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料综述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强国际抗战资料的整理研究也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抗战史资料来源的“国际化”，既有助于展现中国抗战史的“世界性”，亦可避免中国本土抗日资料的过于单一，还可弥补“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诱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内涵，实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要求。 (25)
纵观中国抗日战争各主要战场，只有包含北缅和中国云南省的缅甸—云南战线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前，即被包括中国国民党军在内的联合国军通过武力将日军驱逐出其占领区域的。换言之，该战场既不像太平洋战场上的诸岛屿，几乎是美军单独通过“蛙跳”战术所攻占，亦不像中国大陆的主战场那样直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才撤离其占领区。日军的占领区被包含中国军队在内的军事力量所攻占、夺回是缅甸—云南战场不同于抗日战争期间其他战场的最大特征。 (26) 因此，滇西抗战所涉区域跨越中国、缅甸和印度3个国家，抗战主体由中国、美国和英国等盟国联手组成，由此所形成的滇西抗战史料“自然地”具有国际化特征，其主要分布于战争责任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关联方（美英）等国，以历史档案、地方文献、战时报道以及亲历者回忆录等形式保存的各类史料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文献。
（一） 中国所存滇西抗战史料
滇西抗战史料的大规模搜集与整理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各方努力下，最终获得的滇西抗战历史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丰厚的各类史料为滇西抗战的全面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是本书中文文献的主要来源。中国方面的主要基础文献包括档案、地方史志、调查报告、报纸杂志以及“三亲者”口述史料等。日本侵略及统治滇西沦陷区的历史阶段在中国文献中的相应表述为“滇西抗战”。
1. 档案文献
历史档案是学术研究中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具有极高的参考凭证价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大量关于滇缅公路修筑、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滇西沦陷、滇西游击战、日军滇西罪行、中国远征军大反攻等历史档案，内容包括中国远征军电报、作战计划、战报、地图、历史照片、报刊新闻报道等。 (27) 云南省档案馆、保山市档案馆、德宏州档案馆、临沧市档案馆、怒江州档案馆（包括其下属档案馆）等馆馆藏滇西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征调民工、粮食，修筑战时机场、工事、公路，建设兵站，营救盟军空军等档案材料，主要为电文、训令和函件。上述档案文献是开展日本侵略和统治滇西相关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文献来源。
2. 地方史志
方志为一方史地的重要文献典籍。记载日本侵略和统治滇西内容的方志类文献有《云南省志·军事志》《续云南通志长编》《保山地区志》《保山市志》《畹町市志》《瑞丽市志》《潞西县志》《陇川县志》《盈江县志》《梁河县志》《龙陵县志》《腾冲县志》《施甸县志》《大理市志》《祥云县志》《云龙县志》《永平县志》《洱源县志》《宾川县志》《怒江州志》《泸水县志》《福贡县志》《临沧县志》《耿马佤族傣族自治县志》《顺宁县志》《凤庆县志》《镇康县志》等。尤其《保山地区志》中“滇西抗战”篇章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原始材料，用5万余字篇幅详细记述了滇西抗战全过程，属滇西抗战研究权威史料。此外，由云南省政协和滇西各地政协史志委、史志办等部门编撰的大批反映滇西抗战的文史资料辑（集）如《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保山地区史志文辑》、《保山市文史资料之滇西抗战专辑：溅血岁月》、《天地正气、血肉丰碑：保山隆阳区抗战历史文选》、《大理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大理市文史资料第5辑：抗战专辑》、《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1辑、《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施甸县文史2：滇西抗日专辑》、《德宏史志资料》、《大理州文史资料特辑：大理抗战》等，在不同层面填补了日本侵略和统治滇西沦陷区研究的诸多史料空白。
3. 调查报告
从2004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围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课题进行大规模的调研工作。调研的方式主要是查阅和搜集各种档案文献、当年的报刊资料及多年研究形成的成果。云南省各地相关部门对此积极响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按照统一的规范和体例，编纂成《云南省保山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云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选辑》《保山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大理州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德宏州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怒江州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临沧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腾冲