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民主还是为了美国利益？
对许多人来说，促进世界和平就是建立民主和建立民主形式的政府。不过，对于政治学家来说，这个概念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时候，我们是在考虑那些看起来是民主的政治机构吗？我们是在讨论成文或虚拟宪法中阐明的原则吗？或者关于政治和社会规范和行为？那么，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如美国，与不稳定的民主国家，如魏玛共和国[12]时期的德国（Weimar Germany）相比，情况又如何呢？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一种观点或情绪在美国、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民众中广为流传，即民主形式的政府和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当程序——都是可取的，从长远来看将促进国家间的和平（这是凯恩斯男爵的著名格言）。这当然是激励我和其他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参与俄罗斯研究的一个想法。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实际上并没有明说人们彼此间的了解会促进民主，这种想法肯定是含蓄的，这些合作接触会促成其他国家更加开放，并且会在合作接触过程中，改变或弱化人们自身行为意识。特别是苏联公民，他们对美国社会系统的运作非常好奇，而前往美国的苏联科学家也有难得的机会目睹美国社会系统的实际运作。这是交流与合作项目的一项非常宝贵的福利。
我认为，民主与世界和平的联系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不总是现实，它是许多人共同的希望，也许不包括最核心的现实政治的实践者们。乔治·索罗斯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政治哲学为基础，为创建“开放社会”的目标而付出努力和大量资金，从根本上是基于全世界创造和维持民主价值观和行为的愿望。我对索罗斯的观点和他的热情产生了很多共鸣，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一切似乎都有可能（至少，以我当时幼稚的思维方式）。当我在国际科学基金会工作，利用巨额资金在俄罗斯引入国家科学基金会式的同行评审时，我认为促进对于科学界基于绩效的、自下而上的资助，而这将加强公正、正当程序和法治的规范，尽管我从未想过采用同行评审会为政治民主铺平道路。我确信我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希望的人，事实上，这种想法不仅被我的美国同事认同，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带着一定的怀疑态度的俄罗斯朋友也对此表示赞赏。
我们的参与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实际上只有少数人直接这么做了。洛伦·格雷厄姆对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合作以及苏联和俄罗斯科学家的做法和态度有过深刻的思考和著述，他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谈到美国民用科技研究与发展基金会在俄罗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中加强俄罗斯大学研究和教育的共同经验：
让我谈谈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慷慨和帮助的精神，还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利益。最幸福的情况是当两者重合时：当你正在做的你认为慷慨和善良的事情也符合你自己的利益。我认为这就是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计划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如果俄罗斯变得更像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更像美国及其教育和科学体系，在我看来，这既是一件好事，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当我们在2005年与美国大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和其他人一起访问并描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时，大使说：“我们相信任何有助于俄罗斯变得更像另一个西方国家的事情都是好的；因此，我们赞同你的做法。”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国务院告诉我们要这样做，但我们所做的，国务院认为是一件好事。
但请让我重新思考一下。民主和开放是美国的理念吗？并不是。如果你告诉一个法国人民主和开放是美国的想法，他会很快告诉你该怎么做。他会说，“我们在你之前就有了这些想法，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借来的。”或者他可能会说，“我们不在乎他们来自哪里，但他们既是美国的，也是法国的。”
所以，有时我在俄罗斯参加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项目时，俄罗斯人会对我说，“你不是说我们应该更像美国吗？”我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地回答：“不要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看法搞混了。”法治、民主、开放、科学基金分配方式的公平等理念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在某些情况下，你会说美国是最先实现的，在其他情况下，你会说美国并不是第一个实现和做到的。如果这些想法属于任何人，那就是你们所称的西方社会，整个欧洲。所以这些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想法。你不应该认为我们只是在向你施压。如果你让我在某些情况下批评美国没有达到这些想法，我可以在一瞬间做到！所以这些想法比美国更大胆，而且大胆的多。〔107〕
斯蒂芬·F.科恩在他的《失败的十字军东征：美国和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悲剧》（Failed Crusade：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108〕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观点：科恩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俄罗斯的“民主建设”计划——培训宪法、政党、两院制立法机构，以及民主的所有外在表象——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更不用说本应引入自由主义、弗里德曼式价值观和实践的经济“休克疗法”[13]，从根本上说是被误导的。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可以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俄罗斯的想法是傲慢而愚蠢的胡说八道，当迷恋过去和烟雾消失时，它又回来困扰我们，摆脱了当时的经济动荡。科恩在2000年出版了这本书，随后的几年表明这些努力是多么的灾难性。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要诋毁或贬低全世界促进民主和开放社会的基本动机；这只是评论一个人是如何做的，警告当你试图在一夜之间做这件事时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