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香港
1934年，王为一经组织安排，为避国民党通缉，拿着“剧联”领导司徒慧敏写的介绍信，乘船到香港，进入苏怡主持的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工作，1935年秋返回上海。
王为一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一家电影院的经理，他认识国民党的一个特务，这特务手上有张通缉令，要抓两个共产党人，其中一人就是王为一。那特务了解到王为一是那个经理的朋友的儿子，便让那经理向王为一父亲通了消息，想拿这件事作个交易。那经理就约王为一父亲见了那个特务，也出示了那张通缉令。王为一父亲经那个经理的暗示，向那特务表示此事务请帮忙，放孩子一条生路。那特务表示看在那位经理的面子上，事情好商量。特务走后，王为一父亲跟经理商量，要多少钱才能买下那张通缉令？那经理说，那家伙已经打听过你的身价，而且还知道你最近就要嫁女儿，我看，至少得花个三五千块钱才讲得成。
王为一父亲回家对王为一说了这情况，愁眉不展。王为一告诉父亲：“我已经把这情况告诉了朋友（事实上已经告诉了剧联组织），朋友说，现在香港一家影片公司需要人，假若我愿意，可以去香港避一避，父亲你就容易对付那个特务了。”王为一父亲表示这办法可行。王为一又说，朋友认为，那张通缉令既然是抓两个人，那另一个人又是谁？知道了那个人是谁，就知道是受谁的牵连了，我的问题就清楚了。父亲能不能再去看一下那张通缉令，记住那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王为一父亲就又通过那个经理找到了那个特务，要再看看那张通缉令。特务笑着把那张通缉令拿给王为一父亲看，并说：“这玩意儿不可能作假的。”王为一父亲解释说：“不是不相信这张通缉令，我儿子说他不是共产党，他想知道那个人他认不认识，怕是受那个人的牵连。”特务说：“那你就看清楚了。”王为一父亲又看了一眼那个人的名字。
王为一父亲回家对王为一说了那个人的姓名，叫田某某，是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的。王为一表示并不认识这个人，但王为一马上设法告诉了徐韬，要他立刻转告组织。第二天徐韬告诉王为一，组织已马上派人去通知那个姓田的，让他赶快躲避。但是迟了，那个人前一两天就已经被抓走了。
组织上要王为一尽快决定去不去香港。王为一考虑到就算父亲花一大笔钱买下这张通缉令，但还是得东藏西躲，不能公开从事一切活动，去了香港，至少行动自由了，有没有发展前途，去了那边再看情况。于是，王为一和徐韬、赵丹商量，认为目前敌人很嚣张，还是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比较妥当。作了这样的决定，王为一父亲在对付那个特务时，也策略地、讨价还价地拖延着。
王为一父亲正忙着女儿结婚的事，王为一也在做离开上海的准备，去电通影片公司找司徒慧敏（剧联领导之一），由他出面写介绍信给香港全球电影公司苏怡导演。司徒慧敏告诉王为一，苏怡是我们的同志，有事可以找他谈谈，又告诉王为一到了香港怎么找到全球公司。
妹妹举行婚礼的那天，王为一也邀了赵丹、徐韬几个好朋友来喝喜酒。他相信那个特务一定也会悄悄地来侦察。其实王为一已托朋友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行李也在白天托人送上船了。当晚12点就要起航离沪，因此他神态非常轻松，和亲友们谈笑自若。到了晚上十时左右，宾客散尽，就剩家里的亲人们围着王为一，流露着惜别之情。王为一对父亲说：“我要走了。”父亲应了一声，从账台上取了50个银元给他，说：“到了那边，一上岸就得花钱，这里的钞票那边不好使，银元大概可以用。一切要小心！”姐弟们想送王为一一程，但被父亲阻止了。王为一看到大厅满地都是散落的花朵，随手拾起一枝鲜红的大丽花向全家人挥动告别，离开了一小时前曾是非常热闹的妹妹的结婚厅堂，走上了静寂的马路。
一艘大约3000吨吨位的货轮就停泊在黄浦江海关大楼附近。王为一直到上了船，坐进舱房，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怕特务突然知道，要追到这儿来。
王为一望得见海关的大钟，它会按时响起钟声，上海相当大的范围内可以时时听到它的钟声。这时离12点还差10分钟，船是12点整起航。王为一眼望着那长针慢慢地向已经在12点上的短针靠近，心想，要大钟到12点响起，轮船起航，自己才算脱离了危险。王为一两眼直盯着这海关大钟，具体地说是盯着那支长针，盯着它慢慢向那短针靠拢。当长短针一起叠在12点上时，大钟就响起那最完整的一组乐曲，接着，王为一一下一下地数着它敲了12下钟声……心情十分复杂：“我出生在上海，活到今天20岁刚出头，就成了一个革命‘亡命之徒’，要离开我为之战斗的我的故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今天这么零距离地看着这海关大钟，听着这洪亮又美妙的——而实质是帝国主义侵占上海的象征物的海关的钟声。”