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凤庆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保山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省隆阳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省腾冲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省龙陵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省昌宁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省施甸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侵华日军细菌战所致云南人民受害与死亡情况调研报告》《日军在滇西实施慰安妇制度的调研报告》《抗日战争时期保山“五四、五五”被炸研究报告》等，成为研究日军侵占和统治滇西时期实施无差别轰炸、细菌战、推行“慰安妇”制度、“三光”作战等战争罪行的重要史料来源。
4. 报纸杂志
报纸杂志作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具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抗战时期的报纸、杂志是反映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媒介之一。报刊所载战况评论、新闻报道（通讯）、记者采访录等有其丰富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学术价值。《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其中，1939—1945年关于滇缅战区抗战报道的文章有870多篇，所载史料极为珍贵。除此之外，以日本无差别战略轰炸滇西为例，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以及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也最大的《申报》等报刊对此都多有报道。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扫荡报》是研究国民党军事的重要资料，其中不乏滇西抗战相关内容。战时《云南日报》也对滇西抗战作了大量的报道，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大战画集》是抗战时期在后方不定期出版的画报，从1943年6月10日创刊到1945年6月25日共出了5辑，它的特点是带有史料性质，刊用照片以中国为主，兼及世界各大战场。还有《大公报》《滇缅铁路月刊》《抗战建国大画史》《中国抗战画史》《教育通讯（汉口）》等报刊关于滇西抗战的报道多反映以下史实：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国抗日失利，缅甸全境和滇西大部分沦陷；中国军队炸毁滇缅公路惠通桥，阻敌于怒江西岸，开展人民抗日战争；中国政府重组远征军并在美英盟军和滇西各族人民支持下全面反攻，把侵略者驱出国门等。再如，以“中国远征军”为标题的新闻报道中，《中美文摘》《国际画集》载有11篇，《联合周报》载有7篇，《半月文萃》载有4篇，《中国青年（重庆）》载有3篇，《胜利画报》《文摘月报》各载有2篇报道。上述报道与通讯为考证日军侵略及统治滇西的具体过程提供了翔实资料。
5. “三亲者”口述资料
口述史是目前历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和重要前沿，它分为口述史学和口述史料。口述史料是通过口述方式收集的史料，一般有录音和文字两种形式。 (28) 作为口述史料的一种类型，口述文献是对人们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就是将储存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各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表达方式，通过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 (29) 战后，国内关于滇西抗战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史料学意义上的口述文献，其形式可分为三种：国民党参战官兵回忆录、个人或团体对亲历者的采访实录（又分为独自撰述或汇编成册）以及散见于地方史志、文史资料中的滇西抗战口述文献。这些口述文献记录了中国远征军出国抗战的历史背景、第一批远征军的抗日失利、缅甸全境与滇西沦陷的过程、中国军队炸毁惠通桥、怒江对峙局面的形成、滇西抗战的爆发、中国政府重组远征军、滇西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滇西反攻战役的打响、滇西抗战的全面胜利等史实。
其中有以国民党参战人员回忆录为主的口述文献。《古来征战几人回：亲历滇缅抗战》（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是一本集合多位印缅抗战亲历者回忆文章的汇编作品。其收录的作者当中，有国民党著名将领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宋希濂等人，他们不仅是“中印缅”战场的亲历者，更是战斗的指挥者。借助他们的亲身经历，读者可以从新的视角、不同层面来了解滇西抗战。除了部分高级将领的回忆，编者还收录了一些远赴异国为国杀敌的普通士兵、随军人士、翻译的回忆文章。《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是《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套装共12册）》中的一部。除了其中极少部分依然收录了上述《古来征战几人回：亲历滇缅抗战》中的内容，更多是全面反映缅甸战场、印度战场、滇西反攻的作战情况的内容，战争的亲历者述议了“同古会战”“棠吉会战”“过野人山”“胡康河谷反攻战”“八莫之役”等著名战役的经过，尤其是收录了反映中国战场滇西反攻的文章（如第53军作战课长夏时的口述回忆文章《滇西纵谷地带的反攻战》、第53军第130师师长王理寰的口述回忆文章《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中国远征军工兵集训处教育组副组长周鑫的口述回忆文章《强渡怒江的工程准备和取胜经过》、第8军第103师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的口述回忆文章《松山攻坚战》、第6军预备第2师第6团团长方诚的口述回忆文章《巧取来凤山强攻腾冲城》等），有助于全面了解滇西抗战的情况。