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项目的兴衰

国际科学基金会

1992年感恩节前夕，我受国家科学基金会召集，到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参加一个会议，听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金融家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演讲。他大胆而富有远见地描述了他的愿景：为苏联最优秀的科学家提供大规模的紧急资金支持。

出于我一贯的做法，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有些怀疑地问他打算为此投入多少钱。“一亿美元，”他回答道，于是我就闭嘴了。12月9日，他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的新项目——国际科学基金会正式成立。那个月晚些时候，在庄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大会堂，索罗斯找到我，并提议让我暂时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休假，去担任其基金会的首席运营官。我目瞪口呆，小声咕哝道：“嗯……好吧，我不胜荣幸。”就这样，我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传奇动人的全新篇章。

然而，如果知道救助俄罗斯科学界根本不是索罗斯的主要目标，许多人会感到惊讶。他于2000年4月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86〕文中写道，他的主要目标远比这深远得多。事实上，救助其科学更像是一个临时目标，而非根本目的。当时，索罗斯对“强盗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出现深感忧虑。他曾试图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出150亿美元的贷款，为俄罗斯政府向数百万俄罗斯退休工人支付欠下的养老金，当时这笔养老金相当于每月分期向每位工人支付8美元，但这项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他在2000年写道：“我的提议没有得到认真考虑，因为它不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模式。所以我开始向大家证明，国外援助可以发挥作用。”〔87〕——通过设立国际科学基金会。“我支持科学家的理由很复杂，”他继续写道，“我想证明外国援助可以取得成功。我之所以选择科学界作为示范领域，是因为我可以取得国际科学界成员的支持，他们愿意为评估研究项目贡献时间和精力。但是紧急援助的分配机制本就可以为退休人员和科学家提供帮助。”〔88〕

索罗斯承认，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与科学家们为帮助自己的同僚的出发点类似，比如保护优秀的传统知识以及独立不同的思想，还有避免核战争爆发。〔89〕但是，绝非后见之明，这些也并不是索罗斯创建国际科学基金会的核心目标。

据我所知，索罗斯建立国际科学基金会还有一项尚未言明的原因，那就是他厌倦了世界各国政府开空头支票，对苏联的科学家提供紧急援助一事只是口头承诺却不采取实际行动。但是索罗斯没有袖手旁观，毕竟1亿美元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该项基金自提出以来已有大约一年之久，最初是由鲁比亚发起的。虽然索罗斯个人可能不知道《鲁比亚-奥昆》这份文件，但他的一些随行科学家肯定知道。同样，在1992年年初，美国国会议员乔治·布朗发起了一项关于“美俄”（Amerus）基金会〔90〕的立法，该基金会将在4年内得到2亿美元的慷慨资助。但无论是在俄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这种倡议都没有在极其紧迫和敏感的形势下产生任何切实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索罗斯创立的国际科学基金会作为慈善基金会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完美诠释了如何在政府不能或不愿干预的情况下介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就曾在南非协助解决过社会问题，当时他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是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主要资助者之一。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式微，索罗斯意识到有必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并巩固民生社会，使其成为支撑民主的关键支柱。于是他随即让开放社会研究所在苏联和东欧推进这一任务进程。国际科学基金会复制了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运作模式，不过援助范围换成了科学领域，这对于索罗斯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他却似乎常常对此感到不太自在，因为我不止一次听他抱怨，说资助科学应该是政府的工作，而不应该由慈善机构越俎代庖。实际上，苏联科学界的资金危机（尤其是在俄罗斯）已有了走出低谷的迹象（这也大部分得益于他自己的努力），他就终止了国际科学基金会的大部分主要援助项目，并重返到他真正热爱的工作上去——对民生社会的支持。

国际科学基金会最为著名的项目可能是紧急拨款项目，该项目富于创新意义。这一项目的负责人是亚历山大·戈德法布（Alex Goldfarb），他设计了一个简单、快速、科学化的指标，来直接授予这些资助：所有仍然居住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科学家，只要能在国际同行评议的文献中发表至少三篇科学论文，就可以获得500美元的资助。1993—1995年，国际科学基金会总共颁发了26145项此类资助金，再加上表彰集体成就的相关资助，总额超过1500万美元。这些快速拨款对于西方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在苏联经济崩溃之际却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杠杆作用，足以支撑整个家庭一年的开支，而此时大多数苏联科学家从他们的研究所获得的月薪是20美元左右，或者根本没有薪资。

