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资源掠夺
入室掠夺是日本军队在占领初期和不能完全控制的游击地区进行掠夺的主要方式。日军一般采取入户抢夺的方式解决军队的给养，铁蹄所向，烧杀掳掠。凡是当地居民未来得及转移或藏匿的钱财、粮食、机器、牲畜、古玩、字画、图书、文物，莫不劫取。驻松山日军一边杀人放火，一边大肆抢掠财物。据摆达、连厂、团坡、松坡寨、田头寨、竹子坡6个寨子的不完全统计，这些地方被抢劫粮食52万公斤，猪1015头，牛664头，耕牛13头，骡马63匹，山羊142只，半开（近代云南流通的一种货币）6000多元，鸡禽被抢劫殆尽。 (53)
1942年5月10日日军攻陷腾冲之时，在城内大肆搜索，城内公私财物全被日军所占。此前，腾冲商会恰由缅甸密支那运来大米3000余驮，盐局囤积食盐亦多。据腾冲县政府1946年调查统计，当时各商号损失的物资有：花纱、布匹、洋杂约9302驮，药品87驮，瓷器、文具约33驮，印刷机件、纸张、用具约101驮，杂货790驮，书箱约48驮，铁器约33驮，玉石约30驮，皮箱、皮件约24驮，合计约1.05万驮，折合78万余公斤，价值折合国币8234.63万元（当年物价）。 (54) 日军同时利用城区流氓作探子和向导，分小队在各乡活动，纵掠四乡富户。日军掘地三尺，当地百姓多被抢掠，藏物尽被劫走。
驻滇西日军为解决生活所需米菜等食品的供应，手段百出。“腾冲各地，素乏食盐，沦陷前民间盐量，最多只敷半月之用，敌入城后既获四千余担，汉奸辈遂教其以盐易菜之法，贫民以淡食难堪，遂相率以菜向其易盐，于是敌军遂得丰富之蔬菜。米则由商会由八募运来之公米数千包，食完后则搜刮市区富户存谷，并向各乡苟派谷子，搬往叠水河碾成白米，至于鸡、猪、牛肉、鸡蛋则向四乡纵掠。” (55) 这一情况在日军第56师团在1942年6—7月的《战史月报》中也有相应记载：“在腾越，以食盐为首的食品粮货与以棉布为首的杂货虏获众多，这便于我军输出劳力，搜集生肉、野菜等操纵居民所行之事。” (56) 1942年6月，日军初进腾冲中和乡，在蝙蝠洞将姜永福父子为全村放牧的300余头黄牛、水牛，80余匹骡马全部劫走。8月24日，日军对中和乡进行大扫荡。从战后中和乡上报的财产损失数据看，后果惨重。而事实上，由于战乱，日军在滇西沦陷区掠夺的许多财物根本无法统计。
表3.14 农会渔会之基层会员及农社生产合作社用
民营农业渔业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
资料来源：《农会渔会之基层会员及农社生产合作社用民营农业渔业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1942年8月18日—1944年5月），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014/00008/015。
腾冲县救济院是全县的一个慈善机构，以解决民间疾苦为主旨。它专门救济社会上的鳏寡孤独和贫苦市民。凡无人照顾的，每月可领救济金；生病无钱医治的，可免费治疗；死后无人料理的，可领棺木埋葬。腾冲沦陷后，民众为避免被敌人蹂躏，多退居腾北，救济事业亟须扩大，“乃由士绅及前之救济院组织战时难民救济委员会，从事筹集款物衣服药材等，并于界头成立难民送诊所，免费发给药物，同时组织医疗队巡回医疗。冬季举办冬赈、难民难侨受益不浅” (57) 。腾冲被日军攻陷后，救济院财产被日军所夺，救济院被迫停止运作。
表3.15 人民团体机关私人通用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救济院）
资料来源：《人民团体机关私人通用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救济院）》（1942年5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014/00008/015。
日军的侵略共造成德宏财产损失140922233.9元。这对于一直处于迟缓发展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而言，损失是极为惨重的。
由于日军入侵，德宏各设治局和土司署应收的粮款3年未收，素以擅长种植水稻的德宏傣族稻谷业受到严重破坏；日军的抢掠、焚烧和强行征派，使德宏粮食市场极度萎缩，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日军对耕牛的毁灭性掠夺加之瘟疫流行，使耕牛几近绝迹，当地农民丧失了重要的生产工具。因而德宏光复后，大片耕地已成荒地。战后头几年，全州29个坝子30余万亩良田收成每年减少三成以上。德宏农业经济至少倒退了几十年。
由于日军的入侵，滇西沦陷区各族群众的家庭用具几乎被抢光、烧光，稻谷粮食悉数被掠，家禽和牲畜被搜刮殆尽，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大量丧失。消费品，特别是副食品、纺织品、煤油、火柴、药品等极为匮乏，物价飞涨，社会生产全面衰退，经济状况恶化，滇西各族人民贫困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日军撤退时的肆意破坏，使道路千疮百孔，桥梁毁坏殆尽，交通运输陷于瘫痪。据国民政府战后统计，滇西战时金钱数字损失总额约500亿元。 (58)
