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制裁与改革
在接下来的近20年中，缓和年代的科技合作协议是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工具。此外，因具有正式、政府间性质，它们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状况的晴雨表。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问题存在于协议中，并不断发酵。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所受的不公待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犹太科学家寻求移民到以色列或其他国家，他们被称为所谓的“被拒绝移民者”（refuseniks）；从1979年起，苏联在国外实施了一系列“大”行为，其中包括对阿富汗发起战争、对波兰实施戒严令和击落大韩航空007号航班[6]等。
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前，美苏双边合作最艰难的时期是从1979年年末至1984年。这一时期则源于科学界的私人倡议和美国政府的行动。
众所周知，将人权列为美国外交政策支柱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据我所知，1978年苏联判决异议人士阿纳托利·夏兰斯基（Anatoly Shcharansky）入狱，美国政府推迟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的高层双边会议以示抗议〔41〕，这也是美国首次在科学合作方面惩罚苏联违反“人权”的行径。这些抗议也只是暂时性的。凯瑟琳·艾尔斯和小亚瑟·帕迪写道：
1978年7月，苏联宣布将开展对夏兰斯基的审判，与美苏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于莫斯科举行的年度会议同一周时间进行。这名苏联异议人士遭受了不公待遇，还有一名美国公民在莫斯科被逮捕，为表达关切，卡特总统无限期推迟了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并暂停了大多数高层官员对苏联的访问。之后，随着美苏关系的改善，这一停滞期悄然结束，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也被重新提上日程〔42〕。
工作层面，在联合委员会的支持下，合作活动从未真正受到这些事件的干扰。然而，一年后又发生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基层。1978年12月，科技协定下的美苏物理专题研究工作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计划展开一项联合工作方案。该小组的联合主席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的戴维·派因斯（David Pines）（同时也是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和时任苏联科学院空间研究所所长的罗尔德·Z.萨格迪夫（Roald Z.Sagdeev〔43〕）。那是记忆中莫斯科最冷的12月，气温达到-40℃，是摄氏和华氏温度的交汇点（-40℃=-40℉）。在美国大使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清晨升旗时冻掉了耳朵〔44〕。两国之间的会议氛围就如同室外的气温一般寒冷刺骨。不过，讨论气氛总体是友好亲切的，而且工作组成功地商定了一项宏大且振奋的计划，计划内容是让两国和世界上一些主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参加联席会议。
在这些科学家中，其中一位是理论与实验物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Physics）的高级科学家列夫·鲍里索维奇·奥昆（Lev B.Okun），他是该研究所理论物理部的部长。作为一名粒子物理学家，奥昆是首位提出“强子”（hadron）概念的人。他是该领域公认的权威，性格刚强，有时直言不讳，与他的威望相称。他还是一个犹太人，但不是被拒绝的移民者。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被允许离开过苏联。但是，经过美苏物理学工作组的领导人同意，1979年7月，他本将成为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物理中心举行的联合工作组会议的苏方与会代表之一。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研讨会日期临近，苏联科学院公布了苏联与会代表的名单，一位关键人物却不在名单上——列夫·鲍里索维奇·奥昆。他会在我们后面的故事中再次出现〔45〕。美国国家科学院负责管理物理学工作组，而我则在该工作组中担任协调员，他们向苏联科学院发送了问询电报，但毫无结果。在与美国工作组成员协商后，派因斯在最后时刻气愤难当，建议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菲利普·韩德勒（Philip Handler）取消研讨会。韩德勒曾领导美国国家科学院强烈抗议苏联对萨哈罗夫的非人道对待。韩德勒同意了该提议，研讨会被取消了，美国国家科学院也解散了物理学工作组。
至此，一项联合活动就此结束，这项活动本来有可能成为政府间科技协议中最有科学价值、最令人兴奋和最负盛名的合作。这一切完全展示了美国科学界的主动和坚持，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我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些朋友只是对我说了声“好样的”，这就是官方对此事的介入程度。