《中国远征军：滇印缅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由台湾问题专家、作家李立编著。全书口述者多为第一次参加远征缅甸作战的参战将士，他们的口述内容使我们对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这段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亲历中印缅抗日战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罗达仁，1944年3月—1945年9月应征分配到“中缅印”抗日战场做美军译员，亲历过以艰苦卓绝闻名于世的“中缅印”抗日战场的种种事件。该书以作者战时所写日记为线索，全书由“国难当头，奔赴抗日战场”“初识战场烽烟”“第十四医院”“二十医院”“赤胆忠心孙立人”“史迪威兵败野人山转移印度”“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碧血凝成中印路”“俘虏营”“重踏胡康河谷——沿中印公路探索前进”“业余生活”“中华英豪血洒异乡魂绕云天”“战场大转移”13个篇章内容组成，追忆了作者战时所见、所闻及所思。《血鉴：一个远征军抗战老兵的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的作者是尤广才，山东台儿庄人。作为黄埔军校第16期学员的他，随中国远征军远赴印缅战场参加密支那战役和西保战斗等对日作战。该书分为抗日救国、东北内战、人生磨难、起死回生4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纪实”“密支那战役和西保战斗亲历记”“中国人民的朋友史迪威将军”等是作者回忆参加远征军印缅抗战的历史，被称为“一部印缅抗战历史的教科书”。《中国远征军缅甸荡寇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的作者孙克刚是孙立人将军之侄，1942年任孙立人部队新38师政治部副主任并全程随军远征缅甸。他整合了战斗记录和实地作战中官兵的谈话，将亲身见闻的战斗实况缕述成书。全书内容以孙立人将军率领的驻印军主力新38师作战历程为主线，包括与日军激战之惊心动魄，关山丛莽之险阻万难以及印缅风土史故、侨民鱼水之情。《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是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在1999年和2000年出版的全四册丛书。其中，前三册记录了参加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将领和士兵的口述回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
还有后人访谈滇西抗战历史亲历者形成的口述文献，如《回望硝烟：滇西抗战施甸参战军民访谈录》（云南省施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11年编印）。1942年5月—1945年1月滇西抗战胜利时，施甸有209平方公里的土地，9.4万民众，为10万驻军和战争反攻组织民夫158万人次，调用骡马驮牛52.8万匹，征集粮食1400多万公斤，肉7万公斤，投工50万个，修滇缅公路过境段65公里。战争直接或间接造成死亡、失踪1万多人，战争结束时，施甸人口锐减至8.1万人。该文献内容包括“筑路”篇口述资料26条、“参战”篇口述资料33条、“支前”篇口述资料10条、“驻军”篇口述资料12条、“轶事”篇口述资料14条，从施甸参战军民的角度反映了施甸人民之巨大牺牲，彰显了当年战争之艰苦卓绝。《横戈怒江——滇西抗战施甸江防纪实》（施甸县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2015年编印）以实录的笔法，通过寻访亲历者，实地考察，真实阐明了施甸县在滇西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贡献。该书包括“阻敌对峙”“挥戈反击”“盟军助战”“民众支前”“军民情谊”“解甲归田”“烽火遗痕”7个部分，共收录口述文章90多篇、图片50多幅，生动地再现了施甸军民扼守怒江、抗击日军、支援前线的历史。《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是腾冲县国殇墓园管理所整理出版的一本抗战史料汇编，一共收集了20篇文章，大多是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回忆。书中既收录了腾冲沦陷后当地人的口述资料，也收录了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参加抗战后所写的回忆录。如腾冲荷花池人尹家令的《腾冲沦陷纪略》，描绘了日军攻占腾冲后的种种暴行；时任腾冲城立两等小学校长、县立第一实验小学校长的周从锡所著《避寇日记》，抒发了腾冲沦陷后自身的感受，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艰苦和战争带来的苦难；时任第198师第592团团长的陶达纲的《滇西抗战回忆录》、曾是远征军指挥官的孙剑锋的《我参加过抗日战争滇西反攻胜利战斗》2篇长文都是比较珍贵的口述资料。《见证历史：滇西抗战见闻实录》（德宏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由保山市委史志委编辑出版。该书访谈抗战老兵、战争受害人、亲历者，将其对战争的回忆记录成书，再现了滇西抗战的悲壮场面，歌颂了活跃在敌占区的龙潞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事迹，也揭露了日军在滇西烧、杀、淫、掠之暴行，再现了战争给人类和平带来的惨痛记忆。《松山作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30) 由政协云南省龙陵县委员会编著，内容由4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战略反攻篇”，主要转载了当年在松山、龙陵反攻战中几位师（团）长的战斗经历回忆文章；第二部分“敌后抗日篇”，主要收录了龙潞游击队几位大、中队长在龙陵敌后抗日的经历回忆文章，可让读者更丰富全面地了解其真实情况；第三部分“民众受害篇”，收录了反映龙陵沦陷两年多民众遭受各种残害的回忆文章，从中可看到做亡国奴的悲惨命运，特别是松山、龙陵、镇安、平达一带民众在日军铁蹄下流离失所、任人宰割的非人遭遇；第四部分“综合篇”，收录了几位健在老兵的回忆录等，这些都是日军侵略龙陵的历史佐证，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在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的作者邓贤以中国远征军老兵口述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当年的中缅印战场史。