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项目的目标达成情况如何？

目标本身就非常复杂，想要仅凭经验明确判断美苏双边科学合作项目的目标实现情况难度极大。而且，由于苏联科学家很少发表国际科学文献，在使用定量分析法分析文献计量等数据时，往往会出现数据不足的情况。

但是，我仍将根据我的采访以及我在基础科学研究合作领域的工作经验，大胆得出一些结论。

在本书涵盖的70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民间外交是科学合作最早的目标，贯穿至今。受访者们一致认为，该目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学家们在长期的联系和接触中，始终尊重着彼此，他们了解到了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自己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类。这是所有相互理解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文明就无法存在。

我认为，1991年苏联解体后，向苏联顶尖科学家提供紧急援助，取得的成功仅次于民间外交。国际科学基金会、科学中心、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等支持的多个项目不仅使得许多科学家得以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持续资金支持的方法。这些项目将价值评审引入到苏联，许多科学家学会了如何申请资助，成功通过各种项目，特别是欧盟的项目，竞争到了资金。

接下来我要提及的是，苏联解体后为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材料和技术扩散所做的工作。美国和苏联科学家们通过纯科学合作项目建立起了信任，这使得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处理成吨的核武器材料、销毁生物武器研究场所，并帮助苏联科学家们将其能力运用到和平的民用研究上。然而，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政府增加了对国防研究的资助，科学家转向民用研究的工作能持续多久，目前还尚不清楚。而且，普京政府还限制外界进入关闭了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是防扩散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的进步情况怎么样呢？从受访者们的亲身经历来看，很显然，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合作在引力物理学、古气候学、数学、非线性动力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这一结论的准确性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干扰。首先，苏联发表的国际文献长期缺乏可靠的科学计量数据，无法为任何循证分析提供真实可靠的基础；其次，大量优秀的科学合作研究没有通过正式的双边项目，但却从正式项目中获取了数额不一的资金，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些项目的重要意义。

广泛的制度改革成果同样意义重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目标非常明确。如上文所述，这些项目将价值评审制度引入到了苏联，用以评议研究人员发起的项目提案。价值评审制度虽然为适应“当地习惯”产生了一些变化，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造成了持续的影响。虽然现在的普京政府并不承认，但在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的影响下，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科学研究的支持，重新将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成果显著。

在我看来，美苏双边科学合作项目对外交政策影响有待商榷。据我所知，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这些项目的存在、中断或终止对苏联和后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行为有丝毫影响，例如阿富汗、波兰或乌克兰的问题。美国外交人员将政府间的双边科学合作项目作为筹码，向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传递信息”，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作用，更没有任何意义。亨利·基辛格公开表明将科学合作作为“制约因素”，不管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政府间的科学合作项目已经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最后，通过指导和援助“促进民主”的目标彻底失败了。其纯粹是美国人的幻想。很显然，科学项目本身并不会直接涉及如法治、选举、政党、权力分立、司法等核心的民主问题。但美国确实将一些新的规则引入到了俄罗斯的科学管理中，比如竞争性价值评审。

然而，正如科恩所言，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政府资助科学合作项目主要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塑俄罗斯和其他苏联独联体国家。美国不仅抱有这种荒谬的追求，还不合理地坚持着为苏联独联体国家“提供义务援助”，而不是进行平等的合作，虽然其确实影响了俄罗斯科学界，但也导致了不满，最后，受到俄罗斯政府拒绝。正如乔治·索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20〕，要想在俄罗斯实现真正的变革，世界各国政府需要一起制定一个大规模的“马歇尔计划”。但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