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落之后：新时代，新方法

1991年12月2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解体，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这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60〕苏联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极大撼动了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发展。〔61〕苏联科学界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科学界，〔62〕到1991年为止，拥有超过150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63〕囊括数千个隶属于政府部门和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机构。在苏联解体后，整个科学界突然间被切成了16个独立的部分。

1991年苏联解体后，科研体系陡然崩塌。几十年来，军事科研经费一直是科研体系的支柱，如今却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枯竭，让成千上万名科学家无所适从，面临艰难残酷的抉择：要么继续坚持科学研究，如果这样，他们就必须思考如何依靠微薄的收入（一般而言，不超过20美元一个月的收入）和物物交换来维持生计；要么就选择移民，加入到已经历时多年的“人才流失”的队伍中去，特别是犹太血统的科学家更应如此。确实有许多人选择了后者，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设法在国外建立了牢固的业内联系，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然而，更多的科学家选择了“国内移民”，即完全放弃科学。一些人利用自己的数学才能找到了银行和金融行业的高薪工作，但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收入微薄的工作，比如驾驶出租车和公交车、看守仓库等。

这场危机不仅对普通群众影响巨大，也对科研机构贻害无穷。所有研究机构部门，先前满是为研究而忙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空无一人，像是鬼城一般。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科研人员突然想到可以将弃置的场地租给商业企业来赚取收入。这种迫不得已而采取的“聪明”做法，导致研究机构在20年内瓦解。然而科研机构和科学家自己也很难投入商业活动，并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到赚取资本上来，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实际上这也毫无可能。这方面的经验和人才有着根本性的缺失，因为他们被苏联由计划经济支撑、军事驱动的科研体系自上而下所压制。〔64〕

苏联解体后的科学界犹如涸辙之鲋，陷入了窘困境地。西方政府担心那些曾在秘密研究机构研发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科学家们可能会把他们研究过的技术出售给危险政权或恐怖组织。对一些人来说，还有一个道德和文化层面的问题，即俄罗斯历史上的一大“瑰宝”——知识分子面临着突然灭绝的境地。在俄罗斯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人和其科研态度可以为新兴俄罗斯的民主社会提供核心支持。然而，由于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强制力消失，粗糙的市场法取代了政府对经济的独裁，这些因素导致科学界突然陷入贫困之中，而这贫困在现实社会中几乎摧毁了所有特权优待或崇高使命。这是一种耻辱与贬损，而现在的重心仅仅只是为了谋生存。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战略也将发生巨大变化。苏联从一个强大的对手一夜之间成为需要援助的对象。这种战略转变背后的动机复杂多样且迥然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如上所述，其中一个动机是出于对苏联规模庞大的科学机构瓦解的担忧。另一个动机则是出于对“人才流失”威胁的担忧，这一威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在平民中，大批苏联科学家涌入美国的大学校园，与美国（以及其他外国）科学家争夺稀缺的工作岗位；更为棘手的是，曾研究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具有才干的科学家会将其技术出卖给最佳出价者。在这两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对于全球安全来说，帮助改善苏联解体后的国内局势显得更为可取，同时也至关重要。最后，在西方对苏联解体的欢欣鼓舞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逐渐衍生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重建这些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国家，向它们注入市场经济（包括发展基于技术创新的“知识经济”）和民主制度。斯蒂芬·F.科恩则认为这种愚蠢的假设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65〕

简而言之，在苏联解体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平静的政治革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苏联持续几十年合作方式的一场革命。本章讲述了美国和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国家之间新出现的对科研合作目标与方法的见解，它们采取的形式相当出人意料，在之前也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