗？科研人员使用数学的方式普遍相同吗？是不是有些国家的科学家更依赖于某些数学领域，比如计算数学，为什么呢？

那么科学本身的结构呢？美国的科学研究与大学密切相关，企业投入研究开发的资金远远超过政府，而在苏联，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严格分开，开发研究与军队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由政府资助。这些会导致美国与苏联有着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取得不同的研究成果吗？

基于我个人对美国和苏联科学体系的接触，我认为，在差异巨大的科学环境中，人们对待科学和思考科学的方式确实存在不同。

从历史来看，可以肯定的是，与苏联科学家相比，美国与西方科学家整体上可以轻易地获得复杂的实验设备和先进的计算机设备。有一位苏联物理学家曾告诉西格弗里德·赫克尔：“你们真懒，只使用海量数据运算的计算机进行计算，但我们却必须用头脑计算。”我听到过很多次类似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科学风格，或者至少是物理学，更倾向于归纳，而苏联或俄罗斯的科学风格更倾向于推理呢？这么说，肯定过于简化。我一直想知道，文化和科学的相互作用是否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线索。因此，我在采访时，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很期待受访者们的回答。我会在本章分享我的发现。虽然受访者们的回答本质上只是个人的看法，而不是严谨的哲学推理和分析，但考虑到他们在科学和文化界的丰富经验，他们的观点值得深思。

此外，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苏联所属各独联体国家的科学改革进程一直备受关注。甚至在此之前，许多苏联和外国的观察人士都很清楚，苏联陈旧、自上而下、以科学院为主导、以军事为导向的科学研究体系必须改变。而苏联体制的崩溃为开展科学制度改革提供了机会。一些受访者对制度变革过程做出了有趣的评论，特别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制度变革，而我多年来也一直密切关注俄罗斯的科学改革，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都将会在本章中呈现出来。

如果读者不熟悉苏联科学的历史背景，可在深入研究受访者的观点前，先阅读下面一节的内容。而如果读者很熟悉这一历史背景，无疑会发现我的阐述过于浅薄，因此，这部分读者可以跳到下一节，直接阅读后面受访者们提供的第一手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