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泰主义”的利用

“泛泰主义”是20世纪前半期兴起于泰国的泛民族运动，它借用语言学对汉藏语系内部语族划分的研究，将其中使用“同一语族”语言的群体，如泰国的泰人，老挝的老人，英属缅甸的掸人，英属印度阿萨姆邦的阿洪姆人，法属印度支那的侬人，越南的岱依人、泰人和中国云南的摆夷人，中国广西、贵州、湖南的僮人、布依人、水人、侗人、仡佬人、毛南人，乃至海南岛上的黎人、临高人等一律视作“泛泰民族”；有些泛泰主义者还将历史上的南诏、大理国视为泰人国家。“泛泰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将一切“泛泰主义”及其居住地“重新”纳入“泰人国家”的领土范围。 (57) 1939年泰国批汶政府上台后，一直宣称“泛泰主义”，欲将“合并一切泰族”作为政纲，“谓居住中国云南、广西、贵州、四川之泰族有一千九百五十万人，唤醒泰族人对于自身之自由独立感到需要，并从合作使泰族臻于永远繁荣之境”。 (58)

东南亚素有“文化人类学宝库”之称，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大肆“南进”，将战火燃烧至东南亚地区。这里作为世界民族分布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族群政治现象更为多元。中国与东南亚多国相邻，尤其是云南省与东南亚的老挝、越南及缅甸接壤。为了从西南方向进一步包围、裂解中国，日本利用位于中南半岛的泰国泰族（又称“傣泰民族”或“泰老民族”）与云南省傣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出其盟友泰国的“泛泰主义”主张，质疑中国统治西南、华南非汉人聚居区域的合法性，为其入侵广西、云南等地的行动寻求政治支持。可见，“日本人的大陆政策，要想吞并整个中国，暹罗人的大汰（泰）主义，也未尝不想鼓动中国境内所有的汰族。大陆政策与大汰主义，名称虽是不同，实际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是侵略的口号” (59) 。

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仅特有少数民族就有15个之多，滇西沦陷区则是云南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1942年5月，日军攻占滇西，沦陷地区恰是土司的主要辖区。滇西土司辖区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核心区域，这一地带多数居民分属傣、阿昌、彝、白、苗、哈尼、景颇、佤、怒、独龙、拉祜等30多个族群，人口有100多万，土官“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滇西土司制度 (60) 发端于元朝，明朝进一步完善。至清朝末期，清政府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将南甸（今梁河）、干崖（今盈江）、陇川、勐卯、盏达、户撒、腊撒7个土司地划归腾越州管辖；芒市、遮放、勐板3个土司地划归龙陵厅管辖，合称“腾龙十司”。 (61)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深感土司制度严重阻碍政令的推行，曾试图在德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废除土司统治。但面对根深蒂固的土司制度，国民政府束手无策，遂在德宏各土司辖境内设立弹压委员、行政委员、设治局等机构。然而，所有政令不通过土司根本无法推行。至滇西沦陷前，土司机构与国民党行政机构一直同时存在，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滇西各土司中，南甸土司辖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号称“十司领袖”；而干崖土司因第23任干崖土司刀安仁加入同盟会并参与发动腾越起义、建立滇西军政府而影响最大。

日军攻陷缅北、滇西后，面对滇西沦陷区的复杂民族关系，他们利用滇西的主要民族傣族与泰国主体民族泰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大做文章，进一步加强“大东亚共荣”和“泛泰主义”的宣传，试图对以傣族为主体的缅北、滇西地区施加影响。在滇西占领区，日军“利用泰国人员，大做其宣传牢笼之工作，以期各司地之傣族，永为彼之附庸” (62)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畹町、勐卯（今瑞丽）后，即派留守勐卯司署属官送信给勐卯土司衎景泰，表示“皇军只杀汉人，不杀傣族人”。日军在占领滇西沦陷区近3年里，采取羁縻政策，对士兵和民众双方宣称“不杀戴包头、戴大耳环、嚼烟染牙齿、穿笼箕的，只杀‘支那’汉人” (63) ，欲借此消弭滇西沦陷区各族人民的抵抗。在怒江泸水，“敌现用种种阴谋手段鼓吹宣传，不杀傈僳与茶山等人，故多数前往投降” (64) 。侵华日军为了使侵略行为“合法性”，更是大量散发反动传单，其目的是奴化占领区人民，打击抵抗的军民士气。日军攻陷腾冲城10天后就发出布告，内容为“大日本皇军之来华，乃为解决‘支那’痛苦，殊不知蒋政权脑筋糊涂，不明事体，竟至勾引白种人，欺辱同种，故皇军作战目标乃为消灭蒋政权之个人军队，驱逐白种人在远东势力，完整我亚洲黄人之固有土地和利益，完成日支亲善，实现东亚自由平等，望一般人们速返家庭，各安生理……” (65) 此为日军在滇西沦陷区进行欺骗宣传的前奏。据1944年《新华日报》报道：“腾冲敌军去年（1943年）十一月间窜占界头后，就在那里开设伪维持会，派汉奸四出监视我同胞活动，勒令各乡保张运送粮食供其食用，并且召开所谓民众代表大会，大量散发荒谬传单，汉奸报等，以图欺骗沦陷区民众，供其利用。”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