该书由“印度从军”“军训岁月”“激战印缅”“盟军友谊”“战区杂记”5个篇章组成。其记述了中国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十万学生十万军”的爱国学生大从军运动，也记述了中国远征军印缅作战的激烈战况，并认为“盟军友谊”这种战争中特殊的文化交流增加了中美双方军人对于彼此的了解，改善了合作关系，也是中美友好交流的源头之一。《记忆的伤痕：日军慰安妇滇西大揭秘》（晨光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数位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其内容基于作者多年在腾冲和龙陵松山采访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老人的实地调查。作者见证了幸存的朝鲜籍原日军“慰安妇”朴永心亲至滇西指证的全过程，也多次采访幸存的滇西当地原日军“慰安妇”李连春老人，并倾听滇西数位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和讲述。这些口述文献表明，日军在滇西的性暴行既包括“慰安妇”制度的广泛实施，亦包括对滇西沦陷区普通妇女的各种惨无人道的性暴行。《老兵口述抗战系列3：远征缅甸》（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的作者李幺傻是抗战老兵后代，十余年来自费寻找抗战老兵数百人，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本书通过黄学文（第5军第200师参谋）、龙英（第5军新22师连长）、刘桂英（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李文才（新38师第113团军人）、吴作勇（新1军谍报队员）、潘中岳（新1军第50师军需官）以及刘华（第8军荣誉第1师高级参谋）等亲历印缅战场的老兵的讲述和回忆，再现了战争的进程。《飞虎新传：中美混合团口述历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9年编印）中的中美混合团（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简称CACW），又称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或中美联合空军，是抗战时期由中国与美国人员联合编组的一支空军部队，由2个驱逐（战机）大队和1个轰炸大队编成，简称混合团。全书主体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编成，内容由“概述”“访谈记录”“附录”三部分组成。核心内容“访谈记录”共访问了17位当年服务于混合团的中美人员（中方人士10位，美籍人士7位），包括当年第14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以及第14航空队协会会长罗伯特·李（Robert Lee），记录了飞虎队英雄当年的参战经过。《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香港红出版社2015年版）的作者袁梅芳是中国香港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他带领学生访谈了13位不同背景但都参加过滇缅抗战的老战士：菲律宾及缅甸的华侨子弟、家境不俗的富家子弟以及投笔从戎的大、中学生。全书分为历史篇——“可歌可泣滇缅战争”及人物篇——“可尊可敬老战士”两部分。前半部分全面记录了战前的国内外局势、逾十场艰险战役的实况、第一次远征失败及反攻获胜的关键因素，为人物篇口述事迹提供了详细的历史背景和清晰的脉络；后半部分写了13位老战士在沙场鏖战的经历以及烽火硝烟下的人生轨迹，完成了远征军历史最人性化、最有血有肉的具体呈现，让读者更能体会战争的全貌。《龙潞抗日游击队》（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的作者苏泽锦多年来遍至德宏州、临沧、文山、建水、大理、洱源、邓川、保山各县区甚至缅甸，采访了许多抗战老兵，龙潞抗日游击队员，当年身披蓑衣、口嚼生米运送弹药、军需物资和伤员的民工们，以及当年的一些“三亲”老者。这些被采访者中，有许多是和龙潞游击队司令朱嘉锡一起战斗的队员，譬如朱嘉锡的警卫朱凤儒、第1大队大队长马仲义、“智勇”政工队队长陆迟，以及在朱嘉锡建水殉难后亲自处理他后事的朱秉文等。作者将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内容诉诸文字，展现关于龙潞游击队鲜为人知的史实、情节、人物，再现了当年的军民抗战史，使世人看到了龙潞游击队更本真的面貌以及不少为国争光、为民献身的志士、英雄。此外，该书还使游击队内各部之间、龙潞游击队和中国远征军以及其他游击队和土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更加清晰。总之，这部口述文献对丰富滇西抗战文化和滇西抗战史的研究均有诸多裨益。
最后还有散见于地方史志、文史资料中的滇西抗战口述文献。人民政协自1959年开展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以来，已征集了大量历史当事人口述或撰写的第一手“三亲”史料。其中，德宏、保山与大理出版的滇西抗战相关文史资料最为丰富，均有滇西抗战专辑出版。临沧和怒江州等地也有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在这些丰富的地方史志与文史资料中，多章篇目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日军在滇西的战争罪行，这种历史当事人“多说并存”的鲜活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新“证词” (31) ，对本书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如《腾冲文史资料选集》第1辑，其中口述史料共11则，涉及日军与远征军在腾冲作战过程、战时见闻等内容；《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其中口述史料共20则，涉及作战、日军暴行、干部培训、龙潞游击队、人民抗日、远征军情报工作及南侨机工等内容；《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其中口述史料共6则，涉及腾冲对日军作战、“怒江剧团”、腾冲抗争中兄弟民族女护士队以及腾冲抗日救亡志愿团等内容；《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其中口述史料共48则，涉及修筑滇缅公路和飞机场、对日作战过程、德宏民众抗日活动以及日军暴行等内容；《大理市文史资料