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冤狱
1939年8月，王为一、赵丹通过邹韬奋、茅盾等人与新疆最高当权者盛世才联系，并得到盛世才同意后，王为一和赵丹、徐韬、朱今明、易烈等人带着家属远赴新疆，希望通过在新疆工作，然后派去苏联进莫斯科艺术剧院，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理论，以期回国后建立中国的戏剧表演体系，创办中国的艺术剧院，实现他们多年从事进步戏剧运动的最大的梦想。不料却遭到盛世才的迫害，入狱四年。后得周恩来组织多方营救，于1945年2月出狱。
王为一在晚年回忆中说：“当时我们几个人得以留住性命，主要是在我们被捕的消息传到内地后，周总理在重庆发动了文艺界著名人士联名写信给盛世才要求释放我们，同时还动员朋友们写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引起社会的关注。延安文艺界也联名写信给盛世才，盛可能就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把我们几个留下再说。到底他把我们关押了近五年的目的何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在1939年炎热的夏天里，王为一和妻子俞佩珊（演员）、赵丹和妻子叶露茜（演员）、徐韬和妻子程婉芬（音乐老师）、朱今明和妻子陈瑛（演员）、易烈（上海音乐人），加上赵丹一岁的儿子苗子共十人，在重庆搭长途汽车先到兰州。然后妇儿们转搭苏联运输机先去了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王为一等人带着行李、舞台用具等物，转搭运输卡车，西出嘉峪关，进入星星峡。当他们高兴地欢呼终于到了向往的新疆时，其实他们已经踏进了新疆这座大监狱的铁门了。
到了新疆，他们才知道新疆的政治情况复杂，来前抱的一切希望和幻想顿时破灭，只好依照茅盾的意见，作个两年计划，在茅盾主持的文化协会下，成立个实验剧团。他们设想，两年期间，可以培养出一个剧团的各种人员，能够独立演出，也算完成了计划，可以提出回去了。
1939年9月，王为一在新疆迪化参演抗日话剧《战斗》。
1939年10月初，王为一与赵丹、徐韬等人在新疆参与成立新疆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新疆实验剧团，王为一任演出部主任。实验剧团在新疆招收学员，王为一又担任编剧指导老师。
1940年1月，新疆实验剧团演出了大型话剧《故乡》，并排练了尤竞（于伶）的多幕剧《夜光杯》。
1940年4月，赵丹、徐韬、于村、朱今明、易烈、王为一等集体创作了四幕报告剧《新新疆万岁》，由新疆实验剧团演出。9月，新疆实验剧团为纪念“九一八”，演出独幕剧《顺民》《后一计》《血祭九一八》等；11月，演出了阳翰笙的三幕剧《前夜》；1941年1月，公演了多幕剧《古城的怒吼》。
◎ 1939年的王为一
1940年6月，茅盾离开新疆后到了兰州转道西安，再搭朱德部队的车队到延安去了。在盛世才得知茅盾到达延安的消息当天，赵丹和徐韬突然在深夜被抓走，家里的书籍、照片和纸张也被仔细地搜查。天亮后，王为一和朱今明、易烈商议，决定联名写信给盛世才，说明来新疆的目的是纯正和一致的，要求释放赵、徐，以利于工作。数日后，督办公署以盛世才的名义复信，说赵、徐两人正在审讯中，望你们安心工作。王为一等无奈，只好继续排练和演出。一天一天过去，赵、徐杳无音讯。
不久，新疆财政厅厅长毛泽民和教育厅长李一鸣派人通知王为一和朱今明去开会。会上表示要在新疆开办电影事业，要王为一他们主持这项工作，先从新闻纪录片开始，以后再拍故事片。具体工作由教育厅领导，财政厅出资筹建，要王为一他们即列出器材单子，好向苏联订购。王为一等人听了很高兴，认为新疆当局对他们还是信任的，否则不会托付他们办电影。于是他们一面进行设计工作，同教育厅干部去郊外察看建厂地址，一面再写信给盛世才，说赵、徐两人更熟悉电影业务，希望早日释放他们，共同来搞好新疆电影。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在距赵丹、徐韬被捕八个月后的一个黄昏，王为一、朱今明和易烈吃过晚饭正准备去剧场演出，警务处来电话，要他们三人即去警务处。他们初以为是去那里接赵丹、徐韬回家。