政治形势日益恶化，仅仅7个月后，美国政府就实施了新的制裁，而这次制裁是由苏联于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所引发。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向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军在一个月内撤出阿富汗，否则美国将不参赛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虽然卡特总统是否有权这么做尚不清楚，但抵制活动得到了美国奥委会的支持，还有许多（但并非是全部）国家也加入到抵制活动中来。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战争后的制裁也没有导致科学合作活动停止。相反，像以前一样，这些制裁包括禁止开展所有高层访问和计划会议等，却没有禁止基层的科学合作活动。艾尔斯和帕迪指出：“卡特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推迟了美苏科技双边协议支持下举行的高级别会议。随后，根据这项科技协议开展的所有联合活动都由国务院逐项审查。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原来的状态，因为所有活动都是逐项例行审查的〔46〕。”
双边科技协议下的项目仍在继续，这些项目由我负责，负责机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47〕。科学院间交流等著名的非政府间项目也继续进行。事实上，国会为这些由国家科学基金会管理的合作项目的大额拨款（超过300万美元）也在持续进行，这些拨款项目于当年晚些时候续期。尽管如此，对阿富汗事件的制裁还是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政府资助的项目而言，即使是科学合作也不属于受保护的范畴，尽管科学界的许多人则认为，科学合作不应有国界之分。
因此，美国对于苏联审判夏兰斯基、“迫害”萨哈罗夫以及出兵阿富汗等行径的抗议，虽然引起了公众的骚动，也使得美方采取了一些象征性行动，诸如临时禁止高层会晤和访问等，但在我所处的世界一隅，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我不禁想知道，怎样做才能引发严肃重大的制裁，正如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所说的一样，使政府间计划成为“制约因素”。〔48〕
最终，里根政府实施了具有约束力的制裁，不过也并不始终如一。1981年12月，苏联在波兰实施戒严令，以镇压由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该运动逐渐受到以红衣主教嘉禄·若瑟·沃伊蒂瓦（Karol Wojtiła）为代表的天主教会的支持，嘉禄也就是后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因此，里根政府决定取消原定于1982年续签的所有正式政府间科技协议（或许还有其他协议）。其中包括科技、能源和太空方面的协议。
然而，有趣的是，有两项在1982年续签的协议自动续期了，分别是医学与公共卫生协议以及环境保护协议。显然，这些协议更受保护，因为它们适用的领域相对而言较为温和，与政治因素关联较小。其他三个协议则显得不是那么幸运，因为种种原因，这三个协议会更为脆弱。
科技协议必定根基不稳，因为美国政府的许多人，包括来自行政部门和国会部门的人员，都认为这项协议对于美国科学来说只亏不赢，并且可能为苏联打开了接近美国敏感技术的后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政府间的空间协议也可以拿去牺牲，因为两国之间大多数宏大的太空合作（例如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独立于这些出于政治目的的高层双边协议。而就能源协议来说，它很可能在里根政府中失宠，因为里根政府原则上反对在资助新研究方面介入过多，特别是在可再生资源方面的研究。能源协议也和上述两个协议境况相似，它不同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能源协议显然与双边关系更为密切，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在1982年续签。此外，1983年，美国决定不再延长运输合作方面的协议，以此回应1983年9月1日苏联在萨哈林岛上空击落大韩航空公司007航班的事件。根据耶鲁·瑞奇蒙德的说法，“到1983年年底，在11项合作协议下的交流人员数量已经下降到1979年的20%左右的水平。”〔49〕
约翰·齐默曼（John Zimmerman）当时是美国国务院苏联事务部的外交事务官员，他对那段时间记忆犹新：
苏联于1981年12月对波兰实施戒严令之后，白宫取消了所有与苏联的双边项目。所以当我刚上任处理与苏联的科学和文化交流事务时，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为这项决定收拾残局，其中包括与苏联商议把能源协议下合作所需的一台设备归还美国。这台设备是用于磁流体动力学合作实验的大型磁铁，作为归还这些设备的回报，苏联索要的是消费类科技产品（如录像机和家用电影摄影机）。虽然这听起来很简单，但这些谈判还是让我和各部门人员忙得焦头烂额。〔50〕
然而，里根政府与苏联科研合作的奇特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983年3月8日，里根公开宣布苏联为“邪恶帝国”。〔51〕但就在几个月后，远在1985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之前，政府官员就在考虑如何恢复两国关系。甚至有证据表明，里根本人也改变了主意。齐默曼说：
