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奴化教育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日本侵略者将推行用日语教育取代汉语教育作为奴化教育的重要措施。奴化教育在滇西沦陷区实行一段时间后，日本奴化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以学生为主体，而是扩展到当地社会。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只要具备学习日语的可能性，都是日军同化的对象。因为有当地伪政权的辅助，日军在滇西沦陷区的日语教学推广逐步开展。日军第113联队士兵高锅铁雄参与了“行政班”在龙陵的日语教育活动。据他回忆：“行政班”当时集中了当地30余名居民教日语。这些居民学历相对较高，相当于日本的中学水平。日军培训他们的目的在于让他们学成日语后为日军做翻译。不仅如此，空闲时，“行政班”的人员会穿上当地人的便衣，深入居民家中，跟居民们相互教学日本的流行歌曲以及中国的歌曲和舞蹈等。龙陵县县长及警察局局长也会参与日军的指导教育活动，他们很积极地支持日军的活动。 (14) 此外，日军还在滇西沦陷区百姓中推广日本水稻“板秧”育苗、种菜技术等 (15) ，进一步渗透日本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

潞西沦陷后，日军在潞西的印金寨附近办了1所日语傣语互译学校，目的为培训翻译官，对象为当地傣族、汉族等。 (16) 日军在滇西沦陷区不遗余力地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将土司上层、属官和一些童工强送日语专科学校进行奴化教育。勐卯土司衎景泰生前回忆，日军侵占勐卯期间，强迫他学日语达2年之久，并强招傣族青年60人进行训练。 (17) 同时，日军强迫景颇族、德昂族群众70多人先学日语，再当差做苦役，并强迫他们在行军途中只准讲日语。日军还在芒别村（隶属潞西市风平镇）办了一个童工训练班，挑选10多个13—16岁的读过几年书的童工，由一名日本教师给他们上课。早上起床出早操，早操后上课。当时光平村的屈绍联、尹可学、尹可孝等都去读过。 (18) 日本侵略者不择手段地对中国人强迫实施日语教育，其实质是一种强迫的语言同化行为，目的无非是想让日语吞噬掉汉语，让中国人民通过学习日本语言，潜移默化地接受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思想价值观念，最终认可和归顺“大日本帝国”。

由此可见，奴化教育是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长期战略规划中的重要一环，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是日本民族侵略和压迫政策的产物，是比军事侵略更深层次、更恶毒的侵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