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赢了？
平等、互惠、互利
1958年，美苏双方签订了最早的总括性交流协议，其主要指导原则是平等、互惠、互利，这三个原则一直沿用至1991年。平等原则简单易懂，指的是：在交流协议中，两国具有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待遇，双方交流人员具有相同的身份，在活动中享有平等的待遇并受到同样的尊重。
在实践中，项目的最终实施可能主要得益于互惠原则。为科学家和学者签发特别签证是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根据1958年的《莱西-扎鲁宾协定》，交流访问学者能获得特别签证，签证上会说明活动主办方，访问者可以居住和旅行的地点以及访问者承担的经济义务。这一体制虽然过于正式、烦琐，但为交流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三年后，美国将该体制应用到与其他国家的科学交流中，增加了交流访问学者签证（“J-1”Exchange visitor visa），交流活动主办方需向美国国务院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提交签证申请并获得审批，以作为相应美国领事馆签发签证的依据。虽然我不确定这一特殊签证类型是否起源于美苏交流项目，但瑞奇蒙德证实，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重要的科学交流协议。
另一项创新是，双方负有相同的财政支持义务。费用原则上由双方共同承担。通常情况下，美苏双方各自承担本国内产生的费用以及前往另一方的差旅费（“接收方支付费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双方各自承担本方参与人员的所有费用（“派出方支付费用”）。当然，因为两国货币无法自由兑换，也无法比较，因此，不能确定双方的资金支持是否相等。但实际上，是否相等并不重要。双方都承担了需要承担的费用。因为苏联卢布无法自由兑换成美元，其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成本均摊，所以，美苏双方在关系缓和时期，通常会采用上述方式承担交流费用。
迄今为止，互利原则最难实现，也最易引起争议。
美苏两国有着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和政治环境，因此，互利的实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项挑战。事实上，双方重视签署正式的外交协议，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可以证明自己从合作中获得了相应的回报。许多美国人简单地认为，苏联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高于美国。美苏关系处于低谷时，美国国内容易因互利问题引发政治纠纷。然而，利益的衡量其实十分复杂，使用的衡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衡量结果。
简短地偏离一下正题。琼·费曼〔3〕虽然没有与苏联科学家进行过重大的合作，但她也对我说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俄罗斯科学尤其是空间科学，充满优越感。在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基普·索恩家中接受采访时，她看着她的丈夫亚历山大·鲁兹迈金说：“我想说，1991年或1992年以及在此之前，美国人对俄罗斯科学家有着巨大的偏见，而对俄罗斯空间科学家的偏见尤其严重。因此，我的一些同事看到我跟亚历山大在一起时，他们会说，我不能嫁给一个俄罗斯人，我应该跟他分手，俄罗斯人都是骗子。但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的丈夫，也不了解我。在他们的看来，俄罗斯人都是骗子。”〔4〕
很明显，关于互利，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国会的决策和观察人员普遍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苏联是赢家，因为他们的科技“落后于”我们。在人文学科的交流上，我们是主要受益者，因为正常情况下，苏联的历史和政治记录通常没有对外公开，而我们则没有对此进行保密。更糟糕的是，人们发现，军方是苏联最先进科技研究的支持人和受益者。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部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在《苏联军事力量》（Soviet Military Power）上发表一系列浮夸的公共报告，说明苏联如何通过科学合作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复制或窃取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5〕
毫无疑问，此类案例肯定真实存在。但苏联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研读公开的美国科学文献，特别是一般领域的大学基础研究，这些研究或许得到了国防部的资助；科学会议上的非正式对话；或间谍活动。反之亦然，美国肯定也有类似行为。否则我们怎么能第一时间知道这些案例呢？众所周知，美国科学家从苏联交流回国后，情报部门会试图从他们身上获取情报。虽然有些人会像基普·索恩一样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情报部门的要求〔6〕，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政府有权通过这一重要的信息来源收集情报。
如果关于互利的问题是，就知识的进步而言，哪一方取得了更多的成果，那么答案就更加微妙，取决于所讨论的特定科学领域。1977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凯森专家小组（Kaysen Panel）做出如下结论：在理论物理和数学方面，〔7〕苏联的研究水平不低于美国，甚至高于美国，因此，美国受益更多。而在其他依赖先进实验仪器的领域，由于苏联科学设备落后，苏联受益更多。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对苏联遗传学和相关学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美苏双方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在地球和大气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等“实地”科学领域，两国的研究人员都能通过交流接触到独特的地理环境，因此，美苏双方各有所得，而且，事实上，这些合作的大部分考察地点位于苏联境内。
此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具有共同的语言与研究方法，但苏联的科学研究与美国甚至所有发达工业国家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正如洛伦·格雷厄姆所言，从元层面来看，哲学世界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苏联科学与哲学》〔8〕一书中，格雷厄姆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即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早期苏联科学中，关于现实本质的全新观点导致了迄今为止未被主流科学方法所承认的全新而富有成果的科学范式，其可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本身，强调的是突然性的变化而不是逐渐的进化。例如，苏联早期的生物化学家亚历山大·奥帕林（Alexander Oparin）提出了与渐进式进化相反的观点，他认为，闪电等活动会突然向海洋中充满化学物质的原始汤[1]注入能量，而地球上的生命就是起源于这些剧烈的变化。奥帕林的观点成了主要的生命起源论之一。格雷厄姆认为，奥帕林的观点至少有一部分源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质变而不是量变，偶然的巨变会扰乱缓慢的进化过程。〔9〕
