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外交政策目标

关于美国与苏联的双边科学合作项目，我发现，很难找到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其如何促进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如果将目标分为象征性目标和现实性目标，可能会有所帮助。

在象征性目标上，如果时机合适、代价较小，美国政府会将科学合作项目当作趁手的政治筹码，用来表达对苏联或者俄罗斯政府不友善行为的不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经常会下达指示，禁止与苏联进行“高层会晤”或举行会议，以应对苏联的种种行为，包括：击落韩国客机等事件。有时，美国会因为这些情况取消某些项目，但不会同时取消所有项目。当被问及采取这些行动的理由时，国务院通常回答道：“我们在传递一条信息。”我与其他的项目经理都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有着自身的价值，但外交人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却如同失语者，将合作项目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我们开始厌倦他们的行为。对他们来说，这些项目只是国际外交棋盘上的棋子，别无他用。

此外，在我的记忆中，苏联从没有因为他们传递的“信息”做出过任何明显的改变。1972年，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国会上将美苏科技合作协议描述为“制约因素”，〔181〕对此，我保留看法。我在这一领域工作多年，但从未发现任何案例可以证实他的说法。苏联没有因为我们取消了某个会议而减少某些不好的做法，没有因为我们抵制1980年奥运会就从阿富汗撤军。诚然，当局势开始缓和（如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美国政府恢复了一些协议（如我在1980年参与协商的《基础科学研究协定》），也增加了部分项目的资金，合作总体上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多年来，许多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把科学合作项目说成“奖励”，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然而，这些象征性的惩罚措施确实对一些人造成了伤害。这些人就是苏联的科学家，他们与合作项目共命运，并把其作为走进全球科学界的途径。任何参与过这些项目的苏联科学家都会受到审查，而且众所周知，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偶尔也会找他们谈话，确保他们的可靠性，更希望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美国为了抗议，叫停或取消这些项目时，他们的生活无疑会受到极大影响。当苏联没有过分举动时，美国会恢复合作项目，作为对苏联的“奖励”，但真正的受益者实际上是美方科学家，美方科学家通过合作项目接触了他国的科学家、研究机构和实验场所，丰富了自己的科学研究。

亨利·基辛格告诉满腹狐疑的国会，双边科学协议是作为“制约因素”，我经常琢磨，他当时真的是这么想吗？实际上，诺曼·纽瑞特告诉我们，1971年基辛格到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找他的上司爱德华·戴维，当时，他对戴维说道，他想“给中国提供一些更实际、更具体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地缘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也许，我们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科学合作提议，向中国表明，我们真心想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182〕换句话说，他在传达一条信息。他很清楚，这些提议本身绝对无法成为“制约因素”。这或许证明，美国政府在释放善意，提议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缓和中国的态度，但证明科学项目可以作为制约因素？我无法认同。

也许我的理解过于肤浅。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是美国国务院次卿之一，对国际事务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见解。他曾担任过美国驻多国大使，其中就包括俄罗斯，几十年来，一直是国际科学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从长远考虑，说道：

更大的制约因素是核灾难，我们必须足够谨慎，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科学左右着军备控制、核裁军。如果对武器运输的指示不明确，利害关系不清晰，军备控制条约就无法付诸实施。科学知识对限制规则的制定、检查能力、国家技术手段等来说，至关重要。其次，双方共同投资，取得了不少共赢成果，这些成果牵涉到高层次的国家利益，这导致双方在采取盲目的负面行动前须三思而后行。尽管，普京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即使是他，也受到了限制。

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全面、仔细审视与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等国家的关系，我们与这些国家既是对手又是伙伴。我们与他们相处，特别是事关主要矛盾时，需要积极寻找突出的共同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关系，这套关系可以用来紧急制止事态升级，构建冲突处理框架，至少，可以允许我们，在面临负面情况时，采取我所说的“希波克拉底外交”（Hippocratic diplomacy），避免造成伤害。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看看是否能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法。

另一方面，有些人只重点关注核扩散或人权等单方面问题，对他们来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聚焦负面问题，尝试采用制裁措施或施加压力来解决问题，但其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对立，增加不确定性，加剧紧张局势和军事冲突。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平衡点。但我认为，更好的做法是寻求双赢，并将其作为我们与那些国家关系的明确特征。这正是亨利要表达的意思。科学在一些地区本身就很重要，可以作为制约因素，而且它也可以告诉其他没有科学背景的人，让他们思考如何发展外交关系，克制自己的行为。〔183〕

考虑到其来源，我很难反驳这一说法。但我对其仍然持怀疑态度。从基辛格在国会上的证词来看，他所说的“制约因素”，更像烟雾弹，而不是对事实或者意图的申明。这就是为什么我没能成为一名外交官，而基辛格却是世界上现实政治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