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科研合作不仅充满了科学性，也富于戏剧性。这是一个与杰出科学家有关的故事，他们来自美苏两国，有着共通的语言——科学。在他们看来，这次合作是绝佳的机会，借此契机，两国科学家们不仅可以增进科学知识，而且可以借由他们有限的努力，在恐怖对抗的世界中实现全球和平。这也是一个与各国政府有关的故事，各国政府寻求人文交流来创造共同利益，同时在国际事务、国际安全和经济福祉等领域相互竞争，谋求优势。这是一个有关这些内在驱动力如何互相巩固、互相促进，并且偶尔产生矛盾的故事。但是这次合作却也使理想主义蒙羞，同时，由于国家利益、国际冲突以及公众对合作目标和方法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是刻意为之），理想主义受到了严酷的打击。
与其他生动的故事一样，这次合作主题丰富，次要情节也同样精彩。其中一个主题是“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之间的竞争。这样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开放或完全封闭的。〔1〕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科研合作，最流行的观点之一是在科学、技术和军事的竞争中封闭的社会将取得胜利。但这是事实吗？苏联真的利用其科学项目的合作让美国一败涂地吗？美国真的为苏联这个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来窃取自己的机密，同时又让苏联能够隐藏自己的秘密机构而不被美国发现吗？难道美国真的为了全球和谐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景，或是为了作为交换，只是为了让苏联在其他领域承担责任，而将美国最宝贵的技术财富和盘托出？这本书中将会提供直接、第一手的证据，让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以上疑问也将迎刃而解。
另一个主题则是“科学无国界”的概念，当论及科学家的工作以及他们在国际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经常能从科学家们自己口中听到这句话。但这句话真的对吗？是否因为现代科学就实验和证明的方法以及标准达成了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确实是一种通用语言），但从更大的意义上，科学家便有权认为自己可以不受凡俗规约的限制？或者只有科学没有了边界，没有了国界与系统性的障碍时，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从而实现完美与顺畅自由的交流而不受任何限制？尽管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美苏两国科研合作的历史表明了科学家们对自由且透明交流的热切投入，但它也表明，使科学家产生分歧的政治、文化因素，甚至可能是语言的差异经常以新颖的洞见和方法充实科学的内在。
这也是一个关于国际科研合作的伟大实践的故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开展由政府驱动的双边科研合作，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史无前例。这意味着两个主要国家之间有目的的双边科研合作的理念首次被奉为公共政策，并得到了大规模的实施。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为追求科学真理展开了合作，他们经常四处旅行，在彼此的实验室里工作，毫无拘束，并在科学会议上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成绩。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友。然而，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双边科学合作项目，由政府作为外交政策事项而创建。在这个重要意义上，它是所有现代双边科研合作的开端。这种新的科研合作形式从一开始就是人为的，尽管这实际上是两个互为对手的超级大国间科学家们能够合作的唯一方式。即使是从数量上看，这次合作所涉及的科学家的数量、巨大的规模、投入的资源，所处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在这些努力上两国的政治参与度，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并且不太可能再现。
这是涉及多方面的多次尝试，每一个尝试都与时代背景相对应。关于这些尝试，我们还不知道其最终结果，甚至也不清楚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结果。但是自冷战白热化时期以来，已经过去了60年，而此次尝试正是发起于这个时期。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可以回溯过去，看看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历史上关于美苏两国科研合作的优秀学术研究有很多〔2〕，而我写此书的目标则有些许不同。我是为了讲述这段历史，讲述其中的超凡成就，而这段历史，我主要是从62位曾经向我讲述过的人那里听来的。他们是来自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他们负责科研合作项目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间的设计和运作；同时也兼任外交官，为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而努力。〔3〕有时我会在这段历史中插叙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来自我自己40年的经历，这40年间，我曾担任过该项目在政府部门与非营利领域中的管理人和领导者。我非常幸运，能够采访那些见证了整整60年的美苏科研合作的当事人。追溯到最早期，科学家们在1959年就在苏联进行长期互访交流。这样来看，它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录。正是这些故事中的故事使得这本由亲历者口述的历史性书籍无可替代、独一无二，同时也使得研究与撰写这本书的过程充满了乐趣。
