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9年生态环境类案件分析
1950～1979年，新中国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过程，从成立之初到50年代末，属于我国全面恢复生产和社会大发展时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一段时期，人们都在集中进行大生产，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并不严重。在“三江源”地区，虽然当时的司法环境条件不成熟，但在党的政策引导下，农牧民展开防灾建设，自觉树立起保护环境的意识，适时调整生产方式开展农牧业生产。1958～1978年属于人民公社化时期，掀起“大炼钢铁”“以粮为纲”的“群众运动”，盲目追求经济建设“大跃进”，使得国家自然资源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的破坏。在“三江源”地区，生产建设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曾提出口号“要把粮仓建立在巴颜克拉山上”，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1966～1976年，我国法制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法律法规未能够得到正确实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对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更谈不上司法治理。
（一）环境类案件受理情况
1950～1979年，根据整理的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海西州4个州的案件档案材料，人民法院受理生态环境类案件计14件，全部为刑事案件，并且主要以林木保护为主。上述14件案件主要集中在1953～1957年。在司法机关遭到破坏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充分发挥司法保障的作用，故可收集到的案例较少（见图1）。
图1 1950～1979年生态环境类案件比较
（二）典型案例
1.案例（刑事）
案号：（1953）都法刑字第17号
案由：焚烧森林
审级：一审
审判机关：都兰县人民法院
原告：都兰林业站
被告：刘某某，男，50岁
董某某，男，34岁
赵某某，男，25岁
1953年4月8日，刘某某等三人到黑错山腦砍柴搞副业，烧茶燃火，因风吹火起，未能扑灭，烧损山林，又因害怕不敢报警，致使火烧3个小时，共烧去草山12亩、林区14亩，烧死和树皮烧黄的大小树共89棵，致国家财产遭受很大损失。该树木系原始森林，新林不易成长，而森林有益于农业，更能调节气候，故应特加保护，政府也曾再三宣传教育，每人都有护林养林的责任，但被告明知风大草多又靠近林木，容易引发火灾而毫不警惕，大胆引火烧茶，酿成火灾后也不报告人民政府，装作无事，玩弄政府法令，根据《青海省森林保护暂行办法》第8条、第12条第2款本应严惩，但为了照顾春耕生产及被告尚能认识错误，有悔改诚意，给予从轻处理，故判决：被告刘某某、董某某、赵某某各罚九十万元人民币，限两个月内交政府林业站以作国家财产损失之补偿，并在群众会上当众检讨自己错误，立具再不重犯。
2.案例（刑事）
案号：（1954）都法刑字第35号
案由：破坏森林(https://www.daowen.com)
审级：一审
审判机关：都兰县人民法院
原告：都兰县林业站
被告：马某某，男，20岁
1954年3月8日，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林业站报告，马某某因自用而砍伐幼树2株，当事人因破坏森林一案，全案事实业经调查研究审讯对证清白，事实再无偏差，综合在卷，判决：一、被告马某某破坏森林，当庭给予训诫处分；二、被告马某某破坏幼树2株，罚其于1954年即时补栽幼树30株。
（三）特点分析
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该阶段经历了比较波折的时期。“三江源”地区农牧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恢复生产，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历史原因，包括法制的不健全，法治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等，造成了环境破坏，主要表现在对森林的焚烧、砍伐方面。由于当地基本上没有工业生产，因而极少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1.法制不健全，未能形成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该阶段颁布出台的法律法规的主要亮点是将环境保护写入了《宪法》，提出了环境保护，也为后期环境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见表5）。但随后的一段时期内，只有部委针对特定的矿产、水域作了简单的禁止性规定，具有局限性，并且在恢复生产工作中，很多规定都没有付诸实践。在这一阶段，由于波动的社会现状，立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发展比较缓慢，没能形成系统性的环境立法体系，并且司法机关受到重创，立法与司法在这一阶段均受到影响。
表5 1950～1979年环境保护类规定
2.初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该14件案件中，有6件案件的当事人是为了做燃料自用，有7件案件的当事人是进行盗卖，有1件案件是引起大火导致林木、草场焚烧。当地牧民砍伐林木是烧柴自用，人民法院对6件案件被告人进行了训诫、教育、补种、罚金等形式的处罚，既让被告人深刻检讨，认识错误，又对林木进行补种修复，交纳罚金，起到了教育感化的作用。而对于盗卖林木的被告人给予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有期徒刑惩罚。政府在当时颁布禁止砍伐林木的法令，而被告人置法律于不顾，以身试法，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地方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充分考虑到特定背景下的生产发展以及政府法令，针对不同性质的犯罪作出符合群众利益的裁判，这显示了人民法院在当时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3.人民法院做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由于这一期间主要以发展生产为主，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人民法院在对环境破坏案件进行裁判时，会考虑劳动力要投入耕作等因素进行裁量，例如典型案例1中“为了照顾春耕生产及被告等尚能认识错误，有悔改诚意，给予从轻处理”，这是人民法院根据当时的发展背景，在法律与道德层面做出的综合认定，既惩戒了当事人，又对当时恢复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人民法院的裁判体现环境修复理念
该阶段的案件主要是以地方林业局作为原告，以破坏林木的嫌疑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进行审查认定并作出裁判，程序较为简单。典型案例2中，对于马某某破坏林木的行为，人民法院在1954年作出了训诫处分，并罚其即时补栽幼树30株的判决，在惩罚被告人行为的同时，对于修复自然环境有着明确的引导作用，这充分显示了当时人民法院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理念，即打击违法行为，又重视生态修复，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5.地区间诉讼主体存在差别，权责不明晰
1953～1959年，格尔木市（原噶尔穆临时法庭）与都兰县（原都兰自治区人民法院）两个地区审理的14件案件中，都兰县林业站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有9件，海西藏蒙哈萨克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噶尔穆人民检察院、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公安处对5件案件提起公诉、控诉。不规范的诉讼主体体现了当时法治的不健全，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区分不明显。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法院最终裁判力的威信，另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案件进行审查，在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年代，人民法院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