谁知走到警务处，在传达室坐了一会，从里面出来一个人，笑嘻嘻地请他们上一辆小汽车，在大街小巷七拐八弯，就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1941年2月，王为一在新疆入狱。在监狱里，王为一日夜思念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她们母子俩将如何熬受痛苦啊？有一天，监狱员要他头上蒙件外衣（监狱规矩，犯人外出都要蒙上头，不给外人看见），坐上小马车经过市区直到警务处，有人把他领到一间空房坐着。一会儿有个干部进来对王为一说，叫你来是因为你儿子病了，医生说要输血，但是他母亲得过疟疾，她的血不能用，现在要输你的血，你等着，需要你的时候会带你去医院的。王为一点点头，不便多问什么，呆呆地坐着。约一个小时后，那个干部又来说，现在不用你了，你回去吧！王为一也不便问什么。但他意识到，一定是孩子没救了才不用我了。儿子是王为一和俞佩珊到了新疆后才出生的，非常健壮。但是，现在儿子却因得不到他父亲的输血就结束了那健壮的小生命。王为一真想和妻子抱头痛哭一场，但是不能呀！王为一只能对着铁窗外的一方蓝天，祈求妻子无论怎样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在监狱四年，王为一结识了哈萨克族民歌歌手哈尔曼·阿克提。哈尔曼有个老乡在这监狱里当工犯，每天要协助监狱员把一桶饮用水送到每间囚室，他偷偷地把一个铅笔头和一些小纸条扔给哈尔曼，要哈尔曼每天写几首歌给他唱，利用厕所里一块坑板来传递纸条。哈尔曼每写了歌自己就忘情地唱起来。王为一才知道哈尔曼是哈萨克族的著名歌手，他们的歌都是自编自唱的。王为一请哈尔曼把哈萨克族有趣的游牧生活用诗歌形式写下来，然后用那勉强达意的汉语逐句地讲给王为一听，王为一就逐句地记下，再用诗歌形式整理出来，记在《普式庚创作集》每页的空白处。王为一出狱后在工作之余几经修改，这本题名《游牧之歌》的哈萨克诗歌集，终于在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出版社还和哈尔曼联系上，寄去稿费和20本书。王为一和他也通了几次信。
◎ 《普式庚创作集》封面
◎ 王为一在《普式庚创作集》每页的空白处记录游牧之歌
◎ 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游牧之歌》（哈尔曼·阿克提著，王为一整理）封面和扉页
1944年，当盛世才被迫调离新疆的消息传到监狱的时候，王为一从狱卒对犯人的态度大有改善的情况得到证实。王为一略知赵丹就关在离他囚室约十间的另一间囚室里。王为一趁下午放风的时机，拎着尿桶从厕所快步回到囚室门口，把尿桶一丢，就急急向前跑去，到一间囚室打开小门喊：“阿丹！”一个难友告诉他，赵丹在隔壁，并手指方向。王为一就到隔壁囚室，打开小门，见到一个站在铁窗的窗台上向院子张望的背影，看像赵丹，便大声喊：“阿丹！”那人转过身来，正是他！王为一再大喊一声：“阿丹，我是阿王！”赵丹马上跳下窗台，一边颤声喊着：“阿王！阿王！”一边向王为一跑来。一两天后，所有囚室的门也不上锁了，犯人们可以在几个大院内自由走动，王为一在隔壁院里找到了徐韬和朱今明，他们四人见面了，心里都充满了希望。而易烈因在狱中病重，据说给打了死针后，后被保释出狱，医治无效而死了。
接着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审讯团清理监狱，监狱长也换了人。监狱因大批放人，经过调整，把王为一、赵丹、徐韬和朱今明四人调在一间大囚室里。他们通过来探望的熟人，写信告诉重庆的亲友，说尚在人间，自由在望，并通过亲友设法转告他们的妻子。
经周恩来组织多方营救，1945年2月，王为一、赵丹、徐韬和朱今明在新疆获释。他们被安排在中央文化运动会新疆分会内住，被聘为这个分会的委员。这是个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机构，他们联合了学校的师生演出了阳翰笙写的除汉奸话剧《前夜》。但是，这时由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央文化运动会新疆分会主任的孙浮生，不准他们离疆。王为一他们出了监狱仍然身不由己，都很着急。王为一的妹夫在重庆电信局工作，赵丹也想到他在狱中认识的新疆电信局局长，相处很好，后来他死在狱中。于是，王为一和赵丹去电信局宿舍找到了这位电信局局长的夫人。赵丹说了他和局长在狱中的友好情况，并向夫人表示慰问。夫人很感谢他们去探望她。过了三天，赵丹和王为一再去探望她，说了现在的困境，请她帮助和重庆长途台直接通话。她说，长途电话总机的值班员和她家很熟，他值班时，你们来就是了。这样，王为一就从总机直拨到重庆的电信局，和妹夫通了话，说明了现在的处境，要他去找史东山，再由史东山去找阳翰笙。阳翰笙知情后，找了国民政府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帮忙。找他帮忙是对路的，张道藩欣然答应帮这个忙，一纸命令到新疆分会，调赵丹等四人来重庆总会工作。这样，新疆分会的主任只能唯命是从，不敢强留他们了。张道藩还通知他在新疆当警察局局长的女婿帮助解决交通问题。