索罗斯的紧急拨款项目若是没有坚持留在科学界而是移步国外，那么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据德芝娜所说，在这一时期，科学界最大的损失是科学家们“国内移民”转而从事其他职业造成的人才流失，而非“移民出境”导致的损失，因为通过后者这种方式，仅有少数科学家有幸与国外建立了联系。〔91〕对于更多科学家而言，糊口谋生的唯一选择是国内移民，离开他们的研究所去从事低端但有报酬的工作。在快速发展的科学世界里，即使是暂时的缺席，也意味着科学家会无望再有学术造诣，不再有发表科学著作的机会，而且往往再也不会重回科学界发光发热。

使得索罗斯基金会有别于其他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始终坚持对科学质量标准和衡量标准进行严格创新。这对于一个通过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系来提供研究支持的国家科学系统而言是一项巨大变革。此外，与我所知的其他西方科研资助项目相比，索罗斯基金会的每个主要项目都应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提供资助。紧急拨款项目应用了科学计量学的严格定量方法，向受助的科学家提供快捷的小额拨款。由瓦列里·索弗（Valery Soyfer）独立开展的国际索罗斯科学教育项目则重点关注俄罗斯成绩斐然的大学教授和高中教师，同时也为学生提供小额的奖金。“索罗斯奥林匹克竞赛”赞助了80多万名学生以及一些教育月刊。教授与教师多年度的补助金则是依据学生对其教师教学质量的调查评估来发放，每月从250美元到500美元不等。

国际科学基金会中规模最大的长期资助项目获得了超过8000万美元的资金，该项目采用了竞争性优势评审（也称为同行评审）的方式来遴选小型团队的研究资助，而这些资助则是由研究人员发起的。1992年年底，在数学家安德烈·贡绍的领导下，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一些小型项目开始启动。除了这些小型项目以外，长期资助项目标志着同行评审首次作为重要资助手段在苏联开始应用〔92〕，当然也是首次出现如此巨额的资金补助。在第7章中，当我们讨论国际科研合作最无形的成果之一，即制度和文化变革时，我会重新探讨这一重要主题。〔93〕

国际科学基金会的长期资助项目由我负责，该项目始于1995年年底。在为期18个月的两场资助竞争中，该项目收到了超过3.5万份提案，每一份提案通常有不少于4名审稿人，且主要来自美国。然后这些提案会提交给16个国际科学审查小组，征求他们的建议。经过竞争评优，该项目颁发了3555项奖金，授予苏联的小型研究团队，金额从小于1万美元至2.7万美元不等，总额近8000万美元，可以说是国际科学基金会最大的一个项目。

这些统计数据基于一个大背景，那时国际科学基金会收到的长期资助项目的资助竞争的提案数量与国家科学基金和一整年收到的提案总数大致相等。在评审小组中工作的专家贡献了22.5人年〔94〕的工作量来对长期研究资助项目的提案进行排名和推荐，这其中还不包括约5万名“邮件评审者”的工作。许多科学学会（如美国物理学会、美国天文学会、美国数学学会、美国微生物学会、美国化学学会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对邮件评审人员工作提出建议和任命评选奖项最终分配的小组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在国际科学基金会内还有其他项目：如会议差旅补助项目，该项目为苏联科学家参加国际科学会议提供资助；以及图书馆资助项目，负责向苏联的科学图书馆分发西方科学期刊的副本；还有一项电信发展资助项目，该项目帮助许多苏联的民间科研机构首次接入了因特网，并为它们提供建立计算机网络所需的基础设备和电缆。〔95〕在表4.1中给出了这些项目的具体资金。

表4.1　国际科学基金会项目

*德芝娜，2000年，第151页。

除了这些受资助的国际科学基金会项目以外，国际科学基金会还于1994年启动了一项拨款援助项目，利用俄罗斯对外国研究资助的免税优惠，通过安全透明的财务管理系统，将资金从其他非营利组织移交至苏联受助者来帮助他们顺利开展研究。在其运作期间，拨款援助项目处理了移交至苏联受助人的3000万美元外部资金。最初，该项目无偿提供这些服务，1995年索罗斯甚至捐出300万美元，用于支付管理这些资金的行政费用。1995年之后，该项目暂时移交开放社会研究所，对大多数资助捐赠者征收10%的管理费，但对捐赠额较小的客户则免收费用。〔96〕

