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
美国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生物武器及技术向敌对势力扩散，对于科学合作在其中的角色，我们通过西格弗里德·赫克尔和安德普·韦伯，已经有所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诺戈尔斯克（Stepnogorsk）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炭疽工厂”，谈到它的摧毁时，韦伯说：“感觉当然很好。”在“蓝宝石计划”（Project Sapphire）中，有600千克核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转移到了美国，关于这一计划的影响，韦伯补充说：“这相当于减少了50枚原子弹，所以我也觉得很好。”〔161〕
韦伯指出，斯捷普诺戈尔斯克计划（Stepnogorsk project）并不只是摧毁了一座炭疽工厂。
我们与俄罗斯人一起合作，防止病原体外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多么创新、多么重要。在合作中，我们发现伊朗试图从西伯利亚的维克托实验室（Vektor laboratory）和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恩格尔哈特分子生物学研究所（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s Engelhardt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获取病原体、技术和专业科学知识。我感到十分震惊，一些极为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而美国常用的方法却不起作用。我们与研究所的所长、科学家接触，从源头上处理扩散问题。
最后，我们与苏联科学家达成了一项协议：“作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但你们必须切断与伊朗的联系。因为你们联系的那些伊朗人，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谈判进程艰难，但我们从源头着手，和研究所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62〕
赫克尔分别探究了人们主要担心的四大问题：“疏于管理的核武器、未严加看管的原材料、违反制度的工作人员、随意松散的出口。”“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告诉我，“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疏于管理的核武器？根本不存在。未严加看管的原材料？刚开始，他们大概有140万千克的钚和高浓缩铀，有报道称，少量钚和约一千克的铀失窃，但这些年来，基本没有再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你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数据库，你就会知道，丢失的数量不会造成重大问题。任何大型失窃都会引人担忧，但不存在这样的事情。”〔163〕
那违反制度的工作人员呢？只有韦车斯拉夫·丹尼连科（Vyacheslav Danilenko）一人被记录在案，赫克尔和劳拉·霍尔盖特（Laura Holgate）在采访中证实了这件事。丹尼连科是一名科学家，他曾在车里雅宾斯克-70〔164〕工作，涉嫌向伊朗泄露了核武器的设计。赫克尔评价：
是的，丹尼连科，他想必是参与了伊朗人的核试验。目前还不清楚，这造成了什么影响，但确实差点酿成大祸的是，俄罗斯的几个设计师帮助了朝鲜。我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灾难没有发生。〔165〕俄罗斯方又一次解释道：“事情没那么糟糕，但我们确实遇到了危机，我们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一些员工选择了离开。因此，你们前来帮助我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提供了一些工资资助，事实证明，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违反制度的工作人员？正如我前面所言，或许有那么几个人做了一些事情，牵涉到了激光浓缩和伊朗。从爱国的角度，他们本应该忠于职守、坚守岗位。现在来看第四个问题：随意松散的出口？依旧不多。20世纪90年代，一些武器确实出口到了伊朗，但跟今天的出口量比起来，不值一提。所以，这些合作项目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当时，核危机形势严峻。尽管我们只是未雨绸缪，但我们所作所为意义重大。现今，所有核武器都受到了严密的管理。那时，我与俄罗斯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护、管控和核算核材料。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俄罗斯重视这些问题，并做出改变。现在，盗取核材料的后果很严重，没人敢这么做。所以失窃的事情没有再发生。〔166〕
显然，在逻辑上，我们无法证明一个否定句。我们没办法确凿证明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没有为别的国家或者恐怖组织工作。但是也有许多成就显而易见：将600千克高浓缩铀从哈萨克斯坦运到美国、拆除核弹头、加强俄罗斯核实验室的安全、保护核材料。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毋庸置疑的历史性成就。