》第5辑，其中口述史料共9则，涉及滇缅公路修筑、滇西霍乱和战时民生等内容；《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其中口述史料共11则，涉及远征军作战、龙潞抗日游击队、军门合作站、日军强征民夫、抗战时期缅甸大东公司、日军罪行等内容；《凤庆文史资料》第6集，其中口述史料共21则，涉及远征军在凤庆作战、日机轰炸凤庆、凤庆人民抗战支前、战时凤庆社会、日军暴行等内容；《保山市文史资料之滇西抗战专辑：溅血岁月》，其中口述史料共23则，涉及日军罪行、远征军战略反攻以及民众支前等内容；《大理文史资料选编》第2辑，其中口述史料共24则，涉及中英两国合作在缅甸敌后开展军事情报工作、滇西抗战时期的报刊、战时瘟疫、大理人民抗战支前、战时见闻等内容；《松山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资料汇编》，其中口述史料共105则，涉及日军在龙陵“三光”作战、强抓劳工、设置“慰安所”、建立伪政权和实施奴化教育等罪行以及百姓抗战支前等内容；《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其中口述史料共14则，涉及日军在龙陵罪行以及战时当地民众的艰难生活等内容。
6. 战难日记（志）
日记文献作为文献宝库中一种珍稀的史学资源，是考订史实、补正历史的重要依据。其中，战难日记一般写于战争年代，作者或是战争的参加者，或是战争的受难者。这些日记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见证了战难，有助于今人了解当时战争的整个过程和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像轰动一时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以及《东史郎战地日记》等都是典型的战难日记。笔者调研及整理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滇西罪行相关文献史料时，发现了极其重要的史料——《马力生日记1940—1943》。这本关于滇西抗战的战难日记不同于现有相关史料，它并没有记录战场上的殊死搏斗，而是以平民的视角、独特的体裁及朴实的笔触记录了那场万分惨烈的战争下动乱的滇西社会，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平民百姓在战乱中的平凡琐事和他们在极端特殊的处境之下的惶恐与挣扎。极其重要的是，《马力生日记1940—1943》记录了战时日军飞机轰炸保山、实施细菌战以及其对保山文化、教育、物价的影响，可与现有文献史料相互印证，是揭露侵华日军滇西罪行的珍贵资料。腾冲人周从锡的《避寇日记》（1943年3月25日—1943年8月19日的125篇日记），记载了日军占领腾冲后，作者全家人逃往邵家营避难的所历、所见、所闻，其中多篇日记记载了日军在滇西的暴行，如：日军路过腾冲固东镇时，将此地凡是曾驻过国民党军队的民房都予以烧毁（1943年3月28日篇）；日军进攻碗窑导致当地民众举家搬入山中崖洞，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43年4月9日篇）；日军占据南方各练地及各土司地，封锁所有粮食，导致附近城区各乡难民粮食断绝，唯赖西练接济（1943年4月24日篇）。1946年7月，腾冲县参议会副议长熊建玺奉前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嘱托，并应腾冲县县长李乐山函托，陪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处长徐颂九前往腾冲西北各地视察灾情。行程8日，途经明龙、瑞滇、三益、东坪、兴华、上北、曲石、宝华、风瑞9个乡镇。他将身经、目历、耳闻之日记，印制成册，以《腾冲西北九乡镇被日军烧杀灾情视察日志》（1946年5月22—29日）留世。其记载了日军在腾冲西北各地杀害当地民众、抢掠物资、烧毁房屋与粮食、强征民夫等罪行。
上述口述史料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这些史料除了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还有补史、证史的功能和价值，是研究日军侵占和统治滇西的重要史料。
（三） 美英等国所存滇西抗战史料
战争关联方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上万张中缅印（CBI）战区历史图片和上百小时影像资料，滇西抗战的史料亦在其中。战后，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CMH）开展“二战中的美国陆军”研究项目，其成果为一系列战史绿皮书，其中有CBI系列三本著作，《史迪威的中国使命》 (32) 《史迪威的指挥问题》 (33) 《即将谢幕的CBI战区》 (34) ，它们被称为CBI战史的“扛鼎巨著”。此外，美国中缅印战场历史处的官员撰有《中缅印战场史》，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均可查阅。关于滇西战场战史人物的研究，史迪威的副官弗兰克·多恩出版了《随史迪威走出缅甸》 (35) 。这部回忆录从1941年年底美国政府决定派史迪威出使中国，一直写到1942年5月盟军在缅甸惨败后史迪威率部从缅甸到印度的经过。查尔顿·奥格本所著《掠夺者》 (36) 、查尔斯·牛顿·亨特所著《加拉哈德》 (37) ，以及被誉为“缅甸医生”的戈登·西雷格夫著述的《缅甸医生》 (38) 和《缅甸医生归来》 (39) 也都是此领域的代表作。滇西抗战胜利后，美国军队以昆明收容所为对象撰写的《联合军询问报告书》，对全军覆没之后日军俘虏和“慰安妇”的名册、询问内容以及日本兵的精神教化都有所记载。 (40) 英国关于滇西战场的核心史料主要是官方战史《对日战争》。英国在战时云南地区实施了谍报活动，昆明的英国领事馆每月都向伦敦传达一次军事情报，其中不少是对日军联队战事的记载。英国对战史人物研究也颇为重视，出版了时任东南亚战区司令的陆军元帅韦维尔的官方传记《最高司令官韦维尔1941—1943》 (41) ，还有约翰·康奈尔的《韦维尔：学者和军人》 (42) 、菲利普·齐格勒的《蒙巴顿传》 (43) 、斯利姆将军的回忆录《反败为胜》 (44) 、弗格森准将的《超越钦敦江》 (45) 以及卡尔弗特准将的《怀着希望的囚徒》 (46) 等著述。
海外所存滇西抗战相关英文史料体现了滇西抗战在战争“第三方”眼中的图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目前国内滇西抗战的研究鲜有对日本所存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因此，侵华战争发动者——日本方面的史料，是深化滇西抗战研究应该系统整理与利用的基本素材。日本学界史料工作、学术研究的方法与发展成就，也值得借鉴与思考。
（三） 日本所存滇西抗战史料
1. 日本官方档案及战史文献中的“滇西抗战”
