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产生的巨大影响

西方应对1991年后苏联科学危机的历史始于一封并不起眼的信函，该信函是由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总干事卡洛·鲁比亚（Carlo Rubbia）写给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信中表达了救助俄罗斯基础科学的迫切呼吁。就国际科研合作的历史而言，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富有经济效益的信函。

随着苏联解体，由大量军事资金支持其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也随之瓦解，不过早在大厦将倾之前，苏联科学家就已预见了不祥之兆。危机迫近，其实人人早已心知肚明。

这些科学家中就包括一群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工作的苏联物理学家，由著名的俄罗斯理论物理学家列夫·奥昆带领。1991年8月，奥昆起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救助俄罗斯基础科学的呼吁》，〔68〕呼吁建立一项大型应急基金，这成了1992年俄罗斯进行基础研究所需的资金支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该呼吁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资金不应该由研究所以传统方式自上而下提供，而是应通过项目化资金，依据个人工作绩效来资助研究人员。鲁比亚于1991年9月26日向密特朗寄送的信函中传达了这一呼吁〔69〕，一周后密特朗批准了其提议。伊琳娜·德芝娜（Irina Dezhina）对那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写道：“不过，这件事后来在政府官僚机构中暂时被搁置了。”〔70〕

鲁比亚在信中指出：“俄罗斯科学的贡献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门捷列夫（Mendeleev）、巴甫洛夫（Pavlov）、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i）、卡皮察（Kapitsa）、朗道（Landau）、萨哈罗夫等许多伟人的学术贡献在多个学科领域的一流学派中得到积淀。他们的消失，不仅对俄罗斯来说损失巨大，对世界科学和文化也是如此。”〔71〕

为了补救这一危急境况，鲁比亚继续写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国际基金会，来资助俄罗斯科学中最优秀的领域，从而确保俄罗斯科学与西方科学合作可以成果丰硕。”〔72〕信中首次提到一个新机构——一个独立的国际基金会，使其为俄罗斯科学最优秀的领域提供应急资金。使用俄罗斯一词而非“苏联”在现在看来确实听上去有些刺耳，但是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工作的那群俄国科学家毕竟是俄罗斯人，况且在1991年9月，未来苏联的地理划分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完全未知也无从知晓。

尽管鲁比亚的信中没有提及资金的具体金额，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了另一份文件，我认为那是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工作的俄罗斯科学家们最初向鲁比亚发出的呼吁的案文，其中指定了1亿美元的资助金额。德芝娜写道：“1亿美元这个美妙数字首次出现在该文件中，许多目睹了之后有关苏联科学家援助项目的讨论过程的人说，这一数字在讨论中被频繁提及。”〔73〕在本章的下文，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巨额资金，这些资金之前在支持俄罗斯科学领域中并不可能出现。《鲁比亚-奥昆倡议》（以下简称《鲁比亚-奥昆》）是具有远见的历史火花，在接下来的20年中，它为苏联解体后的科学家提供了巨大支持。

许多人对与俄罗斯科研合作目的的想法发生了显著转变，从而推动了资金额度和活动质量的提升，而这一转变比资金与活动本身更为重要。理解这一点极为关键，因为在我看来，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中一些项目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苏联解体之前，1991年9月所拟定的《鲁比亚-奥昆》就为合作项目定下了基调。这一呼吁是“为了救助俄罗斯的基础科学”而发出的紧急援助。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西方不仅要与俄罗斯进行科研合作，〔74〕而且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这符合西方的利益。我们将会看到，在后苏联时代的科学关系中，这一理念会铸就一些辉煌的成功，也会导致一些惨淡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