1945年5月，王为一、赵丹、徐韬和朱今明终于平安回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后，他们去见张道藩表示谢意。张道藩见了只是客气地慰问了几句，并无留他们在总会工作的意思。
徐韬和赵丹代表大家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汇报他们这次去新疆遭到盛世才迫害的经过，以及被国民党释放后为争取回重庆而受到国民党种种威胁的情况，周恩来表示理解和慰问，并代表组织恢复了徐韬的党籍。次日，办事处设宴为他们四人洗尘，周恩来当时因有重要外事活动未出席，由董必武及秘书徐冰接待，作陪的有党的戏剧方面的负责人于伶。此后，在于伶的安排下，王为一等人演出了由茅盾编剧、中国艺术剧社筹划排演的话剧《清明前后》。
◎ 晚年的王为一用饱经沧桑的双手捧着当年在新疆狱中吃饭用的小木勺
六年前，这几个青年人抱着对戏剧艺术的梦想，兴致勃勃地离开重庆去新疆，却在新疆吃尽苦头。如今噩梦醒来，依旧活跃在重庆的舞台上，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1945年5月，王为一等人从新疆回到重庆时，重庆的文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第三厅”的人全体加入国民党，进步的文化人士全体从“第三厅”撤出。这时，“中制”的半壁河山已失去，从“中制”撤出来后没有饭吃，又没有其他出路，于是大家只好继续在“中制”拿工资，拖着不拍他们的影片，而跟着大伙搞话剧。王为一靠史东山说通了“中制”时任厂长，恢复了他的编导职位。“中制”即派王为一偕同摄影师去昆明炮兵部队拍摄一部美制榴弹炮的军事教学片。工作才开始不久，日本就宣告投降，“中制”即来电，要王为一和摄影师赶往湖南芷江拍摄日军代表向中国洽降签字仪式的新闻。王为一和摄影师兴奋地乘飞机前往，但会场严格规定，除了摄影师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会场。王为一只能在会场外面的广场上站着。这个用中国千百万人民生命换来的胜利的签字仪式，现在只有一墙之隔而未能亲眼目睹，王为一遗憾之至。
王为一、赵丹、徐韬、朱今明在新疆入狱两年后，他们的妻子被通知丈夫已被处死，她们怀着悲绝之心先后改嫁。王为一说：“被释放回到重庆，得知妻子们都已另嫁，我们不忍拆散他们新建的家庭，只当我们没有回来，而无奈地和妻子分别。”“我们回到重庆时，除接受影剧界朋友们的热情欢迎和慰问外，竟没有得到妻儿们的迎接。新疆这场劫难，使我们心灵感到莫大悲痛的，是让妻儿们随着我们熬受了异常的痛苦，最后还失去了她们。因此我们回到重庆是喜是悲，自己也说不清楚。”
◎ 1945年王为一在重庆的留影
王为一回重庆后，仍住张家花园65号的一间空屋，在妹妹家搭伙。不久，妹妹的一位好朋友乐陶，从乡间亲戚处返城进电信局工作，借住在王为一妹妹家。乐陶祖籍宁波，与王为一一样也在上海出生，因此两人相处得十分投契。他们在朝夕相处中互相有了解。王为一发现她性格温和，为人贤淑朴实。乐陶认为王为一虽是影剧界人，但没有圈里人的生活习气。王为一妹妹发现他们两人有意结合，便“警告”乐陶说：“很高兴你做我的二嫂，但是我二哥和他那帮朋友常干那些冒险的事，这次去新疆差点儿命都没了，你不怕将来也会遇到这种不幸的事？”乐陶笑说：“你二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等着享这后福哩！”两人笑着就把婚事定了。
1946年初，王为一与乐陶结婚。还是在重庆张家花园65号，王为一的妹妹点上一对红烛，为王为一和乐陶办了一席喜宴，邀些熟人一起喝了杯喜酒。
◎ 青年时期的乐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