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普·索恩：引力波探测
我们从第5章中了解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基普·索恩（Kip Thorne）如何深受俄罗斯天体物理学和引力物理学家工作吸引，他在此后几十年间与这些物理学家保持着积极的合作关系。在此之前，他还遇到了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的引力实验家弗拉基米尔·布拉金斯基（Vladimir Braginsky）：“1968年，泽尔多维奇（Zel'dovich）把我介绍给了弗拉基米尔·布拉金斯基。与其他人不同，布拉金斯基是一位实验家。他非常出色，是引力波探测领域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一位是乔·韦伯（Joe Weber）。布拉金斯基使用的设备落后，但他的研究成果惊人，令人敬佩。”〔113〕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杰出的实验家极为难寻。西方人普遍认为，苏联科学实验室的设备和仪器相对原始，其科学在理论领域表现出色，但在实验领域则并非如此。〔114〕但布拉金斯基是个特例。
尽管设备落后，但他不输任何西方实验家。我可以和他讨论测试相对论的实验以及引力波实验，并从他身上受益良多，因此他不仅成了我的密友，也是我的主要合作者。我是个理论家，做过一些实验设计，但从未做过实验。到70年代中期，我收到的邀请大部分来自布拉金斯基。我有一半的时候与他合作，一半的时候与莫斯科的其他人合作。正是在与其本人、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雷纳·韦斯（Rai Weiss）进行多次讨论中，我确信了引力波探测会取得成功。〔115〕
事实上，基于这一信心，索恩和几位美国同事成了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这一项目风险极高、耗资巨大，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曾几次尝试去争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88年，LIGO团队才获得了第一笔资助资金。“它根本就不该创立，”2016年，时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引力物理（NSF Gravitational Physics）项目经理的理查德·艾萨克森（Richard Isaacson）对《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名作家说道，“他们就是几个东奔西跑的疯子，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谈论着推动真空技术、激光技术、材料技术、隔震技术和反馈系统，这不仅超出了目前的科技水平，还使用了尚未发明的材料。”〔116〕
在2015年10月6日的谈话中，索恩继续说道：“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引力波探测会在未来两三年内取得成功。我们现在正在用先进的探测器进行第一次引力波搜寻，这些探测器具有足够的灵敏度，我们对引力波的存在充满信心。”〔117〕
我有点半开玩笑地问他：“所以你不用等两个黑洞相撞了？”
“关于这个，”他回答说，“我们第一次探测到引力波，可能会是因为两个相距地球几亿光年的黑洞相撞。布拉金斯基在1975年说服了我，当然也有其他人（主要是韦斯），让我相信这会成功。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了一个引力波探测研究团队，之后，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雷纳·韦斯、加州理工学院的罗纳德·德雷弗（Ron Drever）共同创建了LIGO项目。布拉金斯基成为这个项目的主要顾问。”〔118〕
事实上，2015年9月14日，也就是采访的三周前，他们团队已经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然而，直到2016年2月才公开宣布，允许查看详情。显然，在2015年10月，索恩不可能向我透露，他所预言的“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将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并且可能是物理学百年来最重要的发现。
按照索恩的说法，把布拉金斯基带出国进行访问，包括前往加利福尼亚，并不容易。
他不是犹太人，有着身为党员的优势。例如，1971年，我们带他去了哥本哈根的广义相对论和万有引力会议（General 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 Conference），在那里，这个领域的国际组织，即国际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eneral 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正式创立。我们创建这个学会是为了促进东欧集团[14]的国家，一些组织或者个人加入学术交流。