这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但它不是一本纯粹的科学书。这本书讲的是国际关系，但不会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尽管书中也严厉批评了其中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它是一部独特而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历史书，但它不是一部古典科学史。这本书包含了方方面面的科学研究，我希望这些领域内的专家能够对这本书产生兴趣。不过，这本书也是为普通读者而写，他们对引人入胜且取材自真实事件的故事而深感兴趣。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取材于这些领域杰出人士的个人记忆与述评，他们自己的经历也会对讲述这段历史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作用。虽然书中有一些关于技术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有必要撰写这部分内容，以便阐明某些成果的重要性，特别是一些科学上的发现）一般读者可能会略读这部分内容，不过仍然可以认识到讨论这些技术问题的重要性。〔4〕
本书的第一部分，即从第1章到第4章，追溯了“二战”后美苏两国间科研合作的历史。这部分内容的前面有一个时间轴，以供读者参考。我并没有对这些事件进行枯燥的叙述，而是力图概述这些项目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思想和目标，并且有幸记录了许多真实人物的个人回忆。
书的第二部分，即第5章到第11章。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见证者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如何参与到这次科研合作中的，理由为何？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取得了哪些成就？苏联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美国从中学到了什么？在第三部分中，我试图回答以上这些问题，并说说我对这次合作中吸取到的经验教训的看法。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个故事。
格尔森·S.谢尔
2018年5月21日著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1〕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它们不仅是制度的“理想类型”，而且是社会组织所依据的思想和文化的“理想类型”。
〔2〕就国家科学体系的研究而言，俄罗斯和苏联科学肯定是世界上被广泛研究的国家之一。在本文中，我只引用了一些人最新的研究成果：Balzer and Sternheimer 1989；Graham 2016；Graham 2013；Graham and Dezhina 2008；Schweitzer 2013；and Soyfer 2002.
〔3〕在有关苏联的采访中，我去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但我没有去俄罗斯，尽管这样做无疑可以促进我的调查研究。在将近三周的时间里，我与那些在苏联前后时期与美国同事积极合作的科学家会面，也会见了苏联解体后与我共事过的前政府官员。然而，早些时候，在给俄罗斯的朋友（是一些我熟识的人，我与他们共事也有许多年了）写信时，我感觉到一些苦恼。他们要么一反常态，没有回应，要么就是出人意料，比如一位受采访者一开始同意了可以至少做一次视频采访，却在采访后告诉朋友说我的提问可能太过敏感。这让我和我的朋友都感到很奇怪，因为问题本身十分中立，没有倾向性，例如：“你是如何参与美国的双边科研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合作情况如何？”“根据你最初的期望，你会如何看待这段合作经历？”“你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什么？”随后，我给那位受访者写了一封安抚信，并试图安排一次讨论。但他再也没有回信。为了有所补偿，我采访了几位生活在美国的俄罗斯科学家；此外，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科学家的经历在某些程度上也帮助填补了一些研究空白。虽然我很遗憾，在著书过程中没能去俄罗斯一趟。在62名受访者中，有37名科学家、14名政府官员、6名非营利组织管理者、3名商人和2名学者。其中35人来自美国、27人来自苏联（其中包括11名乌克兰人，10名格鲁吉亚人，6名俄罗斯人）他们居住在俄罗斯或是美国（后者是移民，他们曾在俄罗斯工作过很长时间）。
〔4〕关于词语用法的一些简要说明：我用“苏联”这个词，简称“FSU”，既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指1991年后从这个帝国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我有时会同时使用“Russian”（或是“Ukrainian”）和“Soviet”这两个词，看起来好像是可以互换的，在一开始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困惑；实际上，我故意用这些词，不是用来指代地理意义，而是指历史背景。例如，当谈到科学中保密的作用时，我会用“Soviet”这个词；另外，当谈到俄罗斯在科学方面的传统时，我会用“Russian”。这个传统早于苏联时期，它根源于俄罗斯帝国。在音译俄语名字和其他单词时，我默认使用标准的科学音译系统。比如在该系统中，名称“Ивановский”译为“Ivanovskiy”，以“skiy”结尾。对于那些已经在英语中普遍使用的姓氏，比如“Достоевский”，我使用的是标准的英语用法——即“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做修改。提到美利坚合众国时，我会用缩写“US”作为形容词来修饰政府和个人，如“US scientists”（美国科学家），其中可能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科学家，虽然有时我也使用“American”，用来指美利坚合众国，不是指代整个西半球；论及美国政府实体时，除非直接引用，我一般会明确指出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