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鸦片毒化
制毒贩毒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肮脏罪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开始，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继英国之后，又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形式就是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通过大量生产、销售鸦片等麻醉品，麻醉中国人的意志，同时获取巨额利益，而这些利益大都转换成军费，用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这种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的“国家犯罪”，在东京审判中被揭露出来，震惊了国际社会。 (47) 在东京审判的法庭起诉书中，检察方用了相当的篇幅，起诉日本政府和军方有组织地利用鸦片“削弱人民的抗战意志”，并使其收入成为“侵略战争的准备及其进行所需的财源”，甚至“用于日本政府在占领区扶植的诸多傀儡政权”的罪行。 (48) 而大量证据也表明日本在全面侵华的过程中，在大量占领地实施毒化政策，将鸦片等毒品作为毒害中国人民的特别武器。
现有史料证明日本在占领滇西后也在当地实施了鸦片毒化的肮脏手段。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有两个可耻的目的：一是利用毒品的生产、制造、贩运和推销，搜刮社会财富，筹集军费，以战养战，扶植傀儡政权，维持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二是利用麻醉品大量毒杀中国人，欲亡国而灭种。 (49) 因此，1942年5月，日本占领我国西南边疆各地后，为了麻醉当地人民的思想，削弱当地人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为了聚敛钱财，便授意当地伪政权推行毒化政策。其主要途径就是破坏禁烟法令，放任种植鸦片，鼓励当地民众吸毒、公开售毒，致使边地民不聊生。
滇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英属殖民地印度、缅甸——最大毒品产地毗连，深受其害。许多百姓选择种植罂粟，而凭借“地利”之便，公开贩运与吸食鸦片的现象不足为奇，处于这个网络要冲的腾冲一度成为民国时期滇西地区最大的毒品集散地。1935年，国民政府发布了“三年禁毒、六年禁烟”的命令。云南根据边省实际，报经国民政府核准，采取了分期、分区禁种，同时禁运、禁食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龙陵原是产烟区，但此时已经基本禁绝，昔日种植罂粟之地已改种了豆麦菜黍。日军占领滇西后，即宣布逃难者如能返回即奖励栽种罂粟，不收任何捐税。接着，日军命令伪县政府，强迫民众大量栽种罂粟，并以粮油与烟民换大烟。于是，民众被逼无奈，只能以鸦片为生。据统计，一般民众经济上80%靠鸦片维持。日伪收取大烟时，要被伪县政府抽收20%烟税。一切均以鸦片作等价之物，如日伪征用役夫，也以鸦片充工钱。在这样的烟风毒雾之下，很多青年学会了吸毒。 (50)
日军占领腾冲后向群众宣称“回县者均可种植鸦片，免费供给烟种” (51) ，又通过伪县政权下达种烟命令，允许大烟公开交易，用糖和盐向群众换取大烟和吸大烟的免抽壮丁等，从而使烟毒变本加厉地在腾冲肆虐横行起来。腾冲伪县政府成立后，“金震西、尹希贤、杨学时、李仲修、王惠伍、魏雨田、李绍福等出任秘书、科长，月薪国币八千元，其职务分配尚在详查中，惟全属吸食鸦片者” (52) 。烟亩税也成为日伪政权的收入来源之一：“鸦片税：腾冲自城池沦陷后，敌军督率民间种烟，伪政府于各乡村街市，设局收税，值百抽五，又奖励运食鸦片。去年（1943年）10月，界头失陷后，西北两区，亦大种鸦片矣。其毒化吾民如此。” (53) 腾冲草坝街、缅箐街甚至形成了鸦片市场。日军“行政班”班长田岛寿嗣到腾后更是“身体力行”，“其衣服一仿腾民装饰，又效腾民吸食鸦片，每闻日约需三两烟油，随到一处，必陈设烟具，与商绅首望横枕受用，畅谈一切。传闻彼谓：腾民吸烟者多，非如此，不足以与民间打成一片，其用心之微如此，亦大奸险矣” (54) 。根据《云南省民政厅为遵令填报敌人在沦陷区施行毒化情形表祈核转呈（1946年5月16日）》记载，对于不服从日军统治的腾冲民众，田岛寿嗣强迫人民吸食鸦片，并宣传种烟，导致鸦片的种、运、吸、售肆无忌惮，以至于腾冲沦陷2年里，沦入黑籍之烟民特别多，且积习过深，为战后社会恢复与管理带来极大麻烦。
日本对滇西沦陷区少数民族施以同样伎俩。在滇西沦陷区及滇南南峤、沧源岩帅等地，日本鼓励、收买当地人民种植罂粟，毒化民众。据云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因为日军收买佤傣等民族种植鸦片所呈电文记载，沧源县所属岩帅等处近到日军一部，收买本地佧佤、摆夷各族鼓种鸦片，违抗政府，以致“敌方……图虚……鼓励人民大种鸦片，而以高价收买运至泰京一带，一般无知夷民见利忘义，多中毒计” (55) 。在梁河县，日本则直接摊派每乡缴烟土2500两，大小19乡，共派47500两，实际是强迫人民种植罂粟。 (56) 1943年10月后，日军在大塘、河西、蒲川一带种植鸦片，致使槟榔江一带烟苗甚旺。日军强迫边民种烟期间，缅甸之鸦片也乘虚大量流入，奸商四起，纷纷收购烟土偷运到内地，有的甚至勾结军人搞武装走私。斯时，下关、保山等地市几乎成为烟土集散地。烟毒泛滥给滇西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它不仅导致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还摧残了滇西人民的健康，腐蚀了人民的思想。日本侵略者利用鸦片这种“软武器”大量制造烟毒患者，其罪恶目的无非是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大量制造鹄面鸠形的残废之人，以长期奴役中国人民。