1983年9月，苏联击落了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这一事件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事件发生后我们所有苏联事务部的工作人员都在操作中心工作，而且好像一天24小时连轴转没有休息。在1983年年末或1984年年初，我做了一个决定，如果我们要缓和两国关系，可以从科学和技术方面着手，如果我们不能恢复这方面的关系，根据煤矿中的金丝雀[7]逻辑推断，其他更复杂领域的关系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去挽回了。所以，我写了一系列的备忘录向白宫声明，如果白宫有兴趣向苏联发出信号，至少恢复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关系，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苏联事务部门的负责人是托马斯·西蒙斯（Thomas Simons），他与杰克·马特洛克大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助理国务卿马克·帕尔默（Mark Palmer）以及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Richard Burt）一同努力，将我的备忘录推上了行政管理系统的高层。我的一些提议很快就被否决了；然而，那些与科技交流项目有关的提议都反响不错，并且从上面反馈过来的信息是：“给我们更多具体的方案。”
我记得我为所有协议的恢复合作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步骤。这些措施进行得极其低调，但据我所知，第一夫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巴德·麦克法兰（Bud McFarlane）表明希望政府在与苏联关系的恢复进程中至少取得了一些进展，而这些措施似乎对这一进程有所帮助。整个过程以里根总统1984年6月的一次演讲而宣告结束，他宣布恢复美苏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我从他的演讲初稿中摘录的一些文字在编辑过程中保存了下来，但真正令人欣慰的是，若是时机合适，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也可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52〕
的确，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名人和政治最有力地交织在一起，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尽管里根在公开场合言辞强硬，但其实他已经改变了主意。齐默曼继续说：“此刻，总统本人的表态说明双边关系正在开始转变”：
里根就军备控制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的草稿已在美国国务院苏联事务部门间传阅。我记得，托马斯·西蒙斯和马克·帕尔默是最初的起草者。然而，当总统发表演讲时，他添加了一段显然是他亲笔写的短文，讲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和一对苏联夫妇在公交车站偶遇的故事。故事中，两对夫妇正在寻找避雨的地方……这个故事并不精彩，但他要传达的信息却很明确。在他看来，尽管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所差异，但在个人层面上，共同的人性让我们团结在一起。话虽如此，我和我的同事都很震惊总统会对苏联传达这样一种“前瞻性”的看法。当然，我们中没有人有胆量在他的讲话中插入这种性质的观点。〔53〕
1984年1月16日，就在大韩航空公司007号班机事件发生几个月后，里根在白宫东厅发表了这段讲话：
二十多年前，肯尼迪总统表明了一种态度，此表态在今天仍旧影响深远。他说：“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差异，但也更要关注我们的共同利益和解决分歧的途径。”
这些差异指的是政府结构和理念上的不同。共同利益则与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假设在我看来，伊万和阿妮娅可以与吉姆和萨莉在同一个屋檐下躲避暴风雨，他们之间也没有语言障碍，可以相互认识且毫无阻碍。那么他们接下来会讨论各自政府之间的差异吗？或者他们会聊起关于自己孩子的点滴，分享彼此的生活吗？
在他们道别之前，他们可能已经聊过了彼此的愿景和爱好，聊他们对子女的期望，还会聊维持生计的问题。当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也许阿妮娅会对伊万说：“她人还不错，还会声乐教学。”吉姆也会和萨莉聊起伊万欣赏他老板身上的什么品质，讨厌他老板身上的什么缺点。他们甚至可能决定好不久以后在晚上聚一聚吃个晚饭。最重要的是，他们也会证明人类不会发动战争。
人们希望在一个没有恐惧和战争的世界里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除了维持生计之外，他们还想拥有一些美好的事物，来让生活充满意义。他们想学习某项技艺或是从事某项职业，让他们得到满足感与价值感。他们的共同利益跨越了所有的界限。〔54〕
亨利·威廉·布兰德斯（H.W.Brands）曾为里根写过传记，他为齐默曼对里根在苏联问题上立场的看法提供了权威的确证。里根对于苏联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是绝对负面的。布兰德斯写道：“里根没有算计些什么，但他很精明。”换句话说，里根在对苏联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的同时，也已经察觉到变革的时刻即将到来。根据布兰德斯所述：