拨款援助项目在管理方面有着重大创新。受助的科学家所在城市的银行系统十分落后，且往往充斥着腐败现象。拨款援助项目的出现使大量第三方能够利用高度精细且管理严格的系统，将资金与设备移交给科学家。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成立后，首度利用国际科学基金会的拨款援助项目系统转移自己的资金，后来将其重新设计并推出了自己的系统，该系统提供类似的服务，并成为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获取额外收益的重要来源。

防扩散项目

到1995年为止，国际科学基金会一直是美国民用及非国防科学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主要资金来源。不过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的大力资助下，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型双边及多边项目也得以开展，以应对苏联科学危机对全球安全所造成的影响，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包括这些武器的制作材料、技术以及创造它们的科学家）到危险政权和其他国际行为不端的国家。

“科学中心”：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与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

除了在戈尔-切尔诺梅尔金委员会的组织下与俄罗斯联邦继续开展的政府间协议外，同一时期，还有一项由政府首次发起的重大决策，即设立国际科学技术中心〔97〕。虽然它是由美国政府发起，却并不是一个双边项目，而是一个跨国组织，在外交地位上与联合国相似。其创立文件的最初签署国为欧盟、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国际科学技术中心还在乌克兰催生了姊妹组织——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虽然它独立于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但它与国际科学技术中心有着同样的使命，并且通过同样的国会授权和拨款程序，来获取美国的资金支持。

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与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的管辖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前者负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科研活动，有时也负责管理格鲁吉亚；后者则负责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的科研活动。

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与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在政府间有一项非正式的合称，即“科学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称呼并不恰当。因为虽然它们确实支持科学家与科研工作，但却并非是这些国家中唯一的科学机构。不过，对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政府机构来说（国会、国防部和外交部门），科学中心实际上代表了美国政府在苏联解体后对苏联科学家的主要支持。

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开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的苏联科学家转向和平性质的研究。其主要手段是每年向先前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研团体提供40万美元左右的巨额研究经费，让他们从事非军事研究。史怀哲（Schweitzer）在报告里指出，在1994年，也就是国际科学技术中心运作的第一年，这类项目的资助就达到了5000万美元。从1994年到2000年，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研究项目的资助总计超过3.14亿美元。用史怀哲的话说，有了这一良好开端，后面6年时间，即2001年到2006年，“欢欣时代”开启，项目资金为平均每年6800万美元到7800万美元之间。核心研究资助项目通过研讨会、会议差旅资助和更有针对性的项目（如旨在教授商业创新技能的项目）得到了扩充。〔98〕还有一个“合作伙伴项目”，该计划从国外第三方（如公司、大学和非营利机构）引入资金、实物和个人的支持，以实现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宏伟使命，并使其资助的科学家重新定位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向。〔99〕

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资金来自西方不同的国家，各国贡献资金占比合理。1994年至2011年，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开展的资助项目耗资约8.59亿美元。其中，欧盟贡献2.43亿美元（占28%），美国政府贡献2.23亿美元（占26%），日本贡献6400万美元（占7%），加拿大、韩国、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家总计贡献5800万美元。令人惊讶的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并不是来自某个国家，而是来自“合作伙伴”这一项目，它在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运行期间贡献了近2.71亿美元，占其支出的32%。〔100〕

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首任执行董事格伦·史怀哲（Glenn Schweitzer）对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发展历史十分熟悉，他分析了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从2007年开始衰落的原因。它的衰落归结于多种因素。简单来说有三点：一是政治因素——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上越发强硬，美国国会对援助俄罗斯的热情减弱；二是财政因素——美国的预算紧缩迫使国务院从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项目中退出以节省资金；三是所谓的文化因素——以美方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将俄罗斯视作单方面接受援助的对象，而非将其视为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对此积怨颇深。种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91年之后开展的主要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已经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2011年，俄罗斯外交部（Russian Foreign Ministry）正式宣布俄罗斯将于2015年退出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于2015年迁至哈萨克斯坦继续运作，但俄罗斯不再参加其活动。

