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鼠疫细菌战
鼠疫作战是日军最熟练、最擅长的细菌作战之一。1943年3—8月，731部队鼠疫细菌战专家增田知贞被派遣来到仰光，担任第31师团军医部部长，指导策划缅甸战场的细菌战。增田知贞是职业军医，精通细菌战理论，也具备丰富的细菌战实践经验，可谓是参与日军细菌战少有的高级专业人才之一。在日军发动浙赣线鼠疫作战后，增田知贞就对其参与实施的细菌战，从实践到理论作了反思和总结，并在1942年12月15日于东京将他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细菌战》的讲稿，公然在一些细菌学、生物学科学家面前阐述了他的细菌战理论：他认为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存在“在敌军中人为地制造传染病流行的可能性，在文明国家的国民间散播细菌能够影响他们的士气”，而“疾病的四处发生将迫使这个国家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去控制它，因而将大幅度地降低这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增田还提出了实施细菌战的具体方法：“细菌战不仅可以使用于敌方作战人员，而且可以使用于敌方领土内的一切生命体，其中包括人群、牲畜、谷物和蔬菜；攻击行动可以以细菌雨、空投细菌弹、发射细菌弹或使用特工人员等方式进行。” (73) 带着这种成熟的细菌战理论，增田知贞随即被日本大本营派往仰光，着手推广鼠疫作战以达成新的使命，即彻底摧毁滇缅公路。日军细菌战部队在腾冲的细菌作战正是按照增田的指导方法进行的。 (74)
滇西沦陷后，日军驻芒市、腾冲等地的防疫给水部队与731部队密切配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滇西各地收集并饲养老鼠，培育鼠疫杆菌，甚至以人体开展活体细菌实验，然后丧心病狂地在滇西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秘密散布染菌疫鼠。特别是1944年，日军面临失败前夕，他们在滇西投放大量染菌疫鼠或向民众注射病菌，致使鼠疫沿滇缅公路由西向东蔓延，导致此期间云南省西部16个县市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才得到控制。
（一） 日军沿滇缅公路投放鼠疫细菌
日本南方军中，有10个部门的人经过专门的培训，被长期安排到细菌武器生产研制部门听候差遣。1942年4月，1支经过伪装的日军特殊细菌战分队（隶属于日本南方军的第56师团），开始沿着由云南至缅甸的边境悄然行进，污染沿途各村落的供给水源。这支队伍被称作“113部队”。它的行进路线沿着中缅边境的怒江进行，从上游开始，一路散播细菌，最后向东到达云南省保山市。113部队的退伍老兵信浓实里曾公开承认：“我在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最频繁的经历，发生在1942年……那时候，更高一级的司令官给我所在分队的领导久恒下令，让他去‘轰炸’缅甸莱梅市的水源。其实就是命令他把细菌放到水源里去。” (75) 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的士兵品野实也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当众下命令让久恒兵长去炸毁腊戍的水源地，而实际上，是让他去施放细菌。当时师团防疫给水部带有培养出来的鼠疫杆菌，这些杆菌放在玻璃培养缸里。” (76) 为了避免霍乱和鼠疫波及驻扎滇西的日本军队，“拿着注射器的日本士兵积极地进行着注射天花、鼠疫、霍乱、疟疾疫苗的工作” (77) 。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1946年的报告，日军侵略滇西时，灾区面积达42120平方公里（大于台湾6286平方公里），涉及人口达100万之巨。战争过程中人口死亡达48842人。其中疫病残废的人口为最多，仅伤寒、霍乱、痢疾三项，普遍流行于1942年，保山死6万人，龙陵死1.1万人。 (78) 这份记载恰有美国国家档案馆揭秘档案佐证：“（日军）曾有过沿雷多公路尤其是云南至八莫以及密支那地区传播病毒的命令。细菌疾病是霍乱、伤寒、白喉和疟疾。日军将会使用飞机，具体使用炸弹还是喷雾尚不明确，时间不明，但是总部在桂林。日本战争部给出了关于传染（疾病）的明确命令。” (79) 方国瑜、冯友兰1944年主编的民国《保山县志稿》也明确指出保山霍乱是因日军投掷细菌弹所致：“（日军飞机）炸后数日，保山城乡到处发生霍乱传染病，猖獗一时。罹病者，上吐下泻，朝发夕死，持续数月，全县约死亡五六万人之多。尔后，连年鼠疫，死亡相继，惨莫可言，此与炸后暴尸太多，更与敌投掷细菌弹极为有关。” (80)