日本投降前夕，曾有组织地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加上其军事要地和军政指挥机关受到盟军的猛烈轰炸，不少侵华重要文献化为灰烬。不过，经战后日本各界数十年的发掘与整理，相当数量的副本、抄件或其他类型日本侵华重要史料重新面世。滇西抗战相关的日文档案资料主要由日本官方机构储存，按种类可分为日军入侵滇西的战时记录，如电报、命令、计划书、会议记录等；战时或战后日军幸存官兵的追记，如日记、手记和阵中日志等；战时或战后的总结和报告书类，如侵滇日军第56师团的战斗详报、调查报告、统计表等门类。通过对日本所存史料的分析，我们可从战争发动者的角度明确滇西抗战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这对掌握滇西抗战地点、过程和结果都非常有用。上述史料大多馆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及其近代数字馆、日本福冈县久留米市图书馆和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机构。
（1）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是日本国家级档案馆，成立于2001年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是其附属机构。中心负责运营的同名网站（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pan Centre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JACAR］）以数字化的形式，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免费提供近现代日本内阁与外务省、陆军与海军的公文档案等历史资料——即记录近现代日本与亚洲近邻各国关系的公文档案（原件）等资料的影印版，当中包含大批首次面世的珍贵档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目前，JACAR所存二战中缅印战区日军联队史档案文献已得到初步整理，其中包含大量关于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作战的第一手史料。其主要形式包括新近公开的电子化的原日军电报、文件和战史资料等，如《云南省兵要地志概说》 (47) 《第56师团战时旬报（1942年4—5月）》 (48) 《第56师团战时月报（1942年6月1日—6月30日）》 (49) 《滇缅公路关系资料》 (50) 《惠通桥攻击战斗详报》 (51) 《第33军编成之前云南方面的战况》 (52) 《云南作战》 (53) 《断作战》 (54) 等。
（2）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及其近代数字馆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NDL）是日本唯一有权收藏国内全部出版物的法定呈缴本图书馆，馆藏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图书及期刊资料。在NDL检索主页 (55) 以“云南战线”“龙陵松山”“腾冲”“日军第56师团”“龙兵团”“滇缅公路”“怒江作战”“远征军”“史迪威”“中印公路”“切断中印公路的作战”“驼峰航线”“军政” (56) 等为关键词搜索，会有上千条滇缅战场相关文献出现。随着日本图书馆业的发展，NDL“近代数字图书馆” (57) 专题网站于2002年上线，为读者提供浏览、检索、复印等服务，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不可忽视的资料来源。
（3） 久留米市图书馆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滇西作战中，代号为“龙兵团”的日军第56师团组建于日本北九州的久留米市，它主要的兵源地是福冈、佐贺、长崎等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56师团主力于1941年11月被动员编入第25军，先是对马来亚作战，不久又在1942年被编入第15军参加对缅战役，随后在侵滇作战和隔断缅甸路线（“援蒋路线”）上立下不少战功。从1942年5月起，第56师团负责缅甸东北部和中国云南省（滇西）的国境警备，其下属步兵第113联队的主力负责拉孟地区，同联队的第3大队负责龙陵地区，步兵第148联队负责腾越地区。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战役打响后，日军第56师团自同年6月初开始在拉孟、腾越的战役中节节败退，最终全军覆没，仅少数日军逃回日本或被俘后遣送回国。因第56师团组建于日本久留米市，久留米市图书馆关于本地各“乡土部队”战史的藏书非常丰富，作为其中一支的第56师团的战记资料保存较多，可供读者免费公开检索。 (58) 这些史料对研究“龙兵团”的来源与背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此外，还要特别关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它的战史史料检索系统 (59) 也存有大量第56师团在滇西作战的相关史料：“第56师团战史资料（1941年12月15日—1945年7月22日）”“第56师团作战实施的概况（1943年2月—1944年1月）”“第56师团步兵第146联队死伤一览表（1941年10月23日—1946年5月12日）”“第56师团战时旬报”“第56师团作战实施的概要（附录·战功奖状）”“第56师团将校职员表”“缅甸作战记录附录（1944年的怒江作战记）”“云南龙陵附近要图”“步兵第113联队怒江方面作战手记（1944年4月3日—1944年9月14日）”“滇缅公路关系资料（1941年1月9日）”等。它们都是研究日军滇西作战的珍贵史料，目前被利用的情况一般，仅在少数日本研究者的成果中有所体现。
（4） 日本官方所修战史文献记载的日军滇西作战