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则继续运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问题明显削弱了其效用。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的任务是重新定向或是“吸引”（“吸引”一词成了政界的偏好术语）之前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家（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任务也是如此），但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合格的资助接受者也逐渐减少。因此，美国对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的直接资助在2015年终止，不过它依然作为“合作伙伴项目”而继续运行。

全球防扩散倡议

所谓的“实验室对实验室项目”所建立的非正式关系并没有正式的立法基础，直到1994年，该项目才在国会立法批准的新预算项目中正式确立。该项法案名为《对外经营、出口融资及相关项目拨款法案》，其最非同寻常之处是允许第三方与美国私营公司签订协议，协议中包括成本分摊，作为项目实施的一部分。〔101〕

作为法案中所提到的国家实验室的创立机构，美国能源部获得了拨款，并将新项目命名为“行业合作伙伴项目”，同时设计了一种高度创新的方法，将利益动机稳固地融入到与苏联的科研合作项目中，这种方法在之前和以后的项目中都并未采用。每个项目都包含一个由苏联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家或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一个来自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如洛斯阿拉莫斯、利弗莫尔、橡树岭、布鲁克海文）的科学家或科研团队，以及一家营利性的美国高科技公司。

美国能源部的资金分别分配给了苏联实验室和美国国家实验室，而私人公司需要承担政府的所有资助成本（包括现金和实物）。项目目标是开发一种民用技术，可用于商业用途，为双方产生收益，特别是确保就业，或至少为苏联的参与者获得收入。美国私营公司并没有从政府得到任何资金收益，它们的目的是获取苏联科学家的技术能力，因为他们知道借由这些能力可以在项目持续期间从美国能源部获得可靠的财政支持。1996年，美国能源部将“工业合作伙伴项目”的名称改为“防扩散倡议”，后来又在开头加上了“全球”一词，英文缩写为“GIPP”（Global Initiatives for Proliferation Prevention），该名称一直沿用到2015年该计划终止。为了与美国私营公司进行合作，美国能源部在1994年还创建并资助了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即美国行业联盟，它是参与的美国公司的会员协会。

在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向身处苏联所谓封闭城市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和其他参与该研究的机构提供了超过2.5亿美元的资助。美国私营公司承担了大致相同的资金，但具体数额很难追踪，因为其许多成本分担主要是实物（员工的时间和精力、给苏联合作伙伴的设备等），而非现金。根据多年来美国行业联盟与美国能源部合作精心汇编的数据，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与美国行业伙伴的商业化成功率超过25%（以销售、合约工作和其他收入衡量），美国公司能够为该项目开发的技术吸引到超过2.5亿美元的后续投资资金。〔102〕

吸引各方的营利动机来推进非营利事业或公共目标的发展是一门困难的艺术，但全球防扩散项目具有独特的运作结构，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事实上，当我在2006年加入美国行业联盟时，我对它通过全球防扩散项目取得商业性成功的说法一度持较高的怀疑态度。但当我了解美国行业联盟制定的衡量公司业绩的严格标准后，我开始相信这个相对较小的项目（全球防扩散项目的每年总预算从来没有超过5000万美元，通常情况下最多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确实为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法治和市场竞争充其量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地区，戒备十分森严，科研机构所研究的领域敏感度极高，与身处其中的科学家们进行联系就显得相当困难，这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

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的成功，以及它最大的弱点，都是其多重目标和复杂性的产物。它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并为研发这些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资助，防止他们流向危险政权和其他敌对势力。但因为该项目又保持着取得切实商业成果的目标，其指标就变得复杂且混乱。从逻辑上讲，所有防扩散项目最大的弱点便是无法“证伪”。虽然无法统计有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家们因为该项目打消了向敌对国家或团体提供技术的念头，但在苏联，甚至是美国，新型民用研究性的工作岗位的数量开始增加，证明了该项目至少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然而，尽管美国私营企业筹集了相当一笔资金，但通过该项目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实际上相当有限。

此外，对于美国能源部的实验室来说，特别是对于其传统政府管理人员和官员来说，这种政府与行业间的“联姻”带有人为性质，令人不适。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不仅挑战传统的政府与行业之间的划分，同时，它也为衡量不扩散项目的成功推行了一套标准。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标准也影响了项目的核心安全目标，以至于国会难以公正地评估该项目的成果（期间国会委托美国政府问责署对该项目进行了多次调研）。