会议上，还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这些事情，布拉金斯基和我都当选为其初始成员。当时，大家谈到了一件事，三年前苏联没有及时向一些以色列科学家发放签证，致使他们无法前往第比利斯（Tbilisi）参加会议，一时群情激愤。人们就此事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其中以得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xas）艾弗·罗宾逊（Ivor Robinson）的演讲最令人难忘，整个苏联代表团和大部分东欧集团代表都起身离去。我们在一个巨大的礼堂里，大概有500人在场，所以东欧集团剩下的人也全部选择离场。几分钟后，我走了出去，与好友布拉金斯基谈了谈，说服他回来做一个和解性的演讲。
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返回莫斯科后，至少两名俄罗斯著名与会者谴责了他，他也一度被列入旅行黑名单。这就是布拉金斯基，他有勇气这么做，且愿意这么做。他的身份使他幸免于难，但他暂时失去了旅行的权力。此时为1971年。在此之后，他确实成功出来了，他偶尔会被拒绝签发出境签证。他有一个在政治局工作的密友，这个密友可以查看他的记录。所以当他被拒签时，他会告诉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会查看他的档案，然后告诉他：“当局只是想让你知道谁是老大，不要担心，下次你就能出去了。”〔119〕
1991年，苏联科学陷入混乱，布拉金斯基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实验室受到了重击。索恩担心布拉金斯基的实验室会分崩离析，他的团队会解散，探测引力波的历史性尝试也会面临危机。在1991年年末，理查德·艾萨克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际项目部找到了我。他说，他的一位首席研究员有一个俄罗斯同事，这个俄罗斯同事参与了一个重大项目，但即将身处困境。我问他这位首席研究员是谁，他说是基普·索恩。我变得很感兴趣，因为大约15年前，我在管理美苏科学技术协定下的物理工作组时，遇到过索恩。1991年，一项新的美苏基础科学研究协定付诸实施，我只有大约13.5万美元（少得惊人）的预算来资助研究项目，相比之下，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之前美苏科学技术协定上的预算超过了300万美元。我向艾萨克森解释了这一点，他说，即使我给索恩的拨款只有5000美元，也是极大的帮助。所以，我这样做了。
2014年11月，看完由索恩担任科学顾问的电影《星际穿越》后，我决定写信给他，告诉他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你肯定不记得我了，”我在邮件中说。还没有二十分钟，他就回复说：“我很清楚记得你，因为你的帮助，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弗拉基米尔·布拉金斯基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团队才能渡过难关。〔120〕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可能就在那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重新联系索恩和其他人，为这本书采访他们。”2015年10月，我在帕萨迪纳（Pasadena）他家中与他见面，开始了我的第一次采访，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时是怎么回事？”索恩告诉我：
苏联解体时，布拉金斯基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在LIGO技术开发特定领域，他们首屈一指。他正在开发悬挂系统，通过熔融石英纤维来悬挂镜子，这些镜子会因引力波而摆动。悬挂系统的摩擦力越小越好，这一点至关重要。他成功了，他开发的悬挂技术，其摩擦力比任何其他技术都要小几个数量级。他还深入研究了因突然震动而产生的噪音，对人类来说，这种噪音伤害极大。因此，布拉金斯基不只是我的密友，对LIGO的未来也至关重要。苏联的科学团队正在迅速瓦解，而我们要维系他的研究团队。
当情况恶化，布拉金斯基的团队面临解散，我们采取的第一步是让加州理工学院为他提供内部资金，维持团队的运转。第二步是你，第三步是索罗斯（Soros），这你也参与了。后来，我们弄清楚了如何“洗钱”，你可以称之为洗钱，但实际上，我们开发了一种机制，让国际科学基金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把研究经费拨给加州理工学院，再转给莫斯科国立大学。但如何在大学之间转移资金呢？我们通过国际科学基金会的新拨款援助计划进行操作，而索罗斯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机制成效显著，对LIGO来说至关重要，没有这个机制，LIGO就不会成功。〔121〕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的5000美元资助帮助发现了引力波？真的吗？”我问索恩。“他们是怎么使用这笔钱的？用于薪酬还是其他？”他告诉我，“这笔钱主要用于支付团队成员的工资，维系团队的运转。在当时，意义极大。他们每月得到200—300美元。我猜，布拉金斯基一个月能拿到300美元。他们可以靠此生活，全身心投入项目研究之中。就这样，整个团队团结一致，直至今天。”〔12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项目历史上，这5000美元的研究补助金产生的作用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