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
在这一部分，将一群通常不被认为是与苏联进行科学合作的参与者的人带进这个故事至关重要，至少在1991年之前是这样。在当时，通过接触苏联科学家的工作来盈利的想法有违常理。美国公众舆论大多认为，苏联研制氢弹只不过是间谍活动的成果。他们在太空竞赛中的成功，如人造卫星、尤里·加加林、莱卡〔60〕等。而这些成果更多地被视为具有军事意义的工程壮举，而非科学成就。尤其是在美国政府社区，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在每个科学领域都“落后”于美国，物理和数学可能除外。只要他们继续依赖“逆向”工程和国家操纵的科学机构，如果我们西方人引起足够的警惕性与防护性，他们就会被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们可能在某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商品或竞争性技术上拥有一些优势，但这些并不是大多数观察者和决策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约翰·奇瑟（John Kiser）
但这一想法并不适用于少数企业家，他们和许多创新者一样，敢于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第一个指出苏联高科技缺乏竞争力的是一位对俄罗斯很感兴趣的年轻人，他叫约翰·奇瑟，拥有商学学位，有反定势思维的天赋。奇瑟曾在学生时代访问过苏联，上过商学院，并决定开拓一个独特的商业领域——苏联技术。他列出了一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苏联的专利清单。1976年，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文中写道：“美国专利局每年授予苏联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从1966年的66个上升到1974年的492个。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直接授权给美国公司的苏联技术越来越多，目前共计25项。”〔61〕
他接着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苏联在冶金、钢铁、能源、交通和采矿方面的技术。奇瑟提出两个要点，虽然今天这可能看起来显而易见，但1976年却非常突破常规：首先，“技术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看待这一问题的视角”，其次，“尽管苏联的制造技术或质量控制可能落后于美国的标准……我们却不能武断地推论说苏联人在研究层面没有任何贡献。”〔62〕
从苏联技术中获益的整个观念与当时的大众智慧背道而驰。美国与苏联合作，苏方获益更大，与苏联进行科研合作的倡导者一直视该结果为眼中钉，不仅如此，与苏联的每次互动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净损失。虽然不知情，但这种观点在行政和立法部门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使得美苏科学合作的进程变得艰难无比。
凭借一份苏联先进技术专利的清单，奇瑟从美国国务院获得了一笔研究经费，得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苏联具有前景的技术目录。然后他创办了一家名为奇瑟研究（Kiser Research）的公司。该公司有偿协助美国公司确定并获得技术领域有吸引力的许可证。〔63〕在苏联时期，这对奇瑟和他的美国客户来说是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这与传统的商业模式不同，传统的商业模式是，企业家在一项知识产权上进行投资，然后把这项技术专利卖给其他人，或者根据该技术的市场潜力自己建立企业。但是考虑到时代特点和苏联专利及司法系统的特异性，奇瑟的方法无疑是明智的。然而，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公司可以直接寻找技术资源，对奇瑟提供的那种便利服务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
大卫·贝尔（David Bell）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菲根（Phygen）涂料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贝尔在通往苏联科技世界的路途中上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和奇瑟一样，他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工程师。但与奇瑟不同的是，他是一名技术型企业家，在创办“菲根”之前，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材料、涂层和照片成像等高科技公司工作。
我在职业生涯后期发现，技术型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在结合先进技术以满足确定的市场需求方面经验丰富。这些人不像普通人，他们这样做会承担巨大的财务和个人风险，因为这些事情不确定性极高。人们明白，就像这个圈子里经常说的，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技术企业家，你必须经历三次连续的失败。这样的人是天生的，不是训练出来的。一般来说，科学家本身既没有成为企业家的气质也没有兴趣成为企业家，尽管有些人确实成功了，因为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生活中，他们实质上都是冒险家，他们也必须是这样的人。
贝尔回忆道：
我是一家初创公司的一员，该公司获得了起源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技术。这是一项革新，它将彻底改变薄膜耐磨涂层和材料的领域，因为它是氮化钛涂层的发展概念或技术，在苏联被称为“布拉特技术”。俄罗斯的制造体系在诸如麻花钻、用于制造业的立铣刀等切削工具方面存在供应问题……莫斯科的切削工具研究所（Institute of Cutting Tools）使用极硬的薄材料，将这些材料沉积在切削工具上作为涂层，以延长切削工具的寿命，该研究所将这种技术开发出来并且成功申请了专利，且将该套技术系统应用于苏联各地的制造工厂。〔64〕