只要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保持和谐，而且只要人们还认为苏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全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安全和商业目标的结合就是制胜之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威胁的感知逐渐降低，加上项目的目标复杂混乱，从而导致了它的失败。美国能源部向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委员会阐释该项目及其成就，但没有成功，于是该项目最终在2014年终止。

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

来自南加州的民主党人乔治·布朗曾在美国众议院任职35年，他无疑是美国国会历史上最勇于开拓、最富有想象力的科学倡导者之一。布朗是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长期成员，并在1991年至1995年担任主席，他留下了一份创造性的倡议，反映了他对科学、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的热情。在国内，他通过立法成立了环境保护局、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也被称为“白宫科学办公室”）和技术评估办公室。在国际舞台上，布朗作为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运用了他的想象力和立法才能，大力推行两项新型倡议，以创建基金会来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其中一项是与墨西哥的基金会，另一项是与苏联的基金会，后者就是现在所知的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

创立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立法一开始并不成功。随后在1992年，布朗提出《自由支持法案》修正案，〔103〕该法案为美国对苏联的全部援助工作奠定了正式的基础，并获得了两党的广泛支持。新基金会的目标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各种政策：

（1）在苏联独立国家中提供富有效益的研究和发展机会，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移民以外的选择，并防止这些国家的技术基础设施解体。

（2）通过资助美国和苏联独立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民间合作研究和发展项目，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将重心从国防方面转移出去。

（3）通过促进、确定和部分资助美国企业与苏联独立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之间的联合研究开发和示范企业，协助苏联独立国家建立市场经济。

（4）为苏联独立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提供一种机制，即通过与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建立联系来增进对商业实践的认知。

（5）为美国企业提供获得苏联独立国家新型先进技术、优秀研究人员和潜在市场的途径。〔104〕

成立新基金会的事宜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负责，他也有权从其他来源接收资金，用于支持该基金会的运作。1995年8月11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尼尔·莱恩（Neal Lane）正式成立了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并任命了这一非政府基金会的董事会，由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彼得·雷文（Peter Raven）担任主席，他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国际科学倡导者。我刚做完一些工作，回到国际科学基金会，尼尔就邀请我担任该基金会的首任执行董事。就这样，我跌宕起伏的职业生涯开启了又一趣味十足的新篇章。

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成立之初仅有1000万美元的预算，其中一半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另一半来自美国国防部。〔105〕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捐款来自乔治·索罗斯，经副总统戈尔劝说，他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与俄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即将开展的峰会准备了这样一份“礼物”。〔106〕这样微薄的资金，显然无法支撑基金会长久运作，因此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决定将这笔资金在短时间内用尽，让它发挥作用，然后看看发展形势具体如何。

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首批项目大部分是国际科学基金会中已经发展与实践的延伸，尤其是竞争性合作资助项目。但这一次并不是直接援助苏联科学家的科研工作，而是为美国和苏联的民间合作研究项目提供助力。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还创新地开展工作，以解决其业务研发任务，并根据合同协助国务院安排苏联大规模研究杀伤性武器科学家与美国进行联系。到1997年，我们实际上已经耗尽了资金。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高级副总裁查尔斯·汤姆·欧文斯（Charles T.Owens），他是我之前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同事，他与我准备向我们大约15名员工分发解雇通知，然后结束此项工作。

除了之前提到的国务院合同工作继续开展，另外两个项目为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是国务院的“减少威胁合作项目”（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根据《自由支持法案》，该项目负责技术活动，并要求基金会设立一个小型项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一个国际地球物理学研究中心，以履行副总统戈尔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Oskar Akayev）所作的承诺。吉尔吉斯斯坦项目取得了成功，再加上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为国务院提供的防扩散支持，使人们对该基金会的能力产生了足够的信心，并在国会委员会的报告中大受赞赏，而这份报告反过来又促使国务院向基金会定期分配年度性资助，因此基金会的资金水平迅速增长到每年1500万美元。多年以来，这项《自由支持法案》的资金成为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核心来源，承担了其合作资助项目、走进市场项目（Next Steps to the Market）以及与苏联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其他竞争性活动。

