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颁“良民证”
日本在滇西沦陷区的侵略活动，除了有军事占领、残酷镇压、资源掠夺，还包括利用守备队、宪兵、特务以及基层汉奸组织等进行欺骗宣传、奴化训练，并通过发放所谓“良民证”，对滇西民众进行人身与精神控制，妄图使滇西人民在思想意识上顺从于日本大帝国，从而变为日军的忠顺奴仆。伴随强制发放“良民证”，日军又对滇西民众采取怀柔政策，恩威并施，以期达到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
（一） “良民证”的制颁
“良民证”是日军侵华期间，为“避免社会流民、所谓匪盗及抗战人士等对日军活动的破坏和干扰，确保占领区的安全，并用于表示占领区人民对‘大日本帝国’效忠的一种身份证明证件，也称‘身份证明书’，15岁以上的人均需领取” (37) 。“良民证”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百姓的一种居民身份管理。为了进行占领和巩固统治，日军在滇西沦陷区大力实行“良民证”管理。他们先对一定区域的民众实行严格审查，给符合要求者发放“良民证”。此证既是持有人的身份证，又是外出的通行证。日军规定居民出门必须携带“良民证”，以便随时接受盘问和审查，以致滇西百姓“有良民证者，方得行走；不愿起良民证者，只得蜗居蠖曲” (38) 。
日军在腾冲制颁“良民证”有一系列程序。首先是对常住居民进行全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确认“良民”，发给“良民证”。其次要求随身携带，且将领取“良民证”的居民年龄提前至12岁。这些都可见其对滇西社会控制之深。
日军于1943年在腾冲发布的第二号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第二号 一月十八日 户口调查命令
一、 各保长须将住民之户口，各户之户主姓名，家族之人员，逐一调查登记于渊查簿上；
二、 各户主须将家族内各人员之出生年月、结婚死亡或长期旅行等所产生之移动，即向保长报告；
三、 保长根据前项报告，即以之记载于户口调查簿上，使其移动得其明隙；
四、 保长根据户口调查之结果，且确认为良民后，报告于行政班长，受领由警备队长发行之“良民证”，以之交于户主本人；
五、 满十二岁以上之男子，须带携前项发给之“良民证”。此项证书不准贷与他人或卖与他人。
附 则
一、 本命令于昭和十八年三月一日施行；
二、 凡调查户口不努力，或不报告家族之移动者，户主本人及保长甲长，均受连坐必罚；
三、 凡不携带“良民证”者，禁止往来各乡镇，且追放出境。
腾越日本军司令官（章） (39)
观察滇西现存原日军所制“良民证”的原件，其内容如下：
图4.1 现存日军在滇西沦陷区颁布的“良民证” (40)
这张日军在龙陵制颁的“良民证”透露出三项非常重要的信息：被迫领取“良民证”的龙陵当地民众的基本身份信息（年龄仅12岁）；投靠日本人且充当日军在龙陵“代言人”的信息（龙陵人张岁春）；“良民证”的制颁者及其所属机关（以拉孟警备队人员为主体的“行政班”）的信息。
在腾冲界头，日军规定民众向“维持会”领取“良民证”，不领者，以国军论罪。 (41) 据领到过日军“良民证”的民众口述：“（日军）派出几个组分头到各村去登记居民户口，每组约10—12人。他们对妇女不太注意，对男人就不同了。填发良民证时，要仔细端详，把特征记下来，并要按手印，然后把一张比巴掌大的道林纸良民证发给他，规定出门到外地一定要随身带着。如果外出不带良民证，抓着就要关起来，没有人来保，就会被当作游击队——枪毙。” (42)
敌人已占据之区域，如城镇守备地方之交通大路，准许人民通过。而有哨兵守卫者，凡人民经过时，不论男女老幼，均须向哨兵行一脱帽鞠躬礼，否则不准通过。其奴视我人民如此。但行礼须随便普通，若照操场上之立正姿势及室内行礼之规定、礼貌，则彼又认其人为曾受过军事之训练，必以拘禁拷打。 (43)
1942年5月，日军师团长坂口静夫到达龙陵，住在观音寺脚段家。小田国夫的宪兵队驻在临街的关帝庙，此时街道附近已没有人。日军把街下（今白塔）划作难民村，将疏散到城边附近孙家寨、麻林坡等地的人都赶回来，让他们集中住在一处，以便管理。宪兵队按人数发给“良民证”，并供应大米和食盐。三甲姜家塘、下坪、上路等村未走的人也发给“良民证”。当时食盐缺乏，敌人便利用盐局里的大批存盐收买民心。他们指定难民村黄召基、姚老三、张朝品、姚希忠做代表，每天率领民夫去打扫清洁住屋，把布匹、棉纱等物资集中在一处；如果是金银等贵重东西，便由卡拉人上车运走。因为当时物资充足，取拿不完，日军把不需要的东西赏赐给代表，或叫他们自行拿取。据说，有人从“茂恒号”拿过1架鹿茸。后来黄召基、姚老三都发了财，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得了不义之财。 (44)
（二） 小恩小惠，笼络民心
日军除了杀戮、镇压沦陷区民众，还施展其欺骗、收买伎俩，在滇西沦陷区开办日文培训班，放日本电影，宣扬日本的“强大”。有时还卖点比较稀缺的盐巴给少数民族，以收买人心。他们在山区宣抚班送糖给当地孩童，拜会绅士，宣传“同文同种”“日中提携”“大东亚共荣”等，并收买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充当汉奸。在日军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游击队内部出现了叛徒。
敌军自行政部长田岛到后，乃一变政治方针，进用怀柔政策之攻心手段，彼于查获陷区与我军政府秘联络通讯来往报告敌情之乡镇保甲、士绅、民众，仅以管押、拷打，毒化、告诫而不杀戮。盖以恩威并进，欲使其真心归顺，不敢再与我方联络及应用耳。又，对每一沦陷地方之绅商富户、硕儒先生及赋闲家居或隐避乡村之文武军政人员，每有所闻，该田岛彻亲自前往拜会，慰以甘言，送以厚礼，银钱、花纱、布匹等物。并以国票分给难民，饬令回家。有识者，则闻听此手段，深恐有辱清白声名，避之唯恐不及云。被俘官军，田岛到后，亦少杀戮，并给衣物、钱米、手枪，随军听用。其良心不死者，趁便逃脱，亦所在有之；而甘心降附，听其驱使者，亦不无其人。 (45)
1943年，日军部队转入了警备态势，宣抚工作也进入了状态。据日军第56师团第146联队第1机关枪中队士兵辻胜己回忆：“我们虽然在司令部的驻地芒市，但是这之前每天都有作战任务，可谓在此洒满了血汗。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里有一个土司叫龚正，毕业于日本大学，很配合宣抚工作，物资逐渐被征集了起来。” (46) 由此可见，日军宣抚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更有效地控制占领地，这与其“给养就地征发”的本质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