科学合作在此次历史性尝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防扩散计划仅仅是一次紧急财政援助、一个权宜之计？这个计划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本质上只是一种贿赂，吸引科学家留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根本不是如此。赫克尔认为，科学合作至关重要：
我们一起做的科学研究，比如那400篇论文，在保护核武器、核材料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都相互联系在一起，你不能单独说这个成功了，那个不成功。归根结底，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核问题没有发生，这就是成功。纳恩-卢格计划[19]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实处，成千上万的实验室人员相互沟通，一起工作，辛苦奔波，做到了政府难以做到的事情。〔167〕
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扩散方面，韦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告诉我：
科学家们之间建立的点对点式关系，实现了奇迹。这一合作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实现了公开透明。对于如维克托这样的实验室，我们只想知道一件事：他们不再研究生物武器了吗？而我们知道的唯一途径不是检查、不是武器管控，也不是拜访参观，而是科学家之间的日常交流。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提高透明度、深入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分配资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除此之外，他们还进行了一些很不错的研究。〔168〕
尽管实验室对实验室项目极大促进了合作研究，但我们为了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苏联进行科学合作时，主要是通过官方的防扩散项目。其中，国际科学技术中心（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开始最早、规模最大。格伦·史怀哲（Glenn Schweitzer）是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第一任执行董事，他在一份个人备忘录中总结道：
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在1994年开始运作，当时，我认为，它可能只有十年的预期寿命，我们对其进行了十年的规划。很显然，要给俄罗斯科技机构注入活力需要好几年时间，但俄罗斯政府迟早会厌倦资金受控于其他国家的情况。有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科研界对于与俄罗斯国家安全、经济未来密切相关的发展热情超出了政府官员的掌控。但在十年快结束时，情况越来越不妙，我们需要做出决定，要么改变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运营方式，比如让一个俄罗斯人来担任管理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要么准备迅速解散，转变到一种新的科技合作方式。
但总体来说，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相当成功。我们有不少项目成功推动了科学进步，而且所用成本相对较低。俄罗斯对大量活动的保密必要性进行了重新评估后，出人意料地开放了全国各地的封闭城市。火星任务等计划、生物安保/生物安全、核研究（包括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合作）、飞行器的创新设计与测试，这些都为全球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许多年后的今天，国际科学技术中心提供的设备仍在俄罗斯许多实验室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人通过国际科学技术中心进行了跨洋接触，建立了长久联系。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商业化活动在一开始并不顺利，但在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商业化活动影响了许多重要的俄罗斯科学家，改变了他们的心态，他们开始将新科技运用到现实，认为创新只有在进入市场时才是创新。虽然主导过大多数国际科学技术中心项目的俄罗斯资深科学家可能退休，但许多参与过该中心项目的青年科学家现仍对俄罗斯科研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169〕
赫克尔同意道：“将科学家交流项目与核材料问题的处理分开并不公平，因为它们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很多人两者都有参与。科学家们通过交流建立了友善的关系。”〔170〕但除了友善关系外，还有其他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一，两国科学家在专业上相互尊敬、个体间彼此信任，共同致力于一些复杂领域的高质量科学研究，这些领域在双方科学界都具有特殊地位。其二，合作研究加深了科学家们之间的信任，使得双方科学家以及政府能够有效地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一重大实际问题。