第二个挽救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事件是麦克阿瑟基金会高级副总裁维克多·拉宾诺维奇（Victor Rabinowitch）的好几通电话。他打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格雷厄姆和在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工作的我，向我们咨询，现在俄罗斯科学危机已经过去，那么与俄罗斯科学所要进行的下一项重要事项应当是什么。在麦克阿瑟基金会有限的计划资助下，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召集了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专家小组，包括格雷厄姆，乔治敦大学的哈雷·巴尔泽（Harley Balzer），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格伦·史怀哲，莫斯科经济转型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的伊琳娜·德芝娜以及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员工克里斯汀·怀尔德曼（Kristin Wildermann）以及我本人，负责对此事项进行研究并生成报告。后来我们团队又增加了俄罗斯科技政策部长鲍里斯·萨尔蒂科夫（Boris Saltykov）和俄罗斯科学院成员米哈伊尔·阿尔菲莫夫（Mikhail Alfimov），以确保该事项代表了美国和俄罗斯对实际需求的理解。

报告《俄罗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改革提案》提出了一项5000万美元的五年计划，主要资助俄罗斯大学建立跨学科的研究教育中心，其目标是在俄罗斯的大学整合研究和教学，将苏联高度纵向的研究组织转变为精英学院机构，并将研究从大学教学中分离出来。它还建议提供一项1000万美元的五年计划，即杰出青年研究院补助金，以激励和支持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在俄罗斯的大学里继续他们的研究，并希望他们成为大学教学和研究教授。

但是，6000万美元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麦克阿瑟基金会因此决定，这笔费用必须由俄方进行分摊。在1997年，我们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1997年下半年，我和拉宾诺维奇在莫斯科对俄罗斯教育部长亚历山大·蒂科霍诺夫（Aleksandr Tikhonov）进行了礼节性拜访。我们向蒂科霍诺夫阐述了改革提案的理念，并对俄方没有对此项目进行资助深表遗憾。然后，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蒂科霍诺夫悄悄对我们说：“我们会资助这个项目的。”我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回答有些不知所措。如果说国际科学项目获得过合作政府的承诺，那么这次拜访便是如此。我们将信将疑，启程返回后，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向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同时寄送了一份提案，该提案正在开展一个不同的项目，以支持俄罗斯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

1998年8月卢布大幅贬值，引发了俄罗斯一场重大经济危机，我们因而确定该项目已经前途无望。不过，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现在由来自圣彼得堡的科学组织者安德烈·福尔申科（Andrey Fursenko）领导，他富有改革意识。我们当中有些人认识他，〔107〕而他也一直向我们表示，该项目仍然在进行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核物理学家米哈伊尔·斯特里汉诺夫（Mikhail Strikhanov）〔108〕既对该项目充满热情，又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每年都设法筹集到匹配的资金。

最后，俄罗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从俄罗斯各地中择优挑选了20个大学作为研究教育中心，每个研究教育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的一所或多所研究所有联系，每所研究所最初的三年平均资助额为100万到150万美元，并通常有额外两年的资助。最初16个中心的资金约为450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四分之一来自俄罗斯联邦政府，四分之一来自俄罗斯民间。其他4所中心则完全由俄罗斯单方面资助。〔109〕

更重要的是，出于自身原因，俄罗斯政府坚决致力于解散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政府接受了俄罗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倡导和确立的基本原则，即研究与教育的融合，将资金支持从科学院转移到大学，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以加强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并在俄罗斯创建“国立研究型大学”，从而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与西方高等学府竞争。该项目最终于2013年被淘汰。

俄罗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可能是当时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在所有国家中开展的最具创新性，也是最具雄心的项目。我个人认为，它也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系统中实施制度变革的最成功的国际项目之一。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与俄罗斯政府的决定相吻合，并巩固了这一决定，即重新安排其研究机构，将重点从学术机构转移到了大学。

此外，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大多数主要项目不同，该项目由双边理事会共同管理，并由其共同出资。反过来，其理事会任命了一个美俄专家委员会，由亚历山大·戴克内（Aleksandr Dykhne）主持，〔110〕以评估和确保对研究教育中心的主要资助。后来，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于2007年召集了一个独立的国际评估小组，在“正确的时间”通过“正确的流程”开展了“正确的计划”。〔111〕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还将此理念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乌克兰进行了复制，规模较小，为选定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支持，不过没有俄罗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联合治理功能。除了这些以大学为基础的项目之外，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还发起了其他“机构建设”项目，例如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创建地方性的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

