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珠影
1951年8月至1952年8月，王为一奉调到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兼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现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戏剧部主任。
正当王为一等人在香港传阅香港龙马影业公司剧本的时候，事情又起变化，司马文森对王为一说：“广东省要建立电影制片厂，要香港派人去进行筹建工作。他们提出要你去，因为《珠江泪》在广东上映后影响比较大，编剧陈残云现又在省文联任重职，这都是广东建厂的号召力，现在省文联、省文委、省军区文化部都表示要投资，资金不成问题，就是广东没有懂得电影制作的人员，大家欢迎你去主持建厂工作。”王为一先是推辞，终抵不过以广东省建电影厂的重要性压倒他个人一切的理由，最后表示接受，但提出：“请求党接纳我成为一名党员，我要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去担任制片厂厂长职务，那就名正言顺了。而且根据我个人历史，我认为具有申请入党的条件。……看我师辈蔡楚生和史东山等都身在党外，而无碍忠于革命进步电影而作出重大贡献，其他如好友赵丹、郑君里等，都是剧联的老盟员，随党二十余年而仍在党外的，我也许受这些人的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称呼的影响一直置身于党外。今天党的工作要求我负起更大的责任，我再不能以党外人士自居，我要求香港党组织把我作为一个党员身份介绍到广东去。”司马文森赞成王为一的想法，向组织汇报，隔天告诉王为一，党接受你的申请，希望你写个入党申请书。王为一非常高兴地考虑如何写好入党申请书。这时广东方面提出要王为一即去广州进行筹备工作，司马文森说王为一入党问题尚待解决，广东方面表示王为一不到广州，集资和建厂事就无从着手，王为一入党事可在广州解决。于是王为一匆匆带了家眷去了广州。
王为一走陆路从香港到广州，要经过深圳。深圳的罗湖桥头是港警把关，内地这边守卫的是解放军和海关人员，一面五星红旗插在海关大楼上。那时候还不用护照及通行证过关，凡是去香港不带行李物件的，只要过关口时由港警盘问几句，你一开口证明你是广东人就放行，否则一概不准通过。从香港进内地，只能带随身物件，经海关检查，无问题的即可通过。王为一想把收音机带回广州，有朋友提醒他，收音机可接收国外和台湾的广播，一般人是不准带入内地的，你是电影导演，广东的干部差不多都看过《珠江泪》，你在皮箱里最好把《珠江泪》的剧本放在醒目的地方，本子上写上你的名字，最好还有一两张剧照，海关人员检查你的行李时就知道你是《珠江泪》的导演，是左派的，一定可以放行。王为一照朋友说的办法做了。过罗湖海关时，检查员一见到他的收音机就摇头，“这个不能带”。王为一不作声，检查员就打开皮箱，里面的《珠江泪》剧本引起他的注意，他用手略微翻一下，然后看着王为一，指着“导演王为一”几个字问，你就是导演？王为一轻轻点下头，顺手从箱中拿起几张剧照，一张是他跟演员讲戏的工作照，检查员感兴趣地看了一下说，这个戏不错，我们都看了，说罢就顺手用粉笔在收音机和皮箱上打了个勾，放在检查台上，顺利通过了。这样，王为一一家顺利地过了罗湖关，踏上解放了的祖国大地，再乘上火车奔向广州。到广州时，王为一受到欧阳山、陈残云为首的文联许多同志的欢迎。
当时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由广东省文联负责领导工作，并由省文联、省财委和省军区文化部各投资三亿元（旧币）。王为一考虑后写了个单子提出来：
一，要有一块建厂的空地，大约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包括可建一中一小两个摄影棚（先建一个，另一个以后需要发展时再建）。
二，一个小型的洗印车间，包括晒片架等。
三，一块可供搭外景用的场地。
四，一间布景预制车间，服装、道具车间等。
五，还有简易的办公室和宿舍、厨房等。
同时王为一建议先成立个筹备处，再添一两个人做协助工作。
广东省文联在广州市南方戏院旁边的九曜园里设立了制片厂的筹备处，派了人民剧团的斯蒙来当秘书协助王为一工作，开始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名义对外活动。他们通过市土地局的介绍，最后找到了适合建厂的地方，那是当时市区边缘地段，中山医学院相邻的一个土岗，叫马棚岗，靠近中山一路，交通方便而闹中取静，不碍拍戏工作，在那儿在建个小型制片厂的地方是够用了。该地尚有一栋居民小楼，屋主已搬走，经与土地局申请，批准后马棚岗及现有的旧楼都归制片厂使用。
◎ 王为一在广州马棚岗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办公室
