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格沃什精神·“解冻”和人造卫星
美苏之间科研合作的故事并不始于某项计划，而是源于一项共识：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科学家发展了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武器，他们有责任确保这些武器不被滥用以至殃及人类自身。这项共识被称为“帕格沃什精神”（Spirit of Pugwash），帕格沃什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大亨赛勒斯·伊顿（Cyrus Eaton）拥有一栋避暑别墅。1957年，来自美国、苏联和其他8个国家（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的22位杰出科学家在那里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核武器对人类造成的威胁。〔1〕早在1955年，这样的会议就已促成并召开，在那次会议中拟定了一份《罗素-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在这份宣言中，11位签名者中有10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爱因斯坦则是在去世前几天签署了这份宣言。
然而，无论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还是帕格沃什精神，都不是解决这些严肃关切问题的首次尝试。爱因斯坦和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等科学家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原子武器所具有的潜在破坏性会对人类自身构成严重威胁。1945年，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尤金·拉宾诺维奇（Eugene Rabinowitch）与海曼·戈德史密斯（Hyman Goldsmith）一起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旨在教育公众知悉核战争的危险性。拉宾诺维奇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1]，他也是帕格沃什会议的关键人物，并成了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继续委员会（Continuing Committee for the 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的创始成员。〔2〕
帕格沃什运动的背后是一种理想：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把他们参与的活动引导到和平的道路上。科学家非常清楚自己在制造新武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这种新武器有可能毁灭人类。因此，科学家认为要与高层决策者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敦促高层决策者利用科学知识产生效益，而非造成灾难。20世纪50年代末，帕格沃什精神凝聚了美苏两国的顶尖科学家。该活动创造了一项共识，即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事关和平共处和全球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帕格沃什精神与美国的一些政策倡议相融合，如“利用原子能计划”（Atoms for Peace Program），以及两国外交官之间讨论关于建立民间文化和科学“交流项目”。这些项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得以创立。
20世纪50年代初，在苏联内部，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尽管一开始没那么明显。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但除了那些最热切的苏俄政体研究专家外，对所有人来说，局势似乎很平静，苏联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的执政也好像完好无损，即使是在伟大的“Vozhd”（意为领袖，斯大林众多英雄称号之一）去世后也是如此。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届党代会结束了这一平静的局面。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谴责，言辞之犀利，让党内领导人都为之震惊。然而就在三年前，赫鲁晓夫和全国人民还一起对斯大林的逝世深表哀悼。在赫鲁晓夫的演讲中，他还提出“和平相处”的理念〔3〕，并在苏联社会发起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解冻”，为多方面的和解与冲突铺平了道路，例如：遣返古拉格集中营[2]的囚犯、文化上的缓和、与中国的冲突，以及1957年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的变化，直至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
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演讲也给了西方国家一个信号，让他们看到了国际关系缓和的可能性。因此，现在我们可以严肃地讨论在美苏之间建立正式的文化关系〔4〕。1956年夏天，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会见了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民间团体，讨论两国之间进行民间交流的可能性。这一进程在1956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达到高潮，艾森豪威尔于此次会议正式宣布了民间交流项目（People-to-People Program）。当他解释对该项目的设想时，他说：“如果我们假设所有人都渴望和平，并想从这个假设中获利，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人们该如何聚到一起，并且抹消政府的干预，（如果避过政府确实必要的话）同时找到多种方法来让人们可以逐步相互学习。”〔5〕
这一理念为后来的人文交流项目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早期出现的术语“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也描述了同样的概念，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近百年来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一直是国家管理人员交流的领导者，据其所述：“公民外交包含两个看似迥然不同的概念：一是公民，指的是通过个人努力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普通公民；二是外交，包括国家间的合作框架。”总的来说，公民外交是指个人可以参与的一系列行为与活动，有助于加深个人和社区之间的联系，推进公共外交目标的实现。因此，公民外交是公共外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
《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广受欢迎的图书之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把公民外交的理念带到了公众的视野中来。书中描写了美国外交官在国外（在此书中指东南亚）的情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中美国外交官对当地条件视而不见，充满轻蔑。只有少数“普通”美国公民来到这些国家，在乡村实地工作，倾听居民的想法和需求，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虽然书名里“丑陋的美国人”看起来指的是后者（如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的外表并不体面），但相反，真正“丑陋”的是当地美国大使馆那些外表光鲜亮丽的外交使团，因为他们不当的行为和对当地人民和文化的不尊重，让他们变得丑陋无比。书中有一位虚构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向派驻到一个虚构邻国的美国大使说了一句话：“大使先生，但愿您原谅我这种说法，在自然状态下，普通美国人才是一个国家的最佳大使。他们不多疑，渴望分享他们的技能，而且慷慨大方。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出国后只能算‘二等公民’，连普通美国人都算不上。”〔7〕
可以想象，在部长将美国外交官和那些度假游客定性为“二等”时，大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这些话却忠实地诠释了艾森豪威尔所说的让普通公民作成为公民大使，从而抹消政府的干预。正是因为他相信普通美国人的善良，使其公民外交的想法有了依据。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3]，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惊，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所具备的强大科技实力。与苏联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不同，人们普遍认为这二者的研制只不过是苏联通过间谍活动复制西方设计仿造而成。然而，对于人类历史上绕地运行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来说，它的突然问世却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借鉴。从这颗人造卫星上，美国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就其科技实力，尤其是其工程能力而言，总归还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强国。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实际上是20世纪下半叶两场竞赛的开端，即太空竞赛与导弹竞赛〔8〕。美国科学家此时则疏于填补其知识的沟壑，对于苏联研究机构的情况所知寥寥，因此对于苏联科学方面的研究，以及俄语的学习成了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