日军的上述经济管控，尤其是通过发行军票这一“炼金术”掠夺占领区居民的财产，人为制造通货膨胀，使滇西沦陷区居民的生活陷入困境。日本战败时，腾冲反攻战役是一场规模较大、战斗时间较长的焦土作战。战后的腾冲百业颓废，财枯力竭。收复后的腾冲县城，由于遭受飞机轰炸、炮击枪射，无一间完整房屋。公署、学校、城楼、牌坊、古迹、民宅和店铺全部毁坏，原本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的城镇，只留下残垣断壁、碎瓦烂屋。据1947年统计数据，滇西人口比战前减少了26%以上，经济损失总额约达500亿元。概言之，日本在滇西沦陷区的经济统治以武力威胁和劫掠为主要手段，具有野蛮性；扶植并利用伪政权对滇西经济进行巧取豪夺，具有一定隐蔽性；炮制工商会等日伪组织，对滇西工商业、金融业等行业进行统制，具有严重破坏性。经过战争的破坏和日本的疯狂掠夺，滇西人口锐减，家舍变为废墟，田园化作焦土，经济基础遭到严重摧残，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倒退，以至于战争结束后几十年内，滇西再难重现往昔的繁荣盛况。
(1) 朱冬生编著：《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2) 外務省通商局『雲南事情』、外務省通商局、1911年。
(3) 小野浩毅『雲南事情』、參謀本部、1916年。
(4) 『岡新六殖產局勤務ヲ命ス、雲南地方ニ於ケル鑛物調查事務囑託』、“台湾総督府”、2887/27、1918-05-01、第5卷、第141頁。
(5) 『辻勝治郎殖產局勤務ヲ命ス、雲南地方ニ於ケル鑛物調查事務囑託』、“台湾総督府”、2887/27、1918-05-01、第5卷、第141頁。
(6) 『大村信夫殖產局勤務ヲ命ス、雲南地方ニ於ケル農事調查事務囑託』、“台湾総督府”、2887/28、1918-05-01、第5卷、第146頁。
(7) 『藤村俊房雲南地方調查事務ヲ囑託』、“台湾総督府”、3207/75、1921-05-01、第5卷2、接續3206冊、本冊文號自41開始、第256頁。
(8) 『鄉間正平雲南省ニ於ケル殖產調查事務囑託』、“台湾総督府”、3453/61、1922-03-01、第2卷、第344頁。
(9) 『粕谷廉二雲南地方調查事務ヲ囑託ス』“台湾総督府”、3749/34、1923-03-01、第2卷、第170頁。
(10) 『小谷淡雲南洋制度經濟調查事務囑託、手當』、“台湾総督府”、4012/62、1925-12-01、第5卷、第350頁。
(11) 『中野勇吉雲南地方調查事務ヲ囑託ス、勤務』、“台湾総督府”、4055/21、1926-07-01。
(12) “台湾総督府総督官房調査課”『南支那及南洋調査』、“台湾総督府”、1924年。
(13) 陈艳云：《日本“南进”东南亚与台湾总督府关系研究（1895—1945）》，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14) 東京商工会議所調査部『支那経済年報·昭和12年版』、改造社、1936年。
(15) 李涛：《早期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滇缅贸易（1644—1949）》，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2年，第38页。
(16) 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68页。
(17) 《资源委员会滇缅沿线物资抢运及积存数量与损失等情形》（1942/05/05—1945/11/13），台北：“国史馆”藏，003/010309/0240。
(18) 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19)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20)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21) 腾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42页。
(22) 李光信主编：《腾越文化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23) 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页。
(24) 腾冲县轻工业局编：《腾冲县轻手工业志》，腾冲县印刷厂1985年印，第64—65页。
(25) 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县志》，第271页。
(26) 龙陵县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龙陵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7页。
(27) 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县志》，第379页。
(28)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29) 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县志》，第368页。
(30) 云南省课题组编：《云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选辑》，第353—355页。
(31) 李涛：《早期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滇缅贸易（1644—1949）》，第86页。
