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基础建设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与研究结果相比，科学合作对基础建设的影响更明显。1991年以后尤其如此。在索罗斯和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项目中，我们向苏联解体后的科学家或他们参与的团队提供了竞争性补助款，其中，有一半的补助款被用于设备和仪器。薪水补助（我们称其为“个人财务支持”）当然很重要，但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对科学家们来说，现代的研究设备最具吸引力。通常，我们最多为他们采购最新款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但是也有特殊项目，如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区域试验科学中心项目（CRDF's Regional Experimental Science Centers program），其专注于为同一地理区域的多个机构提供大型或者昂贵的设备。
在苏联科学领域，仪器和设备尤为珍贵。参观完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科学研究所，外国访客们总会感到惊讶，里面设备落后，而科学家们用自己的才智维持着它们的运转。此外，这些实验室的大多数遗留设备都由苏联制造，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一次性设备需这些研究所自行制造。因此，1991年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内部科学基础设施危机十分严重，研究人员失去了工资收入，更没有资金来为故障或损坏的设备更换备件。国外的项目（包括美国的项目），在重新装备实验室、为实验室提供适度资金以更换备件或替换件、购买酶和其他消耗性研究用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关键的支持，许多幸存下来的优秀实验室能否继续运作就不得而知了。
参观者可以在许多设备上找到小铭牌，这些铭牌证明了很多设备是在国外项目资助下购买的，是国外资助活动的见证。在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中，有时需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将耐用设备资助给苏联，而非直接赠予。其他的项目只要求受赠者在设备上永久标明其捐赠来源，通常还会说明设备的库存编号，以便识别。
这些礼物、捐赠、贷款都帮助极大。我们已经从格鲁吉亚植物学家玛雅·阿尔卡哈西（Maia Alkakhatsi）那里了解到，她的实验室是如何通过合作项目，来对必要设备（如电脑和电子显微镜）进行升级。这类故事在苏联实验室和研究所上演了成百上千次。
有一个案例是维修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科马罗夫植物研究所的屋顶，我参与其中。科马罗夫植物研究所（Komarov Botanical Institute）有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植物标本室。1975年彼得·雷文（Peter Raven）第一次访问该研究所时，这座建筑已经严重失修。〔145〕到1991年，研究所的屋顶即将坍塌，作为世界珍宝的植物标本室可能会遭受灾难性伤害。1992年，亚历山大·戈德法布（Alexander Goldfarb）与雷文取得了联系，当时亚历山大·戈德法布正与乔治·索罗斯合作，为索罗斯新成立的国际科学基金会设立一个美国—苏联国际董事会。雷文对此很感兴趣：
90年代初的一天，我接到了亚历山大·戈德法布的电话，他告诉我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正在组织一个基金会，帮助苏联科学界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亚历山大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基金会的会议，我们很快就步入正轨，我对这项事业很感兴趣，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行为，同时我也隐隐想知道，帮助这个新的基金会是否可以反过来帮助我找到资金，修复科马罗夫研究所的植物标本室。
后来，我的预感成真。我向瓦列里·索弗（Valery Soyfer）咨询了科马罗夫研究所的修复拨款问题，他是索罗斯在苏联慈善捐赠方面的主要顾问。瓦列里咨询了伦敦基尤皇家植物园（Kew）的主任，然后建议索罗斯批准一笔拨款。整修屋顶、墙壁和暖气系统的费用估计为115万美元，我们收到了50万美元。我还通过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蒂姆·沃斯（Tim Wirth）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获得了另外50万美元。沃斯对生物问题很感兴趣，他是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挚友。我从朋友那里筹到了其余的钱，尽管他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们想帮忙。我很高兴这项工作可以继续进行，其由一家芬兰公司进行监督，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俄罗斯能够生产所有必要的部件，而刚开始时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点。〔146〕
事实上，合作项目提供的基础设施援助拯救了许多研究所。