表5.12 瓦房乡部分自然村1942年惨遭日军投放细菌残害调查情况登记表
续表
资料来源：马力生、刘志声、张国龙：《见证历史：滇西抗战见闻实录》上册，第193—194页。
（二） 日军利用活鼠制造污染源
一份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报告显示日军曾要求腾冲—缅甸—云南的家庭每户交纳3只活老鼠 (81) ，美国推测其表明了细菌战的存在。1944年6月，日军从盈江地区撤走。撤走前曾收购老鼠，1月有余本地发生鼠疫，波及村寨119个，发病人数5754人，死亡3041人。据云南省流行病研究所统计：1944—1955年盈江县在全省鼠疫流行的19个县市中，流行时间最长，发病率、死亡率均居首位。日军在盈江期间，用军票哄骗小孩捉活老鼠卖给他们，收集到大量活鼠后，日军立即将研制出来的致命细菌注射于老鼠身上，带到选定的地方把老鼠放掉以传播鼠疫。此后，盈江全县发生鼠疫流行，死于鼠疫者有五六千人。盲璋、沙坡等寨连抬死尸的男人都不够，只好由妇女抬埋死人。 (82)
芒市是日军第56师团防疫给水部的驻地。据《潞西县志》记载：1944年底，日军将要被赶出滇西之前，在腊掌村有鼠疫传播，传染到芒市坝很多寨子，鼠疫被当地民众视作“第二敌人”。1945年3月，潞西光复不久，经中国红十字会随国军53军手术队调查，发现本县鼠类有沟鼠、家鼠、小鼠和鼷鼠，其中沟鼠最多，并在1只将死的鼠身上发现有印度蚤15只。据不完全统计，1942—1952年，全县鼠疫流行点达28个，共发病1608例，死亡840人，病死率为52%。 (83)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梁河。1944年4月，盘踞梁河的日军撤回腾冲后，梁河县的萝卜坝芒东、红坡先后发生鼠疫。本年，梁河县的九保、遮岛克家巷、邦读村等18个村寨发生鼠疫。发病人数333人，死亡235人。1945年，鼠疫在全县19个村寨发生，发病283人，死亡158人。 (84)
1942年5月腾冲沦陷时，鼠疫从缅甸传入瑞丽、陇川、盈江、梁河，再传至腾冲的荷花、和顺、城关、绮罗、团田一带。10余年间，鼠疫流行全县47村，发病1804人，死亡400人，病死率22.17%。据李根源先生记载，腾越厅旧属各县，1944年因染鼠疫而死1700余人；1945年死1200余人；1946年死500余人。 (85) 腾冲鼠疫严重情况从云南鼠疫防治委员会及滇西防治鼠疫经费申请函中可见一斑：
卫生署呈行政院，据云南省卫生处处长缪安成呈，请拟设防治鼠疫机构等情转呈鉴核备案，卫生署呈行政院为云南腾冲一带鼠疫流行，请拨防治专款，敬祈分别迅予核拨。云南省政府呈行政院，据卫生处长呈，为芒市鼠疫严重请转呈加拨专款俾资接济并亲往防治一案请鉴核示遵。卫生署呈行政院，据云南省卫生处呈送三十四年度防治鼠疫费分配预算请查核。云南省政府呈行政院，据卫生处呈请求追加三十五年度鼠疫防治费，请迅核拨示遵。卫生署呈行政院，据三十五年全国卫生会议议决，请于云南省西南设立专门防治鼠疫疟疠机构，及在东北设置鼠疫防治处案请核示等。 (86)
有关德宏地区鼠疫的流行，从日方的资料中也能得到证实。日军第56师团的《战时月报甲》资料上不但记载“有关芒市地区发生的鼠疫，各部队严格防疫，至今军队内还未发生疫情。居民中自7月下旬以来没有新患者，只发现若干只有菌鼠，预计疫情离终结不远了”，更有如下描述：（1942年）7月4日接到情报，在芒市附近等线（旧称等相）、那冉（旧称那院）、蛮固（旧称蛮国）、蛮幸诸部落20多天前发现大量死鼠，已有20多人死亡。师团立即切断了从疑似症发生地通往芒市的交通，等线部落调查的结果越来越让人怀疑是鼠疫，遂将防疫供水部的主力移动至芒市，对死鼠和患者的可检物实施细菌检测，考虑到会有继发性，还请求军队派遣鼠疫防疫班。