然而，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作用不仅限于苏联民用部门的科学。如前所述，其目标清单中的第二个目标是“通过资助美国和苏联独立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民间合作研究和发展项目，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将重心从国防方面转移出去。”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通过其核心合作研究项目以及为国务院、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国防部提供的合同服务来达到第二个目标，以支持他们自己的减少威胁合作项目。

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还接管了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拨款援助项目，随后开发了自己的广泛服务项目，该项目被称为“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解决方案”。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也扩大了涉及的地域范围，例如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共同承担实施奥巴马总统的《开罗倡议》的科技部分的事项。当时，它还更名为全球民用科技研究和发展基金会，这表明它已经超越了最初的职责，可以与苏联的独联体国家合作，并将其效能扩展到其他地区。

表4.2　全球民用科技研究和发展基金会于1996年至2016年7月对美苏科研合作的资助

*来源：全球民用科技研究和发展基金会，个人信息，统计于2016年8月25日。

表4.2总结了全球民用科技研究和发展基金会从1996年成立到2016年7月与苏联独联体国家开展合作活动的总支出，总额超过1.18亿美元。表中显示的资金仅包括给苏联一方的资助，包括个人财务支持，设备和物资经费以及其他费用。此外，苏联独联体国家还提供了约3900万美元的配套资金，其中绝大部分（近2500万美元）来自俄罗斯联邦和地方资源，与俄罗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相关。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还为美国参与者的差旅和其他费用提供了资助（但不提供工资），同期累计超过980万美元，另外还有来自美国和非苏联独联体国家250万美元的第三方资金作为补充。近年来，由于该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其他世界地区，尤其是中东和北非，而且由于美国政府对与俄罗斯合作活动的支持热情衰退，因此自2014年以来与苏联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活动经费有所减少。

现状

自2014年年初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以来，大多数由美国政府管理并资助的与俄罗斯合作的科学计划，都已大幅放缓，或停滞不前。

这种下降的程度可以从表4.1中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与俄罗斯有关”的拨款的分析中看出。这些数据来自公开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数据库，显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与俄罗斯的项目提供的拨款总额——无论是从标题、摘要，还是其他必要的规划或地理编码都可看到这一点。

不过需要提示的是，此类数据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没有报告科学家中的非正式联系与合作，而这些联系与合作并没有受到资助。美国和俄罗斯科学家之间没有彻底禁止科学联系，而且在已经建立了人际关系的地方，这种联系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但与此同时，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在本例中为基础科学）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与俄罗斯对峙的事态发展令人沮丧，因而在2017年年初，全球民用科技研究和发展基金会的莫斯科办事处于关闭状态。这一部分是因为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长期以来对外资非营利组织施压，另一部分是因为项目活动总体开始下降。到此，在俄罗斯运作超过22年的全球民用科技研究和发展基金会正式终止。在其运作期间，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不仅支持对合作研究进行直接资助，而且还为许多其他政府和私人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拨款管理援助，其中就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莫斯科，这种在大范围内具有促进意义的机构的消失，可能会导致由其他组织资助的大量合作活动停止。此外，由于全球民用科技研究和发展基金会在莫斯科的存在对促进地球科学领域的实地研究非常重要，而由国际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与俄罗斯的活动中，这些领域通常占了一半以上，因此莫斯科办事处停止运行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时任主任西格弗里德·赫克尔回顾了美国与俄罗斯在核不扩散方面的长期合作，他回顾了美国和俄罗斯武器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兴衰史，以及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他自己和其他人为此合作付出的巨大努力：“科研合作在21世纪头十年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美俄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使得两国之间的访问和机构交流的难度增加。不幸的是，这种关系在2014年陷入了危机，导致几乎所有的合作都走向终结，而我们中为这段合作关系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人为此感到沮丧不已。”〔112〕

至此，对美国和苏联，包括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之间60年正式科学合作项目的概述已经完毕。在这寥寥几页中，我们无法将所有项目都一一穷尽，我毫不怀疑我还完全忽略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项目工作。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我的目的不在于详尽列举这些项目的每个细节，而是将项目的本质、原理与范围呈现给读者，从而为这本书第二部分采访者的采访词做好铺垫。

图4.1　2010—2017财年涉及俄罗斯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活动奖项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