官方所修战史属于史学研究专著，严格意义上说不应列入史料之中。但日本官方所修战史，是“官方机构或作为官方人员的官方史学家（以及享有官方档案利用权特惠的准官方史学家）撰写和发表的史著。其一般特征和长处，首先是能够使用尚未对民间史学家解密的大量档案文件，从而展示尚不为后者所知、或者所知远非其详的历史事态和过程，因而拥有后者尚无从达到的历史理解便利和深度” (60) 。因此，本书将日本官方所修战史文献归类于日文史料之一种。在日本侵华战争指导与军事战略领域，史料长编类型的《战史丛书》（又称《大东亚战争丛书》《太平洋战史丛书》，后简称为《战史丛书》，日本一般称为《公刊战史》）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它是1966—1980年由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的前身）编纂，朝云新闻社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战史，由陆军68卷、海军32卷、共通年表1卷、全102卷构成（含附录、图表等）。《战史丛书》直接记载日军滇西作战的部分有：《战史丛书》第15卷《英帕尔作战与缅甸的防卫》 (61) 第2编“英帕尔作战的发动和防卫作战”，包含怒江作战全面经过、腾越北方的作战（甲号作战）和平戛 (62) 地区的作战等内容。《战史丛书》第25卷《伊洛瓦底会战缅甸防卫的失败》 (63) 第1编“英帕尔作战的失败和北缅的失陷”的第3章对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的战略意图、作战准备、兵力及反攻经过都有详细记载；第6章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日军为阻断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地面部队之联络实行的“断作战”之来龙去脉，包括日军第33军“断作战”计划的出笼，以及日军欲解拉孟、腾越之围，却“玉碎”拉孟、腾越的作战过程。第2编记载了伊洛瓦底会战的战斗过程。
《大东亚战争全史》是日本前陆军大佐、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在战后编写的战史专著，约170万字。该文献详细记载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状况，以及太平洋战场各战役日军作战方案的决策内幕。尤其是包含大量日本指挥战争中枢——“大本营御前会议”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全面地揭示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从开始到溃败的全貌，对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太平洋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战争史和日本现代史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这部战史巨著中第3篇第4章第3节的“缅甸作战”，介绍了大本营进攻缅甸和云南西部的作战设想及攻占过程；第7篇第2章“云南及北缅战役”记载了中国远征军1944年发起反攻后，粉碎了日军“断”字号作战，并使日军在腾越、拉孟全军覆灭。
日方整理的战争决策类史料代表性成果，首推美竹书房1962—1980年出版的《现代史资料》 (64) （全45卷，别卷1）及《续·现代史资料》 (65) （全12卷）。其中，《现代史资料》第9册《日中战争》记载了滇缅公路通车不到2个月，日本就制定出《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明确把切断中国赖以输入武器的对外联络线作为日军的重要作战任务。 (66)
《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67) 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主编、朝日新闻社出版的著名历史研究图书。包括资料篇的别卷在内，它共由8卷构成。这套史料长编的第6卷《向南方进军》主要记述日本“南进”政策的历史背景、出台、部署及实施等。其第1编《南方政策外交的展开（1937—1941年）》和第2编《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南进”政策（1940—1941年）》，记载了日本对滇缅公路运输情况的掌握以及封锁滇缅公路策略的制定等内容。
此外，由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纂的《云南正面的作战和缅甸东北部的血战》 (68) ，虽然宣传鼓动色彩浓厚，极度乏味，但对日军进攻缅甸、滇西的作战过程所作的描述颇为细致，是读者了解日军滇西作战的通史类文献。
2. 侵华日军老兵滇西作战回忆录类文献
战后，根据日本厚生省救援局的调查，在缅甸、印度及云南省（怒江西面）的陆军兵力总计303501人，其中战死者185149人，回国者118352人。 (69) 战时日军官兵教育程度较高，因此战后能将个人的战争记忆保留下来，并以建制部队为单元组建日本老兵“战友会”。“战友会”由在军队中属于同一战场或同一部队的人员组成，战后自发成立，在1965—1969年达到数千个。 (70) 战后成立的“全缅甸战友团体协议会”（约230个战友会，15万会员）是日本最庞大的“战友团体”之一。其中，仅参加云南方面作战的日军第56师团成员就成立有“龙兵团战友会”“龙兵团战友会联合会”“龙卫会”“龙一会”“兴龙会”“云龙会”等几十个团体。 (71) 他们最开始制造花名册和战友录进行信息采集，进而组织“慰灵祭”以纪念战争“牺牲者”，维系老兵遗族间的和睦，后来编写联队史。在这些参加过CBI战区作战的日军中，很大一部分日军军官（包括师团长、参谋长、联队长、情报军官、下水官等）、士兵、战地记者、军医等人，以记述集体事件的联队、大队、中队级的战斗详报以及记录个人体验的阵中日志、手记、日记、随笔、报告等为素材，汇编集成大量联队史文献。从史料学视角分析，这些联队史文献中的资料部分属于同时代资料（第一手史料）范畴，极具珍稀性与重要性。
（1） 日军滇西作战师团或联队战记
目前发现战后最早描写日军滇西作战的文字记录是《拉孟—腾越：玉碎的真相》 (72) ，它是日本佐贺县第56师团旧战友会——“云龙会”于战争结束10年后出版的内部刊物。其主要内容根据日军第56师团通讯系统记录下的电报资料汇集而成，作者石井皎是当时日军第56师团司令部的译电员。此外，书中还加进了野炮56联队陆军大尉木下昌巳的战时日志、《公刊战史》以及著者的采访记录，大致勾勒出驻扎于松山、腾冲的日军战况。
日军第56师团步兵第113联队作为兵团的主力部队，在联队长松井秀治的指挥下始终驻守拉孟，活动于滇缅公路沿线。战后，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成员组织成立了“兴龙会”，并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了第113联队的“自传”——《啊！滇缅公路》 (73) 。相比《拉孟—腾越：玉碎的真相》，这本联队战记内容更为厚实。它是一部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的集体回忆录，记载了日军第113联队1940—1945年从日本一路进军东南亚以及滇西的历程。其中，关于日军在怒江作战、占领龙陵松山等地以及拉孟守备队的活动情况所占笔墨最多。因此，这部战记既是日军第113联队的一部回想集，也是第56师团及日军侵略滇西的一个缩影。而日军第56师团另一支主力部队步兵第146联队的联队志《回忆》 (74) ，由140余名日军官兵的个人撰述构成，翔实记述了1942年5月—1945年1月侵占滇西最后战败撤退的全过程。其内容与《啊！滇缅公路》互为补充，当中也不乏该联队驻扎畹町、平达、芒市、遮放、勐戛等地时警备方面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第56师团下属第148联队由于联队长藏重康美及其主要干部全部死于腾冲，战后未能组建起“战友会”，也未留下联队史。