7月6日发现有菌鼠，接着于7月9日从患者的可检物中检测出鼠疫菌。7月15日在蛮孔发现了疑似患者，7月20日从蛮密居民死亡者的可检物中证明了鼠疫菌，判定为真性患者。22日从芒市北端难民区的死者中检查出鼠疫菌，另一方面7月11日在畹町、7月15日在龙陵以及遮放、7月28日在镇安街出现了有菌鼠。在此期间师团委托防疫给水部以及军队鼠疫防疫班进行防疫，同时参谋长带领军区成员亲自进行防疫的指导、实施、监督，各队的防疫工作得以完善处理。幸好之后没有再发现有菌鼠，此外地方也没有再出现新的患者，疫情逐渐趋于稳定，师团仍持续实施防疫工作。 (87) 这段历史，在德宏当地的文史资料中也有对应：1942年8月初的一天，日军押着抬着大片铁板的民夫来到了芒满寨子边上。他们命令民夫们将大铁板一片一片地立起来，在铁板的边缘处开小孔，用铁丝将铁板连接在一起，围着寨子造起了围墙，将芒满寨子全部围了起来。村民们惊慌地赶来，不知道日军到底想要干什么，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也无法提问，只能慌慌张张地乱作一团。下午日军终于带来了翻译，向村民宣告：“请大家马上离开村子。每个人只能带一件行李和一份食物和衣服走，其他一切都不能带走。离开村子后再也不能回去。因为这个村子发生了鼠疫，皇军为了避免传染，决定放火烧掉整个村子。”村民们听到后犹如晴天霹雳，也有人当时就吓呆了。日军一边催促大家尽快出村，一边准备点火。村子里的人扶老携幼，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不久日军就在村口封锁了铁板，向村内扔进10余发燃烧弹。爆炸声响彻云霄，猛烈的火焰直冲上天，牛、马、鸡、鸭子在火焰中持续哀号。这个村子就这样被烧毁了。村民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屋、财产。等相寨也发现了鼠疫病人，日本人依旧派民夫抬去了大铁板，准备烧寨子。村民急急忙忙跑到芒核奘房告诉大佛爷，芒核大佛爷邀约了拱母奘房的大佛爷并村上的老人，风风火火地跑到弄莫找“维持会”，通过“维持会”向日军请求不要烧村，一时间群情激愤。日本人见民怨很大，才不得不取消了烧等相寨的行动。 (88)
关于日军在滇西沦陷区实施鼠疫细菌战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证——方正绍（原芒市土司属官，原住芒市镇南里）。日军入侵潞西后，方正绍一家24人逃难，逃到法帕乡遮晏寨18人，逃到城郊乡芒茂寨6人。而方正绍本人被日军强迫在洗马塘（今德宏州军分区院内）日语会话班学习日语1年左右，学成后为日军当翻译。1944年秋，日军给方正绍打了1种防疫针（芒市城郊、城西的大部分傣族群众都打过此针），并在其小指上染1个红点。一天早上，方正绍在家休息，发现院场有2只死老鼠，尾巴是秃的（被剪去约5厘米）。他将死老鼠丢掉，后又发现在屋梁上跑着的老鼠也死去了2只。下午，方正绍开始发高烧，小腹发痒、红肿，日军知道后，即派穿白衣服的人将方正绍抬到日军战地救护车上，将其胯下的淋巴割去1块，并给他吃药打针，一番忙乱后，又把他抬回家，用铁板将他家围了起来，不准其家人外出，吃饭由亲友送。日军每天还派人来清点人数，不许少1个。原来，日军是在方正绍身上做鼠疫试验。1944年年底，中国军队反攻，不断派飞机轰炸驻扎在芒市的日军。这时，方正绍家已被围困近4个月，方的父亲再三要求后，日军才将方正绍送入日军卫生院。 (89) 日军败退后，方正绍幸存下来，但身体上残留了大块伤痕。当时日军放置的铁板也留在了方正绍家里，用作屋顶和墙壁，与当地百姓使用竹、树、石头和泥土所建的房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铁板也成为日军在方正绍家附近实施鼠疫实验的铁证。
日本学者山田正行1998年在滇西调研时，见到了方正绍。山田当着方正绍的面，承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并作了个人反省和道歉。方正绍的词证内容如下：
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偿还血债
日本从1942年5月到1944年12月，侵略了我的故乡——中国云南省潞西市。日军杀死了很多无辜的农民，给潞西市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严重创伤。日军的侵略行为是非人道犯罪，为此我们严正要求得到赔偿。