电子束技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lectron-Beam Technologies）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是材料学领域最具创新力的研究机构之一，得益于鲍里斯·莫夫坎（Boris Movchan）院士在电子束气相沉积方面的顶尖研究。这一技术可应用于超硬材料涂层、电力传输、医药和农业。我在1980年见过鲍里斯·莫夫坎，当时他是美苏科学技术协定下电冶金和材料工作组的领导人之一。1991年以后，电子束技术国际中心参与了一系列项目，得到了国际科学基金会和一些合作研究项目的支持，这些合作研究项目由美国国防部（US Department of Defense）、防扩散科学中心（the Nonproliferation-oriented Science Centers）、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在与国防部代表的早期会晤中，双方基于共同利益，达成了一份研究课题清单。2015年12月，我在基辅见到了莫夫坎，我问他：“你与美国科学家长期合作的最终成果是什么？”“这样讲吧，”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与美国国防部达成直接协议，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支持，国际中心就不会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在过去的21年里（截至2015年），我们没有从我们的政府那里得到过一分钱，也没有任何政府合约。”〔147〕
2016年4月，美国真空学会表面工程运用分会（American Vacuum Society's Applied Surface Engineering Division）将邦沙奖（R.F.Bunshah Award）授予莫夫坎，以表彰他“在电子束沉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60年来作为教育家和导师的指导能力。”这既证明了他的研究质量，也证明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其的援助产生了巨大作用。
在采访中，拉里·克拉姆（Larry Crum）说明与俄罗斯的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他解释：“我们原以为必须关闭这个部门，它是大学另一个部门的一部分。但这些俄罗斯科学家积极进取、表现出色，他们现在获得的资金基本上和我们这里的其他同事一样多。他们拯救了这个部门，也大大提高了我们部门的声誉。”〔148〕
尽管“人才流失”的规模没有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担心的那样严重，但美国各类大学的科学系确实聚集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苏联科学家，他们中有年轻一辈，也有老一辈。德国和以色列是苏联科学移民的主要受益者，美国排名第三。〔149〕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常见模式，俄罗斯著名科技政策分析家伊琳娜·德芝娜博士（Dr.Irina Dezhina）称之为“钟摆迁移”：科学家们在美国和俄罗斯、以色列和俄罗斯等地来回奔波，在一个地方待一个学期到六个月，然后前往另一个地方。〔150〕换言之，这些科学家已经成为国际科学团体的一部分，一些人说，这个团体“不分国界”。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从对科学基础建设的影响而言，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Basic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是一个特殊案例。〔151〕这一计划申明的目的是改变俄罗斯科学结构体系，在俄罗斯科学体系中，科学院占研究主导地位，而大学仅仅是教育机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少数例外）。可以合理地认为，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向俄罗斯决策者和大学介绍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以及实现这一概念的途径。后来，实现现代研究型大学成为政府的核心政策。但如果你重访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各个研究教育中心，以及主办大学，你几乎发现不了任何相关痕迹。洛伦·格雷厄姆（Loren Graham）深入参与了这一计划的构想和监督，他告诉我：
我发现，改变制度非常困难，改变态度比改变制度本身更容易，可惜我没能早点认识到这一点。态度取决于个人本身。我认为，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确实对某些俄罗斯人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教授、大学管理人员和院长，我们与他们进行了直接交流。我们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也一致同意（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所做的对俄罗斯有益，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努力。但如果你现在回到那些大学，寻找尚存的痕迹和影响，你会感到有点沮丧。〔152〕
普京执政早期的大学改革核心是在选定的城市或地区合并两所或以上的大学，目的是按照西方国家典型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培养出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2015年10月格雷厄姆做出这些评论时，改革似乎还有希望会继续。
然而，变化早已出现。哈雷·巴尔泽（Harley Balzer）、格雷厄姆、我以及玛乔丽·塞内查尔等人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发起人，我们一直与安德烈·福尔申科（Andrey Fursenko）保持着联系。福尔申科是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部长，早些年，他一直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关键支持者，他在该计划基础上制定了全面加强俄罗斯大学体系的政策。2015年7月22日，巴尔泽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中公布了他最近在莫斯科与福尔申科进行的一场对话。福尔申科现在是普京总统的顾问之一，也是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政府制裁的目标。巴尔泽回忆道，福尔申科不仅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坚定支持者、推动者，而且，他后来甚至请求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协助，发展另外四个同一模式的研究教育中心，这四个研究教育中心完全由俄罗斯政府资助。但到了2015年，毫无疑问，福尔申科不满自己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巴尔泽写道：“本月早些时候，我又见到了福尔申科先生。对于克里姆林宫最近在乌克兰的行动，我表达了担忧。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说，这归咎于美国，‘美国要求伙伴像听话的小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而俄罗斯已经厌倦了这一切。”〔153〕如此，这似乎再次为实用政治理论证明，科学合作可以用来“约束”外国合作伙伴。