另外，还有多部反映日军在滇西作战的战记和回想集。它们记录的战史虽然重复但各有侧重，如《龙兵团》 (75) 记载了日军第56师团全部战死官兵的名簿，包括士兵的出生地、所属部、战死年月日、战死地点等信息；日军“安”步兵第128联队的作战回忆录《我们的缅甸战记》 (76) 不仅叙写了日军在云南作战的详细战况，还记录了日军滇缅战场失败后成为俘虏在收容所的经历。占领龙陵镇安街的日军归国者所撰写的《镇安街守备队：埋没在缅甸和云南的战史》 (77) 包含大量日军第56师团的战斗详报，可与亚洲史料中心的战斗详报互为参照。其他战记集还有《云南的山缅甸的河：龙兵团卫生队战记》 (78) 《龙兵团第11中队惨烈战斗：菲律宾群岛—东印度群岛—缅甸—云南战线》 (79) 《兵旅的赋：北九州乡土部队70年的足迹》 (80) 《菊步兵第56联队战记》 (81) 《菊与龙：向祖国的荣光作战》 (82) 《炮声》 (83) 《炮烟：龙野炮兵第56联队战记》 (84) 等。
（2） 日军滇西作战官兵个人战记或回忆录
除联队集体回忆录外，一些曾在滇西作战的日军老兵自发执笔，陆续出版了多部私人回忆录。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队长松井秀治战败后回到日本，于1957年发表了他的战地回忆录《缅甸从军波乱回顾》 (85) ，主要内容包括日军占领拉孟以及拉孟、镇安街、龙陵各守备队在占领地的治安肃正、通信、教育和“慰安所”设立等情况。书中穿插日军在拉孟、芒市、畹町、龙陵作战的详细地图，文末还附有“大南方军歌”“龙兵团之歌”“怒江进军歌”等内容。日军第56师团卫生兵吉野孝公的《腾越覆灭记》 (86) ，回忆了日军腾冲守备队在高黎贡山的作战过程及全军覆灭的下场，披露了日军在最后突围战中的作战细节，以及战争结束他本人被俘、被遣送回国的经历。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采访了原日军第113联队幸存的8个知情人，再结合著者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著有《异域的阴魂：通往拉孟全军覆没之路》 (87) ，记录了松山战役日军覆灭的经过。与侵滇其他日军回忆录有所区别的是，此书内容还涉及日军在占领地设立“慰安所”、屠杀当地民众、实施细菌战、进行人体实验等暴行。日军野炮第56联队（团）第1中队（连）观测员太田毅的《拉孟——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 (88) ，也是著者战后通过采访11位松山战役的日军官兵依据共同回忆而著成 (89) ，揭示了1942年5月5日—1944年9月7日，日军松山守备队在松山上鲜为人知的情况以及全军覆灭的结局。拉孟守备队士兵森本谢的《玉碎！啊！拉孟守备队》 (90) 收录了从拉孟战场返回的鸟饲久和早见正则的日记，他们从小兵的视角记述了自己的战争体验。
上述文献是直接记载日军滇西作战的个人回忆录，在缅甸战役日军参战者的个人回忆录中，同样能看见日军侵略滇西的种种行迹。例如，第113联队士兵药师丸章的《我的缅甸云南之战》 (91) 记载了日军缅甸作战的历程，亦对日军进攻云南和龙陵守备队的活动有所记录。日军缅甸战役参战者前田郑雄的《菊兵团缅甸死战记——从光荣的马来之战到地狱战场》 (92) 回忆了著者在缅甸最北部的胡康河谷等地作战的经过，凸显了缅北、滇西热带战场的特殊性。小田敦巳的《缅甸最前线——白骨街道生死之境》 (93) 记述了日军在缅甸各地转战的经过及“备受折磨并落魄”的战争体验。日军第18师团第55联队步兵通信下士官吉田悟的《缅甸补充兵》 (94) 记录了日军旨在阻断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地面部队联络的“断”字号作战，同时较为详尽地描写了日军“菊”兵团的战斗。黑岩正幸的《英帕尔兵队战记——不能走的士兵应该死》 (95) 、平久保正男的《真实的英帕尔——印度缅甸作战从军记》 (96) 、深泽卓男的《祭兵团英帕尔战记：身经百战的大尉所见之地域战场》 (97) ，均回忆了日军在印缅作战的情况，内容以描绘日军在滇缅印战场的惨状为主基调。此外，野口省己以日军第33军参谋的身份著有《回想缅甸作战》 (98) ，三岛四郎从日军军医的角度著有《缅甸军医战记：地狱战场狼兵团的战斗》 (99) ，丸山静雄则从战地记者的视角著有《英帕尔作战从军记：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 (100) ，都为更立体地了解滇缅战场的多面性提供了素材。
就目前所见日方滇西抗战史料而言，这里所作的梳理仅是择要记之，遗漏在所难免。从滇西抗战日文史料利用的现状来看，更有深度的挖掘、整理、翻译与评估等诸多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这些工作的价值主要在于：首先，补阙拾遗。对日本所存滇西抗战史料进行梳理与利用，可以从这些历史亲历者的记忆中建构出历史的“整体感”。由于撰写日军滇西作战回忆录的作者是当时战争的参与者或相关者，他们可为滇西抗战史研究提供详细的情节、过程和背景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既弥补了档案资料不能充分开放的缺憾，更使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实况得以彰显，进而赋予滇西抗战史书写以丰富性与生动性。其次，互为佐证。单从史料内容来考察，日方档案类文献所涉及的层面就极为博杂。其中不仅有大量关于日本在滇缅战场军事战略、策略的规划，也有详密的战役、战术制定过程，还有日军在滇缅战场的军事建设与具体入微的战场战事描述。这些史料，其记录视角虽然各有侧重，但均能从不同维度为滇西抗战研究提供翔实而立体的佐证史料。再者，纠正讹误。目前国内关于滇西抗战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不足也很明显。尤其很多研究大量采用、信用的是事后，甚至是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人口述、回顾或实地调查采访资料，极少使用甚至未使用日军的官方史料，导致某些战事记载出现讹误。若将中国与日本的史料互参、互考、互证，有助于纠正讹误。然而，囿于立场与历史观的局限，日本有关滇西抗战部分史料的记载、评论和表述方式不够正确，尤其是侵滇日军回忆录之类的文献因受到作者身份、立场、动机、认知或情感等因素影响，存在“误、伪、隐”等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也要求国内研究者在利用时务必明辨真伪，多方考证，谨慎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