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滇西沦陷区的性暴行

滇西沦陷区是日本侵华的重灾区之一，当地日军性暴行的普遍性和残忍性实属罕见。日军在滇西沦陷区的性暴行既包括广泛实施“慰安妇”制度，亦包括毫无人类羞耻和道德底线，不受任何约束，对滇西沦陷区普通妇女的各种目不忍视、耳不忍闻的性暴行。一方面，日军在滇西沦陷区实施的是一套完备的“慰安妇”制度，“慰安所”遍布滇西沦陷区，其中受害妇女来自朝鲜、东南亚、中国台湾和东北等地，也包括日军从滇西当地掳掠的妇女；另一方面，日军其行为是无组织、随意地奸杀当地妇女的性暴行。滇西地区老百姓的住宅、祠堂、学校、寺庙，甚至街上、路边、野外，都发生了大量日军强奸妇女的事件。

梳理国内外（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滇西沦陷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先行研究，可发现制度性的“慰安妇”个案研究较为深入 (102) ，但整体状况尚不清晰；相比之下，关于日军更为普遍、更加灭绝人性的肆意奸淫杀戮妇女暴行的考证，还有许多重要史料处于零散状态，亟待系统考证与梳理。众所周知，为毁灭罪证，日军在战败投降前后销毁了大批历史档案，有关“慰安妇”制度的“劣迹”文献、档案以及军史战史，多被付之一炬。而战后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是因为查阅相关文件受到限制，如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数千卷军事计划和行动记录以及野战日记、日本警方在亚太战争期间准备的所有文件、内务部和殖民事务部编写的正式记录都没有完全公布或开放。 (103) 日方资料的缺乏，以及滇西当地相关史料和证据因各种原因保护和整理的时断时续，导致对抗战时期滇西沦陷区日军　“慰安妇”制度问题的研究只能零散展开，未成系统，甚至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滇西各地文史部门经过艰苦的调查和采访，整理形成了一些珍贵的受日军性暴行侵害妇女的口述资料——既包括原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的自述证言，也包括历史亲历者的旁证。战后日本也相继出现了一批曾在滇西作战的日军第56师团老兵相关的日记和回忆录，其中不乏“慰安妇”制度在滇西实施细节的描述，这对补证中方资料、还原日军滇西性暴行的历史真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滇西地区至今仍保存着较为完好且最能证明日军滇西性暴行的“慰安所”及相关遗址遗迹，成为与口述资料来源的人证相呼应的物证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以及滇西各地档案馆，陆续发现、整理并公布了一批有价值的反映日军滇西性暴行的历史档案资料；滇西各地的市、区、县志中也都有相关内容的记载；以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三亲者”回忆材料为主的当地政协文史资料的相继出版更是起到了“辅史学之证，补档案之缺”的积极作用；《中央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扫荡报》等抗战时期极具影响的报纸媒体对日军滇西性暴行的相关报道等，构成了一条反映日军滇西性暴行的“文献证据链”，从而形成了除人证和物证之外的书证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