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8月，普京任命奥尔加·瓦西里耶娃（Ol'ga Vasilyeva）为新的教育与科学部部长（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取代了德米特里·利瓦诺夫（Dmitri Livanov）。利瓦诺夫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强劲支持者，他有力地推行了“增强大学”的改革政策，将较弱的大学与实力较强的邻居合并成“联邦大学”。而瓦西里耶娃崇拜约瑟夫·斯大林，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教育科学观上联系紧密。很多人担心她会取消改革，破坏俄罗斯取得的科学改革成果，导致俄罗斯回归苏联模式。而她确实取消了改革。
9月26日，塔斯社报道说，瓦西里耶娃颁布法令，“由俄罗斯联邦前教育和科学部部长推行的大学合并将被终止。”〔154〕所以，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二十一世纪化的试验就此结束，这也明确承认了一个多年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对教育、科学的探索与之前不同了，这一探索由前任总统、现任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y Medvedev）发起，目的是基于俄罗斯科学技术成就，建立真正的知识经济。〔155〕
1991年以后，一些合作项目对研究资助这一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相互竞争、同行评审的研究补助制度开始大规模实施和生效。在此之前，苏联没有这一制度。苏联科学研究的资助自上而下，政府将资金发放给科学院，科学院再将资金分发给各个部门、研究所和实验室。虽然少数机构可能有地方性资金竞争，例如，艾尔菲物理技术研究所（Ioffe Physico-Technical Institute），这是其所长若列斯·阿尔费罗夫（Zhores Al'ferov）告诉我的，但在全国范围内，这类竞争并不存在。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Russian Foundation for Basic Research）于1992年年底在资深数学家安德烈·贡查尔（Andrey Gonchar）的指导下成立，该基金会着手实施竞争制度，但多年来，它的资金长期受政府限制，取得的成果差强人意。大约在同一时间，索罗斯的国际科学基金会通过一项竞争性补助机制，为此提供了巨大帮助。我参与创建和管理了这一体制，我们成功地在俄罗斯大规模引入了这一新制度，帮助俄罗斯科学家建立了自信、提高了竞争能力。许多其他国际项目紧随其后，包括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和促进与苏联科学家合作国际协会（INTAS）。通过这些渠道，许多俄罗斯和其他苏联科学家学会了如何通过各种国外和国际项目竞争研究经费。格雷厄姆和德芝娜写道：“如今，大多数俄罗斯科学家已经适应了竞争性同行评审制度，它提高了研究质量。”〔156〕
苏联时期，科学家们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相对较少，因此苏联科学的文献计量数据用途有限，但俄罗斯一些文献计量分析人员观察到的趋势表明，机构改革和国际合作对俄罗斯科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些数据残缺不全，却值得一探。例如，瓦伦蒂娜·马库索娃（Valentina Markusova）等人在2013年写道，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大学和国家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网〔157〕记录的出版物中所占份额显著提高，这些出版物承认得到了国际公认资助机构的支持，分别为50%和52%。与这两类大学相比，其他的高等教育机构只占42%。〔158〕在同一篇论文中，他们评论道：“日益增长的国际合作是全球化的因素之一。俄罗斯的国际合作论文被引用次数多于仅由俄罗斯科学家发表的论文，俄罗斯与外国的研究合作有着漫长而动荡的历史。”〔159〕
在一年后的另一项研究中，马库索娃等人比较了俄罗斯科学院与联邦大学、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科学产出，发现“尽管过去7年，高等教育界有大量资金流入，但俄罗斯科学院的表现仍然更好。科学院占俄罗斯总研究成果的56.3%，高等教育机构占42.6%。俄罗斯科学院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显著增加。双方的合作，对高等教育机构出版物的引文得分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160〕
换言之，俄罗斯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合作（这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以及政府对加强俄罗斯大学的重视，都促进了俄罗斯的科学产出。鉴于最近俄罗斯将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转移到了独立的政府机构——联邦科研机构管理署（Federal Agency for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并停止“加强大学”体系，这一趋势如何继续下去、是否会继续下去，还有待观察，但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