王为一等人和建筑师商量，建一座实用而又省钱的简易摄影棚，把化装、道具和服装等工作间都附设在摄影棚建筑中，这样又省钱，又利于工作。至于洗印车间，也是利用该地的几间旧房，根据何迅之、陈庆琪两位技师的设计改建成手工操作的洗印车间。王为一等人还请来自香港的摄影师罗君雄和录音师李学华两位到广州研究摄影和录音器材的问题。结果商定摄影机就用上影厂仿制的国产品，质量还可以，价钱也便宜多了。录音机就由李学华在香港用质量好的零件来装配，价钱可省一大半，装好了再运来广州。为定制摄影机，王为一亲自拿着一亿元现金（旧币）到上海交给了上影厂厂长于伶，签了收据，就告辞离沪，回到广州。
广州的摄影棚已经搭起来了，陈残云也在创作他的电影剧本了，广东省文联又调了几个文艺学院的学生来厂工作，洗印车间的洗印器材也开始制作了。上海也有些小厂要把照明器材转让给他们，派人来联系。总之一切都在正常进行的时候，忽然欧阳山告诉王为一，北京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来指示，大意是说北京对全国的电影事业有新的布局，各省都不要建厂。现在省里正在和北京研究商量，暂不向大家宣布，有些活儿可以暂缓进行，等待省里作出决定。
一个星期后，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艺委会副主任陈波儿突然来到广州，主要是为了向广东省领导说明要珠影厂停办的原因。陈波儿歉意地对王为一说：“珠影停办。”
根据关于珠影停办的原则，要把各股东投资的资金全部归还股东，不使各股东受损失，其次是妥善安排人员的调动问题。
资金归还股东一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简易摄影棚已基本建起，洗印车间的设备也初步完成，摄影机已定制，还包括几个月的开支等等，已花去资金约三亿多（旧币）。王为一正愁如何变还资金，退还股东，在和斯蒙等人商量中。
◎ 王为一和大女儿王笛在广州马棚岗的珠江电影制片厂
这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广东省文联要王为一去开会，文联下属各单位负责人成立了“打虎队”，要负责把自己单位的“老虎”揪出来，王为一也算打虎队的成员之一，要回去把账查清楚，有贪污的一定要揪出来。忽然有一天，广东省文联通知王为一，叫他不参加打虎队，专门负责珠影厂的结束工作。王为一心想：“这就是叫我不参与打虎队领导工作，难道我也成了被打的对象？在建厂中我经手的钱只有一次，就是去上海交订购摄影机的一亿元（旧币），这件事我虽然是清白的，但又怕打虎队为造声势，借此先把我当老虎打。”王为一为此很是担忧。“三反”运动过后，了解内幕的人告诉王为一，打虎队到上海找了订制摄影机的工厂厂长，据那厂长讲：“王为一是由吴蔚云摄影师介绍来订制摄影机的，事先就谈好了摄影机的价钱是一亿元（旧币），王为一就带了一亿元（旧币）来，是吴蔚云陪同来的，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我倒了一杯茶给他，他也没喝。我告诉他，我们在仿造中作了几处修改，使用起来更方便些。王为一听了很赞同，就取出一亿元（旧币）现钞给我，我点了点数就写了一张收据给他。”后来他们又找了上影厂厂长和吴蔚云了解，情况都一样，这说明王为一在这次用一笔巨款去上海订购摄影机的事上没有一点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珠影厂为归还股金问题正束手无策时，忽然北京来了一位青年军官。他是听说珠影要关厂，特地赶来的，因为解放军要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他是副厂长胡介民，他们现在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听说珠影厂要停办，特地来广州了解情况，问是否有什么物资器材可转让给他们？王为一感叹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解放军办事真痛快，珠影要归还投资者的股金，尚欠多少由他们补上，不使王为一他们为难。这里的物资，他们能搬走的全要，洗印车间木制工具都拆了，运到北京去重新装置。所有的桌椅等全都运去北京。关于技术人员，他们真是求之不得，要了从香港来的美工助理王玮和照明罗逸和、助理李文、置景李坤等以及广州的洗印技师何迅之、陈庆琪等。
王玮是王为一的大弟弟，从香港来参加“珠影”筹建工作，珠影停建后转“八一”厂担任美工师，参加筹建工作，后担任《黑山阻击战》《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电影的美工，电影《南海潮》的字幕即出自他手。
八一厂也希望王为一能去工作，王为一说我不熟悉部队生活，当导演是不合适的，谢绝了。这时，王为一写信给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要求去北京工作，获得同意。这样，整个珠影厂人员和器材都有了去处，投资单位都收回了股金，王为一戏笑说，真是所谓“关门大吉”。