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艰辛的考察/接触运动式的科学（朱莉·布里格姆-格雷特）
“2000年，我们团队从安克雷奇（Anchorage）飞往马加丹（Magadan），然后，我的俄罗斯同事们找了一架货运飞机带我们去佩韦克机场（Pevek）。我不得不以现金的形式带上所有项目资金，事实上，我腰间绑着七万美元，飞到了俄罗斯。我拿出了大约2.3万美元换成卢布，支付到佩韦克的包机费用。因为每家银行每天只能给我们兑换限额的卢布，所以我们一周都在银行间往返。我跟兑换来的卢布拍了合影，照片上，我看起来像个银行劫匪。俄罗斯的同事一直在保护着我的安全。
我在等待来接我们的包机时，意识到可能会出事。机主开了一家空中救急公司，而这架飞机也主要用于此方面的工作。他拿走了我们的设备，还一直推迟我们的行程。如果我说，‘我们启程吧，’他就会回答，‘不，不，不。’事实证明，为了另一桩生意，他想要算计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设备数量。在精心地设计后，他把我们送到了马加丹机场，那里离小镇有50千米。
我们都准备好出发了，他却说：‘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飞机。’我们讥讽地回答：‘哦，对的，没错。’我们的东西在他那里保存了一周半的时间，他现在竟然说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飞机上？
他说：‘我需要往返两次。’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我们付款之后他送我们到佩韦克，一个月后再来佩韦克接我们回去，确实是往返两次。
反正，他将我们所有的人以及一半的设备送到了佩韦克，然后他说，‘好了，我明天会将剩下的东西运过来。’实际上，他用了五天时间才回来。他带着另一半的东西回来后，坐到了停机坪上。2000年时，周围的燃料供应不足，而他经营的公司就是为其他飞机提供应急燃料。
所以他说道：‘如果你们想要另一半的设备，就把你们的飞机燃料给我。’大体上就是，我们购买了往返佩韦克与埃利格格特根湖的直升机燃料，他想要将其据为己有……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用四种不同的语言与他大声对骂。我坐在机场经理的办公室里，试图说服他：‘朋友，你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们在美国，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们走到佩韦克机场的附近。然后，我拿出卫星电话，打给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西蒙·史蒂文森（Simon Stevenson）。德国的马丁·梅勒斯是我的搭档，他也在我旁边给德国相关机构打电话。我还记得西蒙说的话：‘这会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的。’他为我们联系了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然后，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肖恩·惠勒（Shawn Wheeler）联系了我，在我们进行实地考察期间，他为我们找到了另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并谈好了合同。
我记得，通过卫星电话，肖恩最后对我说：‘别担心，我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他说，‘你们准备从佩韦克返回马加丹时，就给这家公司打个电话。他们会来接你们的。’我对他说，‘等一下，驾驶员来接我们时，我是不是需要给他一个项目号或者发票号，让他确定我们的身份？’他回答，‘别担心，他们知道你们。’
考察结束后，我们从埃利格格特根湖返回佩韦克，却在直升机上遇到了其他的意外。直升机第一次接走了一半的人。但返回埃利格格特根湖时，直升机上坐了几个其他的人，那几个人一路上都在喝伏特加，导致直升机没有按时抵达埃利格格特根湖。到达埃利格格特根湖后，那几个人在湖边为了一个女人打了起来，我们上了直升机，迅速离开，摆脱了那些家伙。我们离开后，其中一个人用枪射击了我们的气象站，刚好打中了数据记录器，所有的测量都无法再继续进行。而我们为了测量那里的气象，投入了3万—4万美元的设备，这次考察简直糟糕透顶。
所以，后来，我在前往弗兰格尔岛（Wrangel Island）时，特意带着一箱设备去了一趟埃利格格特根湖，在那里待了一天，修理气象站。自从上次离开后，我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打开了气象站的匣子，果然，那个人不知怎的刚好射穿了开关，我需要将40—50根线重新接到一个全新的数据记录器上。幸运的是，尽管气象站的建造者身在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Fairbanks），但他通过卫星电话指导我操作，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说，‘开始吧。’然后他告诉我如何将线重新连接起来。我以前从来没有维修过气象站。但我竟然把线都接好了，我相信这完全是神的旨意。然后他说，‘好了，现在你等着听咔嗒声。’我们都屏气凝神地坐在那里。咔嗒，咔嗒……气象站一直在运行，直到2009年我把它拆开了。
气象站遭到枪击是2000年。2001年，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位同事为我申请去弗兰格尔岛的许可证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射击事件，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认为我在湖边的气象站不合法，这太疯狂了！甚至，在2003年，我们回去进行更多的实地考察时，当地政府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尽管我们获得了前往气象站的许可，也有所有的相关证明，但当地人还是将我列为非法侵入者。他们不在意莫斯科的决定，认定我就是个闹事者。
但是，这一切都很值得。在2000年的考察之旅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们到马加丹提前支付包机的费用，我记得，过程十分有趣。我们带着钱走进了包机的商店，我告诉俄罗斯的同事帕维尔：‘帕维尔，你知道吗？在阿拉斯加，我们只会先付一半的钱，后面再付另一半的钱。’帕维尔回答，‘你放心，我认识这个人，不会有问题的。’商店很空，货架上什么都没有，像是被人遗弃了，后面有个房间，就如同侦探电影里的一样。我清楚地记得，后面的房间里，有三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他们是公司的老板，角落里还有一个女人。她有一头长发，穿着超短裙、高筒靴，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坐在那里玩着她的头发。我感觉他们像是黑手党。看着他们，我自己像个女童子军。
我们把钱给了他们。其中一个人给我们开收据时，问道，‘我们给你开的是一张俄罗斯卢布的收据，可以吗？’我回答，‘没问题，我支付用的是卢布，所以收据上本来就应该是卢布。’然后他又问道，‘那收据上的金额需不需要写高一点？’什么？他们竟然问我要不要从收据中获取个人回扣？我回答：‘不用，金额如实写就行。’
还有几次，机场的老经理不让我们乘直升机从佩韦克飞到湖边，理由是湖边的天气很糟糕。他说：‘啊，对不起，那里的天气不好，所以直升机不能送你们去那里。’于是，我们每天都去机场。当时，我们和机场里的每个人都成了朋友。有一次，负责飞往气象站的飞行员对我们说，‘不是因为天气，天气完全没问题。’
我说，‘好吧，我们该怎么办？听着，我可以给那个老经理钱。”
然后，我找到老经理并问道：‘我可以给你1000美元，你今天能为我们安排两趟航班吗？’
‘没问题！’老经理说。
我站在楼梯上，把现金递给那个家伙，他把1000美元放进了他的外套里。突然天气变好了，我们坐上了前往湖边的直升机。”〔252〕
听完布里格姆-格雷特的故事，我揶揄道：“我想给你的故事起个名字——‘接触运动式科学’，”她说：“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