其他政府会让不同的人来唱白脸和红脸……里根则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在言语上激进，在行动上却温和。他在电视摄像机前猛烈抨击苏联背信弃义的行径，态度也十分严肃认真。但他对苏联采取的实质性措施却非常温和。他只是暂停了俄罗斯航空公司在美国的着陆特权，并推迟了一些美苏双边协议的谈判。但除此之外，一切如常。
这一举措成效十分显著。里根重申了美国在道德高地对苏联的要求，这在政治上对他自己有利，也对美国有利。但里根一直认为，苏联领导人更注重行动而不是言辞。里根为今后的谈判留出了大门。〔55〕
因此，虽然里根对苏联的态度强硬，但他对其所采取的行动却截然不同。显然，里根非常希望把苏联带到谈判桌前，讨论军备控制问题。1985年，他在雷克雅未克峰会（Reykjavik Summit Meeting）[8]上会见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两国关系再次开始解冻。在尚存的双边项目中，两国继续科研合作，发展迅速。国家科学基金会之类的机构中，即使一些特殊项目和相关的专项基金被中断，科学家个人的合作仍然不受影响（通常是通过他们的标准研究基金获得资助）。
到1987年，两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改善，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务院甚至有机会协商发起一项新的政府间基础科学研究协议，以取代1972年的科技协议。作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高级项目负责人，我亲自参加了62次跨部门会议。会议由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持，为在美方取得共识，这些会议必不可少。我还参与了与苏联就达成该协议进行的所有谈判。在最后一刻，由于时任总统的科学顾问威廉·R.格雷厄姆（William R.Graham）持反对意见，协议签署的过程有一些曲折，他试图在签署协议的当天妨碍签署程序。格雷厄姆坚持要再次讨论“基础研究”的定义，而这个问题美苏双方在长达一年的谈判中一直争论不休。所幸这个问题已经正式解决了，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美国政府内部在最后一刻僵持不下，代表团团长理查德·J.史密斯（Richard J.Smith）因此被传唤至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当时是国务院负责海洋和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听取了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工作人员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意见并进行了反驳后，史密斯毅然开始了签署协议的程序。〔56〕几天后，他回忆道，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写信给他说：“事实上，一些机构在他们已经同意（签署协议）之后退出，这就是他们的问题，而非我们的问题。”〔57〕新的基础科学研究协议最终由两国外交部部长签署，我又回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管理美苏科学合作。我不知道这种混乱在国际谈判中发生过多少次，即使我参与过多次与苏联的谈判，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混乱局面。
同样，1987年4月，两国政府同意签署《关于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合作协议》，以此填补太空合作领域的空白。此前，在1972年召开的莫斯科首脑会议上签署的《太空协议》被取消（于1982年被里根政府取消），因此导致这一合作领域产生了空白。正如苏珊·艾森豪威尔（Susan Eisenhower）对美苏太空合作所描述的那样，到此时，两国关系已充分解冻，太空合作已重回谈判桌。〔58〕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当国际关系恶化时，是外交政策使得正式的科学合作项目落地，而这些项目有时也会在不久之后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领头羊。无论如何，它们似乎并没有在苏联的行为中构成“制约因素”，〔59〕而此前亨利·基辛格于1972年在国会上却宣称这些合作项目可以在任何方面制约苏联的行为。当这些合作项目被当成“棍棒”来惩罚不良行为时，却只不过是轻微的警告，不痛不痒。这些合作项目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而重新开展。实际上，是苏联国际行为的改善使这些合作项目得以开展，并非后者的开展迫使前者改善其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改革前景黯淡，即将面临崩溃，这也使得两国合作项目有了重新开展的诱因。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但基辛格主义已经彻底失去了可信度，即使是这样，基辛格主义仍然在决策者、立法者、外交官和其他人的观念里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人们对科学合作通常抱有过高的政治期望，其实际效益却往往达不到期望值，因而二者之间产生了脱节。这种脱节是我在政府内外工作数年中遇到的最大的职业性危害之一。它并不始于基辛格，当然也非以他为终点，但他的从政生涯极为清晰地将这种危害展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