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妇女节（玛乔丽·塞内查尔）

“‘3月8日是妇女节，是法定节日，’我从莫斯科写信给我的母亲。‘这张卡片很漂亮，上面布满了鲜花。我们在此祝您健康幸福，早春快乐！唉，莫斯科又是零下30℃。’

1978—1979年，我在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晶体学研究所工作。我与该研究所的一位科学家已经联系了好几年，因此，当我听说我们两国的科学院有交流项目时，我递交了申请。我的朋友们都吓坏了，当时，美苏冷战升级，阿富汗战争一触即发。但科学家们就像将军们一样能够彼此理解。10月初，我和家人一起飞往了莫斯科。在我们抵达的前一晚，莫斯科下雪了，几个戴着羊毛头巾的女工作人员正在用桦木扫帚清扫机场的跑道。

我们的俄语都不好，来到莫斯科有助于我们的沉浸式语言学习。我们住在一栋公寓大楼的第14层，这栋大楼归科学院所有，没有洗衣机，电梯也很老旧。气温骤降至零下40℃，即使以俄罗斯的标准来看，这个冬天也极为寒冷。工作日，我和女儿们需要在雪地里跋涉，走到宽阔的列宁斯基大道（Leninskiy Prospekt）。5层楼高的研究所位于近侧，而我的女儿们需要去对面的苏联公立学校上学，这所学校在一个大百货商店后面。我们会通过一条地下通道，这条地下通道成了一个热闹的非法买卖场所，退休人员在那里出售电话簿、蘑菇和二手玩具等稀有的东西。在学校附近，俄罗斯奶奶们注意到了我们，她们会训斥所有人。裹着头巾的俄罗斯奶奶不管是在购物、做饭，还是照顾小孩，会对见到的每一个人发号施令：戴上你的帽子！管好你的孩子！

在研究所，每天都有警卫盯着我前往我的办公室，但几个月后，警卫挥手示意让我进去。我绝对不会迷路，因为走廊两侧的门都总是关着。我是不能接触的政治犯吗？

所幸，我所在的办公室氛围很友好，办公室除了我之外还有3位晶体学家：瓦伦蒂娜、玛丽娜（Marina）以及与我合作的那位教授。我会帮助他们学习英语，他们会帮助我学习俄语，我们也会一起喝茶休息。同事们会顺路过来，有些是来聊天的，有些是为了理发（玛丽娜私下兼职做理发师）。科学家们能够相互理解。我的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我还试着和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合作。他在西方很受尊敬，我在申请时把他写为了我的联系人。但我始终无法理解他。我约他在研究所见面，他总是迟到，而且从不解释，更不会道歉。我很快就猜到，他只是在利用我为他写论文，并不想跟我合作。因为身处他国，对此我选择保持沉默，直到二月的一个下午，他又迟到了两个星期才出现在研究所。突然，俄罗斯奶奶的精神充斥了我的大脑。‘你怎么这样！’我用俄语喊道。‘滚出去，别再回来了！’‘吃几颗镇定药，’瓦伦蒂娜低声对我说。她是在哪儿找到的镇定药？但她肯定既为我感到骄傲又在替我担心。第二天早上，走廊的门都打开了，人们兴高采烈地跟我打招呼，‘嗨！最近怎么样？’他们不再拒绝接触我。

国际妇女节因妇女选举权、妇女的劳动和俄国革命，于1918年成为俄罗斯的全国性节日，直到今天，3月7日那天，我跟研究所科学家、实验室技术人员、图书管理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保管人员等女性一起参加了一场宴会。我还留着那枚巨大的铜质勋章，尽管这枚勋章是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雕刻的，很不专业，但很有纪念价值。这枚勋章一面刻着‘8 мaрra’（3月8日），另一面刻着实验室的首字母缩写和年份。一条粉红色的丝带穿过勋章顶部的穿孔，现在这条丝带已经褪色了。也许参加宴会的所有女性都获得了勋章，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把那个教授赶出了研究所，所以我才获得了这枚勋章。”〔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