一言以蔽之，日军用鸦片施以毒化的罪恶行径打断了国民政府的“禁烟”活动，给滇西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为建立并巩固殖民统治，日本在广大占领区对中国人民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企图培养效忠于大日本帝国的“顺民”，并制造日中亲善合作的假象，以达到彻底奴役中国的险恶目的。滇西重镇保山是云南省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自古文化教育发达，中小学教育基本普及，保山也成为向云南边疆地区输出教育文化的核心区。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保山、施甸实施轰炸和占领腾冲、龙陵两县后，毁坏了上千所学校和寺院，使大批儿童失去就学机会，导致滇西国民素质下降。日本的侵略战争摧毁了滇西上千年的文化积淀，影响了滇西战后几十年文化教育的发展。在战后的开发中，由于日军在轰炸、烧杀中毁坏了大批学校，滇西的教育基础设施基本归零，一切不得不从头开始，给滇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不利影响。鸦片是国际公约明文规定严禁滥用的麻醉品。日本政府作为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却在中国各个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既违反了国际公约，也破坏了中国的禁烟禁毒法令。这种毒化政策，是由日本国家决策机关专门讨论制订的，是由其分支机构和占领军共同负责实施的，因此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犯罪行为。至于日军肆意侮辱、践踏滇西民众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的种种倒行逆施，也从侧面反映了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虚妄和伪诈。
(1) 小沢有作「日本植民地教育への視点」、『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学〈第5巻〉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書店、1962年、336—337頁。
(2) 田苏苏主编：《日军镜头中的侵华战争：日军、随军记者未公开影像资料集》，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页。
(3)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页。
(4) 《敌伪纪要·第四十五号（1942年11月30日）》，“外交部亚东司”1942年编印，第100—101页。
(5) 小沢有作「日本植民地教育への視点」、『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学〈第5巻〉日本近代教育史』、336—337頁。
(6) 《腾龙边区沦陷后的敌情报告》（1943年1—12月），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14集，第195页。
(7) 《李国清转报怒江沿岸情报呈》（1944年3月30日—4月20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509页。
(8) 《腾冲县政府七月中旬敌情旬报表》（1943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88。
(9)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10) 《日军攻占腾冲后筹备伪中学的文件》，保山市档案馆藏，BS/M3/A/04/742/44，第138页。
(11) 《日军攻占腾冲后筹备伪中学的文件》，保山市档案馆藏，BS/M3/A/04/742/44，第145页。
(12) 《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云南省龙陵县政协委员会2004年编印，第21页。
(13) 张国龙：《在侵华日军铁蹄下的日子——镇安沦陷区回忆》，《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云南省龙陵县政协委员会2004年编印，第179页。
(14) 興竜会編集委員会『ああビルマ公路——ビルマ従軍』、319頁。
(15) 興竜会編集委員会『ああビルマ公路——ビルマ従軍』、186頁。
(16) 方向红：《二拱山日军药品仓库被盗始末》，潞西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潞西县文史资料》第2辑，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1931—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
(18) 江春昊：《梁河沦陷前后》，德宏州政协文史委编：《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47页。
(19) 李家贤：《抗战时期的腾冲教育》，冯楠主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黔欣印刷厂1994年印，第18页。
(20) 《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云南省龙陵县政协委员会2002年编印，第19页。
(21) 潞西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潞西市文史资料》第3辑，第138页。
(22) 杨杞：《侵华日军对中国图书的浩劫》，《文史杂志》1995年第4期，第14页。
(23) 《云南省政府为查核办理龙陵县图书损失赔偿事训令》（1945年1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533页。