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美俄防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扩散的各种双边项目进行了评估，得出了类似结论，但对其支持下进行的许多合作的实际科学成果，态度更为谨慎。〔171〕评估报告中写道：
“在国家安全方面”，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为俄罗斯提供了财政支持，致力于加强俄罗斯的生物安保与生物安全，这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生物资产被不法分子滥用的风险。除此之外，美国与俄罗斯一起，帮助数千名失业的俄罗斯科学家从国防领域转向民用领域工作，在俄罗斯经济衰退期间为他们提供了工资补贴。合作活动还升级了俄罗斯研究机构的相关基础设施，有些项目还响应了俄罗斯政府近期优先发展适销产品和服务的政策。
然而，关于新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实际科学成果，该报告的结论是，即使是20年后的今天，仍无法下定论：“因合作取得的科学进步仍在发展。但有一些进展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之间建立了新的跨国人际网，而且，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一些俄罗斯人所著或合著的国际期刊论文可部分归功于双边科学合作。”〔172〕
但，劳拉·霍尔盖特提出，防扩散计划并没有完全成功，即使就其基本目标而言也是如此。我与她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在采访中，我让受访者根据他们最初的期望来评价自己的实际经历和成就。霍尔盖特慎重回答道，她的最初期望是防止苏联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家继续在俄罗斯发展这类武器，同时也防止他们向别的国家传播这类武器及技术，但项目取得的成效“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我有些惊讶地问道。她接着解释说，在最初的设想中，这些项目成功与否，取决于俄罗斯经济是否健康，特别是有没有一个“正常的市场”。前提是，在美国资金（实质是一种补贴）的基础上，俄罗斯经济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或获得回升，使得非武器研究成果能够持续独立于外部资金。然而，正如她所指出的，来自别的国家和苏联武器实验室内部的双重威胁从未成真，科学家参与的基础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牢固。至于苏联科学家们本身，她说：“我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从未想到，实际上，苏联的核科学家们将忠诚与爱国放在首位。她接着说：“关于他们是否会被收买、是否会前往其他地方，我们做出的判断完全不正确。”最后，就科学家而言，她的结论是：“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还获得了一些好处。”〔173〕
在霍尔盖特的评价中，俄罗斯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家们不太可能会将研究成果高价出售、或为高薪工作前往其他国家，大多数人的观点并不正确。2002年，俄罗斯科技政策分析家伊琳娜·德芝娜发表了一篇关于“人才流失”现象的学术论文，详细论述了“人才流失”问题荒诞言论的产生。她写道，由于不充分的统计数据和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个话题像野草一样迅速蔓延，其程度甚至可以与电脑病毒相比。”〔174〕
就当前的目的而言，在考虑防扩散科学合作项目的影响时，必须牢记，最初，美国和其他国家在防扩散领域组织庞大、耗资不菲的项目是因为担心苏联人才外流，特别是那些研究、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科学家外流。然而，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想象的大规模人才流失从未发生，事实上，据见证者所言，这根本就不会发生。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没有这些项目，大规模人才流失可能已经发生了，但，正如前面所言，我们无法证明一个否定句。
我们所知道的是，熟悉这些科学家的目击者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这不会发生。正如赫克尔、霍尔盖特以及其他参观过这些设施的人所指出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违反规则的人”，而是“未严加看管的原材料”。武器级的高浓缩铀堆放在工厂地板上，危险的病原体存放在空荡的科研机构里，而这些存储设施上只挂着松动的锁，看守人员也是醉醺醺的保安。美国政府一发现这一问题，立马实施了一些重大项目，着手处理这些真正的危险，而且从所有的报告来看，这些项目都相当成功。正如赫克尔和韦伯所言，科学家们通过一起研究基础科学中的高度专业化问题，建立了友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职业尊重与信任，使得双方能够继续解决那些更难的问题。