我是今年73岁的傣族老人，至今没有撒过谎。我们傣族人性情温和，是把诚实作为美德的勤劳民族，把不仁义和谎言当做耻辱。我想一边叙说自己的亲身体验，一边控诉日军侵略行为的犯罪事实。
1942年潞西市被日军侵略的时候，我是正在学校学习的孩子。可是由于日军的侵略，不仅我的学习自由、孩提时的幸福被全部夺走，还受到了实在无法弥补的伤害。为了避开日军的残酷迫害，我们家像其他人一样带着老人和幼小的孩子离开了故乡。空荡荡的家，荒废的田地，学校停课，那个凄惨的景象，在还是孩子的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日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实施“三光”政策，犯下了烧、掠、抢、奸等滔天罪行。还是孩子的我目睹了日军杀害无辜的农民、强奸女性、点着房屋使全村成为火海等非人道罪行，我的内心受到很大伤害。当时处在朝不知夕、惊慌惊恐的时代，人们过着不安的生活。到处都堆满了像山一样的尸体，到处是哭声、熏烟，村子里景象非常悲惨。在被日军侵略的各处，人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像天堂一样美丽的我的故乡，由于日军侵略而成为人间地狱。
日军在潞西市设置“慰安所”，强制本地的女性充当慰安妇。当时芒市设置的“慰安所”（现芒市第一小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慰安所”里，慰安妇一个人一个房间，在房间的门上写着号码和名字。从“慰安所”里经常传出悲惨的喊叫声和哭声。
芒市物产非常丰富。一到秋天，农民们开始收获农作物。农作物对他们来说是一年劳动的成果，是支撑全家生命的重要物资。可是，日军大白天在农作物上点上火，一边看着火，一边高兴地唱歌。而且点燃百姓房屋是家常便饭的事。因为当时傣族人住在用竹子和草建造的房子里，房子转瞬间就被火海包围而烧毁了。村子里虽然也有用土建造的房屋，但由于大火，土被烧得通红。为了让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为了实行教育，现在也还被保存着。同时，日军还进行了文化侵略，实施奴隶化教育，芒市成立了许多日语会话学校。
最让人不能饶恕的是，把中国人不当人看。日本即将战败前的1944年，在芒市实施了细菌战，残酷杀害了潞西市的人民。这年年初，日军命令百姓交出活老鼠，他们用鼠做什么？吃吗？确实怀疑他们真的做了什么。当时，我被日军捉住，被强制接受注射，可是注射时皮肤就变了色，变成了黑色。我在家的园子里发现了两只死老鼠，把它们埋在了院子里。之后我就发高烧病了。日军用铁板把我家围起来，实行严格封闭。我由于高烧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后来听说日军把我送到卡车上做了手术（采访时，证言是在卡车上做了手术——笔者注）。日军用小刀剔掉了我左脚下和膝盖处黑颜色的部分。剔取的部分大约重500克，伤口大约20厘米，现在我的身体仍留有伤痕。由于鼠疫而死了很多人，有不少人全家因鼠疫而死。我的祖母就是因细菌而死的。日军解剖了祖母的尸体。可是现在都不知道解剖了之后尸体被埋到了哪里。违犯死者的意志，解剖尸体最令傣族人厌恶，可是日军满不在乎地解剖了尸体。细菌战以来严酷的灾难一直持续着，直到人民解放军来了之后，人们也一直与鼠疫作斗争。细菌战是日军造成的最大灾难。
以上是我亲身体验过的日军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必须向中国人民谢罪，同时给予赔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50多年，恢复中日友好交流和外交关系也已有30年。可是，到现在日本政府一次也没有道歉和赔偿过，甚至否定战争的历史事实、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继续欺骗着日本国民。这样的事不仅中国人，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绝不会允许。