(24) 《腾冲县政府填报抗战期间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财产损失调查表统计呈》（1945年11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2/4/559/210。
(25) 郑千：《李根源诗稿〈凤里杂咏〉》，《云南日报》，2015年5月10日，第1版。
(26) 『軍政指導方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029700、南方軍作戦関係資料綴 昭16.11.25—18.2.21/全般/南西/陸軍一般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7) 张传：《腾冲沦陷记——一份记录日军侵陷腾冲的珍贵文献》，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第476页。
(28) 原件馆藏于腾冲县图书馆，文字载于腾冲县国殇墓园管理所编：《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315页。
(29) 《战后善后工作史料选》，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8集，第223页。
(30) 《卢汉关于滇西各土司情况给民政厅的训令》（1946年3月14日），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5集，第99—101页。
(31) 常绍群：《滇西敌后军民抗战纪实》，云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32) 张传：《腾冲沦陷记——一份记录日军侵陷腾冲的珍贵文献》，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第477页。
(33)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34) 江春昊：《梁河沦陷前后》，德宏州政协文史委编：《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45页。
(35) ［日］堀场一雄著，王培岚等译：《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449页。
(36) 《云南省政府转饬拟办马明扬建议加强潞江两岸抗日宣传工作训令》（1944年4月5日），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511页。
(37) 武菁编著：《日本侵华图志》第24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
(38) 尹家令：《腾冲沦陷纪略》，腾冲县国殇墓园管理所编：《民族光辉：腾冲抗战史料钩沉》，第52页。
(39) 《盈江地区清代及民国时期部分档案史料选》，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11集，第244—245页。
(40) 在龙陵、腾冲博物馆均有日军“良民证”原件遗留，当地民间人士手中亦有保存。
(41) 《反攻时期的军情报告》（1944年1—4月），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14集，第201页。
(42) 江春昊：《梁河沦陷前后》，德宏州政协文史委编：《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44页。
(43)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44) 野明：《龙陵沦陷见闻散记》，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45)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46) 《侵占滇缅的“急先锋”——日军第56师团第146联队志》，云南省龙陵县政协委员会、云南省社科院保山分院滇西文化研究基地2019年编印，第289页。
(47) ［日］江口圭一著，宋志勇译：《日中鸦片战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48) 宋志勇、周志国编：《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政治外交编·战后审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49) 王宏斌：《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50) 曲义伟：《中国禁史》（第13—24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1页。
(51) 李家贤：《民国时期腾冲禁烟事略》，云南省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集萃》第5卷，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7页。
(52) 《腾龙边区沦陷后的敌情报告》（1943年1—12月），德宏州史志编委办公室编：《德宏史志资料》第14集，第183页。
(53)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54) 《腾冲敌情报告书》（1944年4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87/11593。
(55) 《南峤县政府转报敌人动向及鼓励种植鸦片等代电》（1943年11月2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1/7/14/229。
(56) 《云南省民政厅为遵令填报敌人在沦陷区施行毒化情形表祈核转呈》（1946年5月1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6/1/117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