然而，关于“人才流失”的错误观点造成了持久影响，这些影响将在日后困扰两国关系。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具有误传性、误导性。而一些范围广泛、耗资极高的科学合作项目创建之初就怀有此种观点，其演变成一种扭曲、居高临下的固有偏见，最重要的是，长期影响了与问题密切相关的人——苏联的科学家们。
项目制定者们将这些防扩散项目的目标描述为“科学家重新定向”，后来这个词不再流行，变成了“科学家合作”。这些项目以人为中心，其框架主要源于单边援助模式，这是1991年后早期紧急资金援助的典型模式。我一直试图理解这一模式，其思维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为这些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学家提供充分的物质激励，通过支付他们薪酬，让他们彻底离开国防工作，转向研究非防御项目，最终，他们会找到方法，利用他们的专业背景长期从事民用事业。
但正如霍尔盖特所指出的，任何这样的期望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研究的科技有一个稳定的市场，此外，科学家还要具备根据市场创新的能力。在早期就可以明显发现，这一前提不管怎样都不会成真，所以，从一开始，这些期望就不合理。
此外，这些项目的运作模式加深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为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工作提供了单方面的援助，但没有为真正的国际合作项目提供任何支持或基础设施。（有真正支持合作工作的“伙伴计划”在此处没有帮助，我在第4章中已经指出过，伙伴计划基本上是以斡旋为主，不涉及项目资金，也没有显著改变项目的总体目标或方法。）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过不了多久，这种想法就会被淘汰。无论援助的规模多大，都不是长久之计，无法让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和平性非国防工作中自给自足，原因有三。首先，就其本质而言，援助具有临时性。只有确认了援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后，政策制定者才会继续提供帮助。随着其紧急程度的下降，新紧急事件的不断涌现，援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其次，如前文所述，创新成果没有国内市场。俄罗斯新富对奢侈品和外国高科技产品更感兴趣，而且，俄罗斯继续严重依赖采掘业，并不热衷于发展知识经济。最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科学家自身的动机。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见，对较少出国的苏联科学家来说，最有力的激励可能是：一条通往世界科学界的途径。但遗憾的是，防扩散项目从未真正提供过这样的途径。
2006—2012年，我在美国行业联盟工作，在这几年中，该组织走向终结，而我也失去了薪资丰厚的工作。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这一思维在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中展开的全过程。直至最后，美国国家核安全局（the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管理人员仍无法摆脱过去的观念，依然认为每天35美元的微薄津贴就足以让俄罗斯核武器科学家心满意足。一些国会议员对此表示怀疑或持相反意见，认为这些科学家仍在武器研究所从事武器研究，而防扩散项目实际上是在资助俄罗斯的核武器项目，面对质疑与攻击，这些管理人员充满戒备、争强好胜。国会议员的指控是对是错，不得而知，但我认为，真相介于两者之间。总之，防扩散项目大体上继续以“援助”的模式进行，而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和结构，尽管项目后期，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有人呼吁改变现状，加强合作，建立真正的双边体系。
2009年，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在莫斯科举行了15周年庆典，当时，情况正在恶化，格伦·史怀哲讲述了他在庆典上的感受。“我感受到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它将会走向终结，被一个关注科学合作而非扩散问题的组织取代。我提议对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政治框架、政策结构进行几项调整。”他提议的调整包括：任命一名俄罗斯人为管理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将巴西、中国、印度纳为无表决权成员，加强对反恐问题的关注，设置更好的指标。“遗憾的是，这些全球性建议都没有得到认真考虑。对于国际科学技术中心来说，这些建议来得太晚。”〔175〕
艾琳·马洛伊（Eileen Malloy）曾在美国国家核安全局的管理部门负责了两年防扩散项目，关于这种思维，她举了一个相对普通的例子：外国代表团在俄罗斯的住宿。其涉及的似乎纯粹是后勤问题。
困难之处在于，如果把资金归为援助，就会牵涉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这让人很烦恼。结果就是，我们在援助苏联科学家，却不称其为援助。