我们在第10章中讨论过，苏联科学家之所以总能提出与西方同行不同的独特见解，还有着其他更为实际的原因。其中包括：俄罗斯具有基于德国模式的强大科学学派传统；俄罗斯有着独特的科学教育传统，他们从小就注重数学和理论物理教育；最后，俄罗斯缺少先进的现代科学仪器和计算机，因此，他们非常重视理论数学和计算数学。许多博学的科学家参观一个相对不错的苏联科学实验室时，都会称赞苏联科学家的独创力。苏联科学家能够利用自己制造的设备，加上已有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
在数学和理论物理学以外的领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苏联科学达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标准。因此，有人会说，总体上，科学合作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但是，这样笼统的说法忽视了来自苏联的独特方法、成就以及杰出的机构和个体科学家，尤其是在地球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植物学、动物学、环境科学等实地科学领域，这些才是吸引美国科学家的真正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逐一通过案例分析才能梳理得出此类结论。
换个角度，从科学的整体体系来看，利益的平衡又不一样了。这是因为，苏联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美国则相对非常开放。1957年10月，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声响遍了全世界，这给西方敲响了警钟——他们忽视了苏联的科学技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即使有“铁幕”的隔绝，苏联科学家也可以通过公开出版的科学文献来了解美国和世界的科学发展，但这也有一定难度，因为苏联“安全机构”严格管控着外国的科学期刊。然而，西方科学家只有通过接触苏联（和东欧）的科研人员，才能了解苏联（和东欧）的科学发展，实际上，他们更倾向于前往苏联并待上一段时间。他们的发现常常让他们感到惊讶，因此，他们与苏联科学家形成了长久的科学合作关系，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西方国家也通过出口管制和其他手段阻止敏感“技术”流入苏联，但与苏联为了保密和安全做出的一切相比，不值一提。这很正常，因为美国属于“开放”社会，而苏联属于“封闭”社会，两国的社会模式截然相反。
这是对西方有利还是对苏联有利呢？不仅公众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国情报界内部也有着严重的分歧。〔10〕两国的情报机构应该都从双方参与交流的人员那里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无疑也会获得许多毫无价值的信息。我猜测，苏联获得的无用信息更多，因为很多信息苏联都可以通过公开的科学文献获取，只是因为苏联对外国科学期刊进行了保密，导致苏联科学家不知道这些信息而已。
美国政府内部对此分歧严重，一部分人认为要全力保护“我们的秘密”，另一部分人提倡可以通过科学合作获取“苏联的秘密”，至少在1991年之前都是如此，特别是冷战时期，矛盾尤为激烈。我所在的机构要求我们不要参与这些讨论，作为一个民用科学部门的经理，我印象极深的是，反对科学合作的“黑暗势力”在联邦调查局、一些军事研究部门以及商务部和国务院负责出口和军需品管制的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总的来说，情报收集机构、国务院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以及各种民用任务机构则支持科学合作。起初，我难以置信，情报收集机构竟然会支持自由的科学合作，虽然各方有着不同的目的，但我认为，整个国家从中受益。
回到冷战时期，可以说，公众的普遍看法是，在文化和学术交流中，美国受益更多，在科学技术交流中，苏联受益更多。理由是，通过交流，美国学者和艺术家可以“帮助”打开苏联“封闭”的体系，而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则可以借此通过仿造、逆向工程和公然抄袭来“追赶”西方科技。尽管这一概括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在细节的准确性上仍存在缺陷，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197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凯森专家小组的报告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凯森报告指出，交流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利益对实际帮助不是很明显。洛伦·格雷厄姆是该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1978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对该报告进行了总结和评论，他认为，事实上，这些好处非常明显：“对美国科学界来说，两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确实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好处。举个例子，20年前，如果莫斯科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一名数学研究员被捕，美国可能会在6个月或者一年后知道消息，也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但现在，我们可以在几天内就了解到情况，而且很可能就有美国科学家认识这个人。”〔11〕
在公共领域，利益平衡是一个政治难题。对于谁是科学合作的最大受益方，国会议员并没有细致入微的认识，他们代表的普通民众更是如此。美国人民普遍认为，苏联人是狡猾且不诚实的赢家，而我们则是天真无知的输家。但讽刺之处在于，如果一位苏联或俄罗斯的历史学家打算写一部美苏科学合作史，她描写的情况肯定与之相反。毕竟每个国家都有着骄傲和偏执。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谁赢了？杰出的历史学家耶鲁·瑞奇蒙德研究了美国文化交流项目史，他给出了一个保守的答案：尽管在科技合作中苏联受益更多，但美国在文化和学术交流中的获利弥补了这一点，而且其也提高了苏联人民对美国生活和价值观的认识。好几年来，我一直和他持有相同的观点。然而，我最终得出了一个有些不同的结论：虽然科学技术合作中美国的损失没有被消除，也没有被逆转，但其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我有一个大胆的总体观点：当一个“开放社会”与一个“封闭”社会进行交流时，开放社会会成为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