钟声响过，轮船接着就鸣起沉重的汽笛声，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移动了，王为一顿时觉得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这下可脱离特务的魔爪了。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完全脱离了险境，因为眼下还是在黄浦江上，万一特务发现了，还是有办法把他从船上抓回去的。王为一警惕地注意江面上有无汽艇追上来。直到快天亮的时候，轮船驶出吴淞口了，他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倒在床铺上安然入睡。
轮船终于到了香港。船靠码头时正是晚饭的时候，但船上已经不开饭了。一个老员工知道王为一初到香港，晚上上岸找人不方便，就让他上岸去吃晚饭，仍回到船上来睡觉，到第二天早晨离船也行。王为一走出舱房，望见香港的港口比较昏暗，岸上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他把那枝从上海带来的有些枯萎的大丽花扔在海里，让它随着海浪沉浮……
王为一要去的全球影片公司，位于离香港市中心尚有约二十里地的一个小渔港，叫香港仔。王为一在那里找到苏怡。苏怡看了司徒慧敏给他的信，对王为一表示欢迎，说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新片马师曾主演的《野花香》即将开拍，并介绍了录音师任冰给王为一认识。任冰也是从上海来的年轻人，很热情，帮王为一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问题。几天的交谈，使王为一了解了香港的一些情况。
◎ 1935年王为一（右一）与同事在香港全球影片公司门口合影
首先是电影，大都粗制滥造，七八天拍一部片的有的是，不求质量，但求观众看了能哄堂大笑，或者赚小姐们几滴眼泪，或者让那些好色之徒能够得到感官的享受。反正，香港的制片商，目的就是骗观众的钱，其他一概不考虑，与上海有些小公司的制片目的是差不多的。香港有个很出名的“云吞导演”，他是给著名的粤剧大演员薛觉先拍戏的，原是薛觉先戏班里的一个演员，很聪明。电影导演那一套手艺他都学会了，薛觉先拍戏就要他当导演，薛觉先想怎么拍，他都唯命是从。有次拍薛觉先大段唱词，声带先已录好，现场就由演员一面做着戏一面听着声带假唱。这段唱词有一本胶片那么长，拍这场戏，导演先请演员走走位，摄影师摆了全景的角度。正式拍摄时，导演喊一声：“Camera！”（开机），机器一转动，这位导演就离开机位，跑到摄影场外的云吞担上吃一碗云吞，再回到机前，那镜头正好拍完，导演喊了声：“Cut！”（停机），这个长镜头就完成了。这事传为摄影场上的笑话，因此大家就叫这位导演“云吞导演”。这位“云吞导演”可以说是当年香港粤语电影的典型。香港有两三个小具规模的摄影棚，除自己拍片外，经常有租借业务。当时的电影界还盛行的一种皮包公司，经理人整天拎着一个皮包，公司一切业务，包括演员和工作人员等的一切合同、账目开支及办公用品，都装在皮包内。简言之，这个皮包就是他的公司，他可以省去注册开办一家公司的开支。一部片子拍完结束，他的皮包公司也“关门大吉”，没有一点包袱。拍戏赚了钱，请合作者吃一餐，下次拍戏再合作。有的演员或技师同时接几部戏，下午赶一场，晚上再赶一场，一天两三个影场奔走，忙得不亦乐乎。剧本怕互相抄袭，只有导演一人手上有剧本，大家到了现场听导演宣布今天拍什么戏，演员的戏和词儿也是当场交代。制片商们认为拍部戏并不难，就是能卖钱的剧本难找，于是粤语电影界明抢暗偷的风气很严重。全球影片公司的制片态度比较严肃，有拍马师曾和谭兰卿合演的《野花香》，这是马师曾刚演过的舞台戏，是根据前不久这儿上映的外国电影《蓝天使》改编的。另外有一部由一位姓关的美国返港华侨导演的故事片《不堪回首》，写寡妇守节的封建题材的，由刚从上海来的陈波儿演那个守节的寡妇。王为一当时并不认识陈波儿，但知道她是最早的剧联成员，参加过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最早的艺术剧社，并演过许多戏的主角。知道她也在这公司，王为一非常高兴，能在香港认识一个剧联老同志，可以有共同语言交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