然而，贝尔的任务不是研究或开发技术，而是推销技术：“我受聘任职营销总监，同时被分配了一项任务，‘你怎样去销售一件以前从来没有卖过的东西？’这是一次相当好的练习，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策略，那就是向波音（Boeing）、克莱斯勒（Chrysler）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公司出售系统和技术。该公司被称为多弧真空系统公司（Multi-Arc Vacuum System Inc.），它向市场推出了一种新的涂层产品，称为‘工具重涂’，成为在传动制造行业的齿轮再利用工具的标准。”〔65〕
多弧真空系统公司的这种技术富有革命性，其业务就是在这种工具涂层技术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随后，贝尔收购了原来的公司，并成立了自己的小企业：菲根涂料公司。今天，菲根涂料公司是美国汽车变速器超硬涂层的领先生产商，并且正在蓬勃发展。〔66〕
作为企业家，贝尔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他还是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市场化项目中以行业为导向的美国与苏联合作研究奖的首批获奖者之一。此后多年，他与位于基辅的电子束技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lectron Beam Technology，ICEBT）合作，该机构是帕顿电焊研究所的附属机构。他在那里研究如何使用电子束技术对涂层进行物理气相沉积[9]。这个项目，虽然促进了个人和专业的密切联系，但并没有带来像贝尔从之前的“布拉特许可证”中享受到的那种商业成功。
贝尔得到了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这让我不仅看到了贝尔的努力，而且意识到开发具体项目来促进以商业为导向的科学合作的可行性。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但有时也是很有回报的。贝尔是美国工业联盟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在那里我完成了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全职有酬工作。贝尔和其他人一起，让我见识到了小企业和高科技创新的真实世界。不管你读了多少关于这个话题的书，不管你参加了多少“培训”，你也永远不会理解这里面的奥妙，除非你与大卫·贝尔这样的人待在一块并且见识过了他们的工作。
伦道夫·古施尔（Randolph Guschl）
相比之下，伦道夫·古施尔拥有科学背景，他在杜邦公司工作。然而，他对苏联科学的最初认识，并非来自他在杜邦公司（DuPont）的工作，而是来自杜邦公司派他到美国能源部萨凡纳河国家实验室（Savannah River Laboratory）工作，该实验室当时正在为制造核武器处理氚和钚：
我毕业于两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我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后来去了杜邦公司。我在杜邦工作，从管理层晋升到研发总监，公司鼓励我们进行跨国交流，这么做是为了招揽客户，也为整个科学着想，在那些急需跨学科方法的领域进行交流。而苏联被排除在交流范围之外。
然后我接受了能源部萨凡纳河国家实验室指派的任务，担任项目经理，在那里，我们认为苏联是敌人，我们要预测到他们要做什么，也要想出相应的对策。突然间，我开始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敬意，因为现在我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苏联科学，但显然我们根本不打算利用它。〔67〕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古施尔回到杜邦公司，他才突然明白如何利用苏联技术促进公司的商业运营，他对此采取了行动。他回忆说，
1987年我离开了萨凡纳河国家实验室，又回到了杜邦的商业部门。三年后，我成为研发总监，负责整个欧洲包括与苏联的工作。但除了通过我在德国认识的一位名叫海因茨·赫夫特（Heinz Hefter）的经理达成的几笔交易外，我们在苏联没有任何进展。因此，我们注意到了苏联一些前景光明的科学领域，如蛋白质水解和其他领域，通过海因茨，我们注意到苏联哪些机构才是真正的学术前沿，哪些机构名副其实。我们对此深感兴趣。〔68〕
但有趣的是，促使古施尔与苏联进行科学合作并不是杜邦公司的企业利益，而是政府的要求。美国能源部刚刚与前苏联启动了防扩散项目，古施尔为能源部的防扩散的涉及私营企业项目的概念化就做出了贡献，这部分得益于他之前在萨凡纳河国家实验室的工作，该项目获得国会特别许可：“政府要求我们找寻一些新型项目实施的可能性，比方说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项目，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以及美国行业联盟的项目，等等。我回到杜邦公司，征询他们的意见，公司的人说，‘是的，我们知道苏联那边有优秀的科学家还有前沿的技术，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接触这些资源。’所以杜邦公司请我研究这些项目，使其助益我们的业务需求。”〔69〕
事实证明，在与苏联科学界的合作中，杜邦公司最成功的成果不是其传统的化学业务，而是农业。先锋种子公司（Pioneer Seed）是由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Wallace）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的农业巨头，于20世纪90年代被杜邦公司收购。通过全球民用研究和开发基金会和美国行业联盟等项目，先锋种子公司的专家能够进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种子库。这些种子库对先锋种子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为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提供各种条件下的定制种子。在这一点上，先锋种子公司的经历与朱莉·布里格姆-格雷特地球科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等依赖数据的科学家的经历类似，这些都在本章前面讨论过。此外，先锋种子公司在乌克兰看到了其产品的重要商机，这也是它投入大量资源与乌克兰合作的另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