日本政府应该在反省的同时进行谢罪，还必须重新认识历史。如果日本政府深刻反省，不仅能得到中国人和日本人，还能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原谅。爱好和平才是中日友好的基础。
我还想忠告日本的军国主义，请明白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不可小看今天的中国。从前那种“大东亚帝国”之狂梦不可能再次实现。
我们想请日本偿还血债。我们有很多的证据。日本政府必须承担罪责，必须道歉和赔偿，必须深深地悔改，重新走和平之路。
我将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事实，为正义而不断战斗。
但我们与日本国民的关系还是友好关系。也希望日本国民理解、明白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
受害者方正绍
1998.12.26 (90)
方正绍的证言不仅陈述了日军实施鼠疫细菌战的情形，还指出了日军在滇西杀人、放火、强奸等暴行。可见日军对滇西人民的毒害之深。更为阴毒的是日军撤退之前，给“维持会”里的每个办事人员发了1帖证明。因为日军每逢街天就封住所有路口，给赶街人每人注射1针黑药水，给有证明的人注射1针白药水，跑得快的群众则免遭1针。王茂才是土司署的傣文文案，傣族作家，又是“维持会”的成员。他平时不愿对日军凑捧献媚，为人耿直，日军就给他注射了1针黑药水。后来，王茂才全家6口人染上鼠疫病，都死去了。再后来，盈江全县鼠疫大流行，凡是注射过黑药水的十有九死，大部分人都被传染上了鼠疫。这次鼠疫流行，全县共死亡几千人。 (91) 据史料记载，“直至中国远征军反攻，血战多日，日军自知穷途末路，狗急跳墙，惨无人道地埋下地雷，撒下细菌，鼠疫流行。腾冲恢复后，被地雷炸死炸伤总计五百人以上。被鼠疫害死的，只腾冲西北区就死一万四五千人。南甸、干崖等司地死于鼠疫的，据各司总结不下万数人” (92) 。其中，关于南甸、干崖等地的鼠疫详情，1945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出版的《流行病学资料公报》第1卷第12期有详细记载：“1944年四、五月开始，在腾冲县南60公里的Lo⁃Pu⁃Shih⁃chuen附近的芒东和小红坡两村首先发现死鼠，7月在当地居民中开始出现人间鼠疫病例。在围绕Lo⁃Pu⁃Shih⁃chuen镇河谷内的48个村寨中，9个村寨有鼠疫病例：拉勐（Nameng）9例，全部死亡；小红坡（Hsiaohungpo）24例，14例死亡；李索（Li so）28例，24例死亡；小芒（Hsiaoman）9例，全部死亡；胡东（Hu⁃tung）5例全部死亡；齐卯（Chimao）6例，4例死亡；金勐（C⁃hinmeng）2例，均死亡；芒东50例，35例死亡；芒曹（Manchao）3例，均死亡。于是在1944年七、八月间发病总数为136例，死亡105人。在此次流行中，腾越厅属的干崔（Kanma）和镇缅边境拉撒（Lacha）镇之间的整个区域均被波及……鉴于一次更为严重暴发于12月中旬在腾冲以南45公里的南甸镇出现，中央卫生署派遣了包括流动防疫、细菌检验和环卫工程的防疫队到那里与包括美军医疗队在内的其它防疫力量合作进行防治。”上例资料说明：1944年不仅梁河县的萝卜坝曾严重流行鼠疫，而且由盈江县的旧城（干崖旧称）至今陇川县拉撒之间也有流行；同时遮岛（南甸旧称）于12月中旬也爆发了鼠疫。 (93)
1944年前后，鼠疫流行到怒江东岸的保山、施甸一带。1946—1947年，保山全县鼠疫发病556例，死亡193例 (94) ；施甸县“先后在西平街、仁和桥、人楼、城关等自然村多次流行鼠疫，共发生病604例，死亡206例，属全省15个近史疫区之一” (95) 。
这次滇西鼠疫由滇缅公路自西向东蔓延，先后侵及云南西部16个县，包括瑞丽、畹町、陇川、芒市、龙陵、盈江、梁河、腾冲、施甸、保山、永平、大理、下关、巍山、弥渡、祥云。缅甸与滇西毗邻的八莫、南坎鼠疫流行也很严重。
表5.13 1944—1953年滇西鼠疫流行伤亡统计表
单位：人
资料来源：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结合上表调查统计汇总，日军在云南使用生化武器，使云南平民感染霍乱、鼠疫和回归热等病共计167309人，致死141448人，幸存者2586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