这是我在能源部（DOE，美国国家核安全局隶属于能源部）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从本质上扭曲了双边合作的过程。如果我们想前往一个城市的核现场，进行会谈，我们会发现，那里没有宾馆，更没有万豪酒店。所以，我们唯一能住的地方就是招待所。但俄罗斯科学家没有钱维护里面的设施，也没有钱招待来访人员。我理解他们。所以我们自行支付所有费用。但能源部曾有人决定，给他们支付更多的住宿费。所以，我们要支付100多美元一晚的租金，住在一个连一星级宾馆都不及的地方。
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带了一个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我们的能源部副部长得在一个没有洗手间的房间里过夜，俄罗斯方工作人员打算在房间的角落里放一个小型的化学厕所，并问道：“这样可以吗？”“不，当然不可以！”我对能源部的同事们说，我们不应该支付多余的费用。虽然当时他们真的严重缺乏资金，但俄罗斯实验室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一些努力，这样，我们的合作就不会显得这么一厢情愿？结果就是，他们严重依赖于我们，我们为各种东西支付着不合理的费用，成了他们的钱袋子。俄罗斯人认为，我们掏钱是为了进他们的实验室，看我们想看的东西。因此，我们支付的巨额款项让俄罗斯情报机构更加多疑。〔176〕
这个例子牵涉的远不止是住宿和洗手间。防扩散项目为基础设施提供“间接费用”，在这一点上，其备受争议。熟悉研究资助的人都知道，机构对一个项目的非直接研究费用支持，称为“间接费用”，这是所有资助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间接费用的规模和计算方式经常引起激烈讨论，但人们普遍认为，研究机构离不开间接费用。1991年后，新的美俄资助型研究项目也如法炮制。为了支付管理和运营费用，这些项目通常会有10%的固定“间接费用”，这些间接费用无法直接拨给研究项目。无论是纯民用资助项目（如：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还是防扩散项目，都是如此。然而，在防扩散项目中，支付给俄罗斯研究所的间接费用成了美国政府问责局和国会听证会的关注焦点。因为支付给已关闭的研究所的间接费用根本解释不清楚，所以，批评者们指责这些项目，尤其是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无意中资助了俄罗斯的武器研究。
大约在2010年，“科学家合作”项目（“Scientist Engagement”Programs）开始遇到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前科学家们”逐渐去世或者退休，可以归入这一类别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少。因此，面对国会的压力，国际科学技术中心开始让俄罗斯的研究机构从项目中“毕业”，而全球防扩散倡议项目则将重心放在了苏联科学家个体上。他们参加了多场听证会，多次回应了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些最后的紧急措施并没能减少国会的怀疑。〔177〕
这并不是说，防扩散科学合作项目正如一些充满恶意的国会议员在2007年及之后所批评的那样，没有丝毫可取之处，是失败产品，甚至还帮助、教唆了对手。我认为，事实正好相反：这些项目出于善意、精心规划、资金充足，由知识渊博、能力出众的人管理，在科学和全球安全方面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尽管如此，它们最终还是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项目的基本概念和目标在初始时可以理解、值得称赞，但两国的倡导者、捍卫者、管理者甚至受益者却将这些概念和目标固化，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最终，俄罗斯人越来越认为这些项目单方面干涉了他们的内政。
大约从2010年开始，进入关闭的研究场所变得愈加困难。俄罗斯表示，“俄罗斯武器研究科学家转民用领域的工作已经完成”。〔178〕最终，2010年8月，俄罗斯政府正式发出了退出国际科学技术中心的意向通知，并在一年后，做出了退出的最终决定，而2015年，国际科学技术中心资助的最后一个项目也被终止。〔179〕与此同时，随着2014财政年度（2013年10月1日到2014年9月30日）的结束，国会终止了提供给全球防扩散倡议的最后一笔拨款。
20世纪90年代早期，萨姆·纳恩（Sam Nun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发起了富有远见的“纳恩-卢格”防扩散计划。2015年1月，这两位著名的前参议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雄辩的评论文章，对国会一个月前投票决定切断美俄最后幸存的双边核安全项目的资金表示痛惜，这一决议发生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他们写道，“我们需要转变思维，以互惠互利原则为指导，建立一种真正的核安全伙伴关系。在此关系中，两国都要付出资金和技术资源。”〔180〕但克里米亚事件并不是这些项目终结的元凶。事实上，这些项目早已注定消亡。也许是出于制度的保守，也许是出于缺乏想象力，或者缺乏意愿，多年来，它们都未能按纳恩和卢格在2015年所言，做出改变。而纳恩和卢格的评论文章正如一句歇后语所言：口渴了才打井——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