(32) 小林英夫『日本軍政下のアジア：「大東亜共栄圏」と軍票』、岩波書店、1993年、4—5頁。
(33) 清水善俊『支那事変軍票史』、三好印刷株式会社、1971年、5頁。
(34) 太田常蔵『ビルマにおける日本軍政史の研究』、485—486頁。
(35) 叻币是马来亚、新加坡与文莱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由英殖民地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发行单位是叻屿呷政府。
(36) 疋田康行『南方共栄圏：戦時日本の東南アジア経済支配』、多賀出版、1995年、242—243頁。
(37) 池振南、林伟雄编著：《铁证：透过货币看日本侵华罪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104页。
(38)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著：《滇西抗日战争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39) 董思聪：《滇西发现一套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发行的军票》，《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第131页。
(40) 品野実『異域の鬼——拉孟全滅への道』、160頁。
(41) 太田常蔵『ビルマにおける日本軍政史の研究』、486頁。
(42) 《侵占滇缅的“急先锋”——日军第56师团第146联队志》，云南省龙陵县政协委员会、云南省社科院保山分院滇西文化研究基地2019年编印，第16页。
(43) 江春昊：《梁河沦陷前后》，德宏州政协文史委编：《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44) 《云南省政府关于依法处理龙陵县伪维持会长李春彩的训令》，保山地区行政公署史志办公室编：《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4辑，保山报社印刷厂1990年印，第386页。
(45) 张传：《腾冲沦陷记——一份记录日军侵陷腾冲的珍贵文献》，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第476页。
(46) 腾冲县和平乡、甸左乡、罗坪乡和爱国乡等乡。
(47) 《云南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李国清致民政厅代电》（1944年1月21日），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444页。
(48) 《腾龙边区沦陷后的敌情报告》（1943年1—12月），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14集，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49) 《侵华日军强制发行军票》，德宏州史志办公室编：《德宏历史资料——抗日战争卷》，第538页。
(50) 『第4.治安状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433900、第56師団戦時月報 甲昭17.6.1—17.6.30/ビルマ/南西/陸軍一般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1) 余戈：《日本“军票”：经济掠夺的罪证》，《军营文化天地》2004年第7期，第26页。
(52) 《腾冲县长张问德呈〈腾冲县政府反攻前后各种情形报告书〉致民政厅代电》（1944年8月28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548—549页。
(53) 梅学达：《日军在松山一带制造“无人示范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龙陵县委员会编：《松山作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54) 保山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山地区志》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58—659页。
(55) 张传：《腾冲沦陷记——一份记录日军侵陷腾冲的珍贵文献》，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第477页。
(56) 『第4.治安状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433900、第56師団戦時月報 甲昭17.6.1—17.6.30/ビルマ/南西/陸軍一般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7) 王人龙：《腾冲龙陵的失守与收复》，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67页。
(58) 狄超白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